白红义 |《报道肯尼迪之死》说了什么

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雷蒙德·威廉斯教授和媒体风险研究中心主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从文化维度对新闻和新闻业展开研究。过去两年，泽利泽已有三本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分别是《想象未来的新闻业》、《严肃对待新闻》和《为了忘却的记忆》，这一系列著作的引进将有助于国内读者加深对这位当代重量级的美国新闻学者的了解。当然，中文学界对泽利泽的关注和引用绝非近两年才开始，她的经典论文《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被中国学者所引用至少也有20年历史了。

最近几年，国内新闻学界围绕新闻权威、阐释共同体、关键事件等学术概念展开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已不在少数。谈起这些概念，就不得不从这本《报道肯尼迪之死》说起，泽利泽正是在此书中率先引入了上述概念，创造性地将它们运用于新闻学研究，不仅极大地开拓了新闻学研究的版图，也由此奠定了她作为文化路径代表人物的身份。《报道肯尼迪之死》将是国内引进翻译的第四本泽利泽教授的著作，这本1992年出版的专著实际是她的第二本著作，毫无疑问也是她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种重要性不仅直观地体现在过去31年谷歌学术上近1200次的引用，而且体现在该书对西方新闻学研究的思路、概念、理论乃至方法等层面的影响。

泽利泽生于1954年，先后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本科（1976年，英语语言及政治科学）和硕士学位（1981年，传播学），1990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同在费城的天普大学，1997年转回宾大任教至今。泽利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学术作品，截止2023年已经出版了15部独立或合编的著作，发表了超过150篇的论文。她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际传播学会会士，也曾任国际传播学会主席，目前仍担任重要的新闻学刊物《新闻业：理论、实践与批评》的联合主编。在学术著述之外，泽利泽也是一位活跃的媒体批评家，作品散见于《国家》、CNN、《赫芬顿邮报》等媒体。

在宾大安纳伯格学院的个人主页上，关于泽利泽的介绍是这样的：“一位前记者，芭比·泽利泽的研究聚焦于新闻业的文化维度，她尤为关注新闻权威、集体记忆以及在危机和战争时刻的新闻图像。”她的学术旨趣显然与早年的记者生涯有关，正是那段在耶路撒冷当记者的经历促使她思考，“新闻记者是如何使自己成为公众‘想获知事务的权威’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新闻记者的工作是不可见的，但大家仍然选择去相信记者。”而直接回应这个疑问的就是《报道肯尼迪之死》。本书由泽利泽1990年在安纳伯格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原题直译为《“报道身体”：肯尼迪遇刺案与新闻权威的确立》，出版时则做了微调。通过这一案例研究，泽利泽回答了新闻记者如何使自己成为“可靠的发言人”的问题，这一问题意识也体现在她此后对新闻摄影如何记录纳粹暴行、新闻图片如何报道死亡等议题的研究上，从而探索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

1963年11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遭枪击身亡，不仅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对美国新闻业产生巨大震动。泽利泽称之为美国新闻界的“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因为“肯尼迪遇刺已经演变成一起记者用来检测他们自己行动标准的关键事件，他们用它来讨论、挑战和协商新闻实践的适当边界。”也就是说，本书的重点其实不在美国记者当时所展现的报道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新闻实践，反而是此后他们对一系列实践操作的解读、阐释和反思。正如作者所言，“通过检视记者们对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叙事，这项研究探究了记者如何建立起作为这一事件的权威发言人的角色”。

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历史意义毋庸讳言，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一起“话语事件”。不只是在事件发生之时，在此后的周年或其它时期，美国记者始终在不断地生产出关于肯尼迪遇刺的叙事，新闻报道、纪录片、图书、采访录、行业期刊文章乃至电影都有可能成为承载记者叙事的媒介。这是因为新闻业一开始未能很好地履行媒体的职责，在刺杀事件发生时，最有力的影像资料、目击者证词等都不是出自媒体之手，反而成为“公民目击”的一个典范。但是，记者们通过对此后一系列事件的报道，如医院、宣誓、国葬等，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报道者角色，并在此后对事件的纪念和回顾中巩固了自身的新闻权威。

