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海明

【案例】

新闻工作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军，男，苗族，1969年生于贵州省开阳县。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副总编辑。

2016年9月参加故宫博物院工作，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

一晃眼，参加新闻工作已23年。这期间，我完成了《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三本书，它们得到了读者的厚爱。我是一个幸运儿，在中国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从事新闻工作，在新华社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里成长。

不能忘记1991年我参加工作之后，前辈记者们对我从事新闻工作的指导。此刻，我的脑海里正浮现当年夏俊生同志带着我这只“菜鸟”骑着自行车长达数月调研北京道路建设的经历，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职业生涯之始；

《瞭望》原副总编辑汤华同志给了我宝贵的业务指导。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新华社有一个重要的业务传统吗？这就是基本调研！什么是基本调研？就是调查研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我有幸走在了基本调研的路上，并将自己在新华社的工作化作了三本书。其中，《城记》是为自己的报道工作进行的“知识储备”，《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则是建立在“知识储备”之上的工作成果。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第一本书《城记》（2003年北京三联书店版），我就写不好、甚至写不出第二本书《采访本上的城市》（2008年北京三联书店版）和第三本书《拾年》（2012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这三本书代表了我对基本调研的认识，我愿通过这一篇文章与同仁分享自己的经验，敬请战友们指正。

01

面对新闻工作的基本矛盾

新闻工作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认为，不是采访不到最重要的信息源，也不是进入不了最重要的现场，而是我们在面对信息源、置身现场的时候，却不能理解耳闻目睹之事，无法判断其新闻价值。可我们都有一个截稿时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所以，必须找一个办法确保工作质量。

抢时效与保质量，是一对矛盾，我们的每一篇报道都面对这样的矛盾，这是新闻工作的一个基本矛盾。

我参加工作后不久，报道了国务院批复北京新一版总体规划之事，这一版规划首次以完整一章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出规定，包括严格控制故宫周边的建筑高度。可是，总体规划刚被批复，就被在北京旧城内四处开花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大规模突破。如何理解这样的事情？这对当时的我，确实是一大挑战。

我对北京旧城的改造与保护问题进行调研，经常听到关于梁思成、陈占祥的故事。不少老专家对我说，梁、陈这两位建筑学家曾建议另辟新城、完整保存北京旧城，竭力反对拆除北京城墙。说起这些往事，老先生们总是痛心疾首。

我还清楚地记得，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先生患眼疾，刚做完手术，就捂着病眼接受我采访。他说，当年有关部门居然还有拆除故宫的计划！欧洲有一本书，叫《文物建筑破坏史》，你这位记者能不能写一本北京的“文物建筑破坏史”？

我是多么希望看到一本北京的“文物建筑破坏史”啊。这样，我至少能够知道当下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加自如地开展工作。可是我找不到这样一本书。陈志华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在想：既然找不到这样一本书，我就来写这一本吧！

“年少轻狂”时的这个愿望，拯救了我的工作。当时我在北京分社跑城建口，这个口是两个记者跑，而且分工明确，前辈潘善棠同志跑的是市政管理，我跑的是规划建设，可以说是半个口，而且每年都要完成规定的工作量，特别是参考报道必须有深度，否则稿子根本发不出来

2017年，王军（中）在讲解故宫太和殿建筑。（摄

影 郑鸣）

工作压力是巨大的。怎样才能有深度呢？我慢慢理解，深度调研的能力，就是你能把当下之事放在多大尺度的背景下进行观察与思考的能力，这个背景是几天、几年还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决定了你对深度的抵达。这意味着我必须在自己的报道领域建设自己的历史认知体系，必须带着现实问题进入历史，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断“拉抽屉”。

围绕房价问题、拆迁问题、城市结构问题等一系列事关首都发展的战略问题，我展开调研，越发强烈地认识到，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北京旧城的大规模拆除，形成了北京严重的单中心城市结构，对首都城市功能造成巨大障碍，我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报道让决策层重视这一问题。

这个愿望来得十分迫切。那一段时间，我往往在胡同的拆迁现场刚结束采访，就跑到图书馆、档案馆查抄史料，那些陈年往事深深吸引着我，我心中有太多问题需要它们来回答。我正在经历当代北京的城市改造史，我不能对过去北京的城市改造史一无所知。

我找到大量第一手档案，采访了大量历史见证人，在这样的基础上，2001年我完成了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市改造史为重点的非虚构作品《城记》。这本书的第一章《古都求衡》是我对当下北京城市改造的调研，是我在新华社完成的工作，由此形成问题导向，直逼历史深处。

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说：“你对今天的人不能理解，就无法理解昨天的人。”这句话使我深受教益。作为记者，我们的工作重点正是理解今天的人，这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昨天的人，这也是记者探解历史问题的优势。

我在调研中得知，北京旧城区危改的征地拆迁费占危旧房改造区开发成本的50%以上。而在新区建设中，征地拆迁补偿仅约占开发成本的14%。这使我陷入思考：新中国成立之初确定首都建设大计之时，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保护旧城、另辟新城的方案，被一而再地指责为劳民伤财、不顾国力。可这个方案对抗的是拆建老城的计划。难道在上世纪50年代，拆老城与建新城相比，会更加经济？

通过对《城记》的写作，我回答了这个问题，由此牵扯的一系列历史问题，与我手中的调研工作发生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对这段历史的书写，使我能够更加自信地对当下事件做出判断，将工作推入一个新的境界——理解了昨天的人，更能理解今天的人。

02

必须怀着重大关切

要真正做到调查研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保持专注非常重要。而要保持专注，就必须怀着重大关切，否则，根本进入不了基本调研的状态。

在新华社工作，我们须时时跟踪并研究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研究是我们工作的基本面，其上有动态跟踪，其下有历史研究。在由动态跟踪、政策研究、历史研究搭建的工作框架里，政策研究这个上下关联的面最为重要，这是我们在新华社的看家本领，吃准、吃透了这个面，才可能准确地研判动态、深入地探察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盯准了政策面就万事大吉了——没有对动态的及时跟踪、对历史的充分把握，政策研究是做不好的。

2017年，王军在四川理塘长青春科尔寺调查。图/受访者提供

新华社有许多我敬重的师长，至今仍在一线坚持采访，退休后仍笔耕不辍。与他们相比，不少市场化媒体的同行，往往在一线采访若干年就觉得累了，甚至坚持不住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与基本工作面的差异相关。

市场化媒体记者的基本工作面是动态跟踪，不易形成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如果忽视了知识体系的建设，碎片化的动态就很难成为思想的养分，因为失去了理性的把握，这些“碎片”还往往令人身心俱疲。

而在新华社，我们被强制性地要求在政策研究面上工作，这对记者的业务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在我们这个转型中的大国，政策问题是重大关切，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情，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地调查研究。

在改革过程中，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是针对既有问题的，必然是问题导向，这些政策又是改革过程中的产物，又必然受限于过程本身，这就给我们留出了探索空间。专心致志地在政策研究面上开展工作，是我们的本职所在，也是使命所在。

2003年《城记》出版后，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心中涌动着两个重大关切：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正在中国发生，它是以何种力量、何种方式推动的？二是北京这个代表东方文明辉煌成就的古都，能否摆脱被彻底拆毁的命运？

怀着这两大关切，我从北京分社调入《瞭望》工作，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我心中的两大关切成为我推进工作的两大线索。

为求解中国城镇化的秘密，在编辑部的指导下，我展开系列调研。其中，《大马路之痒》《当城市为汽车而造》解析了中国的城市形态与美国二战之后大规模建造的汽车城市的关系。我应美国规划协会之邀三次赴美采访，走访了十多个城市，对都市蔓延问题作了调研，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完成系列报道。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不动产税改革被提上日程，这对中国城市的土地财政模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沿着这条线索，我采写了《城市规划修编的圈地玄机》，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长篇批示；再继续采写专题报道《圈地博弈的政策基因》，将中国城市的税制与美国进行比较，揭示了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这一系列调研汇成了我的第二本书《采访本上的城市》，我在该书前言中写道：“中国的城市化与人类的新技术革命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是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这件大事，被记者出身的CCTV大楼的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描述为：‘正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这样的判断是否像他设计的大楼那样不可思议？”

我希望以《采访本上的城市》回答“库哈斯之问”，并为中国城镇化政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基础。

北京的规划建设依然是我倾力调研的领域。《城记》叙述了北京单中心城市结构形成的过程，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能不能借助北京奥运会提供的发展动力，扭转首都城市发展的同心圆模式？我继续展开工作，完成了“北京城市发展模式调研”（与刘江合作），以及《新老北京之战》《中央行政区迁移悬念》等专题报道，力促北京总体规划修编；再以《北京的人口失控》《拽不住的人口规模》《北京式治堵》等深度报道，探索总体规划的实施路径。

围绕北京规划的调研持续了十年，我便将这些文章汇成《拾年》一书，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也为北京城市发展的“奥运周期”留下一份记录。这本书，与《采访本上的城市》一样，皆是新闻作品选集，可由于所有的文章都紧扣重大关切展开，能够形成体系与层次，避免了碎片化堆砌。这也表明，基于重大关切的基本调研何其重要，我因此提高了工作质量，保持了工作激情。

03

我们已别无选择

面对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简单化的个人感受来覆盖我们的工作，我们最需要理性的思考，最需要探索真理的力量。

我在《拾年》的后记中写道：“我不是一个爱打擦边球的人，我看到的更多情况是，擦边球的边，里面是空的，外面也是空的，请问哪一个空是对的？我们总不能以这一个空去覆盖那一个空，以这一种情绪去湮没那一种情绪，这样的故事毫无新意。桌子里面有做不完的事情啊，只是需要一颗安静的心。所以，我总是提醒自己要静下心来，从桌子的中间做起，虽然它也有边，可毕竟，多多少少打出了一张张小小的桌子的模样了。那么，就请大家把杯子摆上来吧。今天的中国，是多么需要有质量的交流啊。如果我能够为此尽一份力，就没有白来这一世。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春江放舟、两岸鲜花那般惬意，把一切一切的不如人意，归结于一个抽象的敌人，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希望我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敌人，如果有，那个敌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看不惯的人性，我自己身上就有，谁叫我是人呢？”

这是我的心里话，这样的思考能够让我静下心来面对身边的事物，保持住基本调研的状况，收获“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般的惊喜。

在我们这个大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信息供应已高度分化，不读书只上网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网络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却不容易让我们“理解”。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需要强大的线性思维能力整合，否则，“知道”便会“失智”。而保持基本调研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建构的，正是整合碎片的能力，使我们能在最快的时间抵达“理解”。

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传播手段空前活跃的今天，新闻工作者已很难成为第一信息来源的报道者，我们的竞争已被逼至更高层面——“理解”。在内容生产的领域里，受众对专业化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只有那些能够在现场迅速完成从“知道”到“理解”跨越的记者，才不会窒息于信息世界的惊涛骇浪里。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基本调研的状态，这也是别无选择。

来源：传媒见闻（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_uJQeGx2ybuWE9-yxqohw

编辑：屈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