全书加上后记总共十三章，与博士论文相比多了两个章节，分别是第六章对专业性论坛如何讲述刺杀故事的分析，以及后记围绕《刺杀肯尼迪》这部电影引发的刺杀故事的讲述权之争。前者是由博士论文中的第五章拆分而来，后者则明显是在出版前夕新增的一个章节。导论部分对本书使用的核心概念、研究路径、资料来源等问题进行了交代，剩下的十二个章节则被分成四个部分，大体按照事件的发展进程进行讨论。全书完整而细致地展现了新闻记者是如何借助修辞、话语等工具将一起险些脱离掌控的事件纳入既定的叙述轨道，使之成为强化新闻权威的关键事件。

在研究中，泽利泽化用了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提出的“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概念，明确提出“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试图弥补已有的专业范式之不足。记者通过话语、叙事、集体记忆等手段，经由对“关键事件”的阐释而产生共享的理解，这么做的最终目的则是确立记者享有的“新闻权威”。这几个核心概念虽然不是泽利泽的原创，但她将其从文学、社会学等学科引进到新闻学研究，重新赋予了理论意义，由此搭建起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在“专业”范式仍占据新闻学研究的主流之时，泽利泽的研究另辟蹊径、独具一格，将经典的“新闻的社会建构”进一步拓展为“新闻的社会-文化建构”，提示学界不光要研究新闻如何被生产出来，也要关注新闻背后的意义制造。

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新闻学研究中，《报道肯尼迪之死》可谓独树一帜，从研究议题、核心概念，到研究方法，均体现出强烈的文化取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提炼了美国新闻学研究的三条线索，其中第二条线索的关键词是文化、叙事和话语共同体。在这部分论述中，安德森以《报道肯尼迪之死》一书为基础分析泽利泽的重要贡献与少许不足，与第一条线索对新闻组织、客观性和专业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泽利泽的学生奥伦·迈耶斯（Oren Meyers）甚至称这一路径为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与着重考察个体、组织和制度的传统学派形成显著差异。

首先，该书比较早地将新闻学研究与记忆研究进行了结合，大大地推动了新闻业记忆工作的研究。新闻业是一种重要的记忆机构，但早期研究通常把新闻文本作为记忆工作的重要材料，通过新闻业讲述的历史故事来研究新闻中的记忆。而新闻业本身也是集体记忆的对象，著名的新闻人、特定的新闻机构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可能蕴含着关于新闻业的集体记忆。泽利泽通过肯尼迪遇刺案研究美国电视记者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的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开创性地将两个原本有些隔离的研究领域汇聚到一起。

其次，泽利泽在书中使用的几个核心概念在该书出版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被新闻学者广为使用，经过她本人、她的学生及其他学者的努力，均成为新闻学研究中的关键概念。1993年，泽利泽发表《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一文，以水门事件和麦卡锡主义为例，明确地阐述了记者使用的双重阐释模式，进一步将这一概念理论化。此后几年，学者们将其应用于不同的案例中，持续拓展概念的使用方式。另一个重要概念新闻权威最早出自大卫·伊森（David L. Eason）对珍妮特·库克（Janet Cooke）丑闻事件的研究，经由泽利泽的发掘也成为一个描述新闻业社会位置的经典概念，被广泛运用于不同的研究中。其中，泽利泽的学生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于2017年出版《新闻权威：数字时代新闻的合法化》一书，从技术、受众等多维视角更系统地发展了这一概念。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在尝试发展“关键事件”这一概念，使其更具有分析的可操作性。

最后，除了若干理论概念之外，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启发意义也不容小觑。泽利泽非常重视记者在常规渠道和非正式渠道中对新闻业议题的讨论，所以她在研究中广泛利用了公开的新闻报道、行业期刊、回忆录、影视作品等二手材料，其数量之多、类型之广、分析之细均令人惊叹。在前互联网时代，作者能搜集到数量如此庞大的文本资料实属不易，而对这些公开文本的系统分析更能体现泽利泽强大的材料解读能力。在书中，她将这些已经发表的公共话语称之为“新闻话语”，可以说是对卡尔森近年来提倡的“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分析路径的早期探索。有所不同的是，元新闻话语囊括了新闻行动者和非新闻行动者所生产的话语语料，更具有数字时代的特征。

《报道肯尼迪之死》出版已逾30年，书中讨论的案例肯尼迪遇刺也已是一甲子之前的事件。但经典之作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智识启发，体现出高超的学术想象力。因此，尽管书中使用的这些概念和方法在中文学界已不再陌生，但鉴于该书在新闻学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启发意义，仍有必要将其引进翻译过来，让更多的新闻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子们有所了解。

2015年，我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翟江虹老师之邀，接下了这本书的翻译任务，却没想到7年之后才终于交出了译稿，这当然主要归咎于我自己的拖延。2016年8月，我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学，随身只带了一本《报道肯尼迪之死》的英文版，原本计划在这一年里完成翻译工作，不料在粗粗译出导论和第一章后，就忙于写作其他论文，未能完成计划。回国后则陷入评职称、挂职、调动等杂务，中间断断续续地进行后续章节的翻译工作，直到2022年8月才在几轮的翻译和校对后提交了译稿，对译事之艰终于有所体会。

略有些遗憾的是，我在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期间，恰好赶上泽利泽教授在休学术假，因为未能旁听她主讲的课程，只是在学院见过几面。最终在回国之前与同在宾大访学的陈静茜老师对她进行了一次学术专访，后发表在《新闻记者》杂志上，算是完成了一次学术追星之旅。虽然早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期间就读过泽利泽教授的经典论文《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博士论文也做了引用，但留下的印象不算深刻。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依然沿袭着所谓的“专业”范式，最重要的经验材料是我完成的深度访谈和搜集的众多二手资料。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是一个高度具有阐释共同体特征的职业群体，他们围绕职业角色、媒体功能和自我认同的讨论表达的都是一些共享的观念。

毕业后在我们一些朋友自己组织的读书会上，我第一次完整地阅读了《报道肯尼迪之死》一书，对我随后几年的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启发。博士论文出版后，我曾一度决定放弃研究记者，却在泽利泽的文化视角指引下，对诸多新旧案例有了别样的理解和思考，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的第三本著作《边界、权威与合法性：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就是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最近有幸获得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著作类二等奖，算是一个意外之喜。正是基于对《报道肯尼迪之死》的喜欢，英文不甚出色的我才斗胆接下了翻译任务，但没想到阅读和翻译其实有很大的差异。书中引用的大量各类文献与我有时空隔膜，唯恐翻译有差。而且泽利泽教授的英文写作极为考究，用词、句式乃至表达都字斟句酌，这也给翻译带来了很大难度。所以在译出初稿之后，更多时间花费在了校译之上，经过四校后才赶在截止日前提交给出版社。

这本译作最终能够完成有赖很多人的努力。首先，非常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和社会学系双聘教授杨国斌老师为译本撰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序。杨老师是我在宾大访学时的合作导师，正是他的慷慨应允使我有机会在美国第一流的传播学院里学习和工作了一年，留下非常美好的费城记忆。其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将此书推荐给人大出版社，并推荐我来翻译；感谢人大出版社的翟江虹老师，几年来一直不离不弃，持续推动本书的进展；责任编辑陈希老师提供了高效的编校服务，为我减轻了不少负担。最后，感谢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指导的研究生们所做的部分初译、试读、校对等工作，他们是李拓、程薇、张恬、曹诗语、邵枫、简丹丹、雷悦雯、王嘉怡、施好音。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这本书的出版恐怕还要再延迟一些。

因为个人能力有限，这个译本难免有不少瑕疵甚至是错误，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以便有机会再版的时候可以一一修正。尽管译作在现行的考核体系下不算什么重要成果，但我依然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事情。

  来源：再见巴别塔（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ySAwK2V-nwSm_b4Y3Mo6g
  编辑：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