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为什么不做调查报道？｜日本媒体笔记之三

万家凝

日本记者为什么不做调查报道？｜日本媒体笔记之三
方可成                                      ·         6 天前      
     

按：6月13日到27日，我在日本东京参与了一个关于日本媒体和社会文化的暑期项目，得以和日本新闻业界、学界近距离接触。近期在新闻实验室陆续与大家分享我的见闻。

点此阅读《<朝日新闻>的新闻实验｜日本媒体笔记之一》
点此阅读《赫芬顿邮报想在日本做什么｜日本媒体笔记之二》

说日本记者不做调查报道，是夸大其辞的标题党。《周刊文春》等八卦杂志其实经常在曝光明星桃色新闻之外抖出许多政商丑闻，今年五六月份，它甚至将东京都知事拉下马了。不过，这类杂志走的是煽色腥风格，并不恪守新闻专业主义操作，和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报道有很大差异。
（在《周刊文春》曝出的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丑闻中，有一项是用公款购买《蜡笔小新》……）
和八卦杂志热衷揭黑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的主流媒体唯唯诺诺、少有“扒粪”行为。在日本这样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新闻业的表现的确令人不解：报纸发行量无可匹敌，媒体集团富可敌国，但记者却异常温顺、缄默。
日本最著名的新闻学学者之一、东京大学教授林香里对我讲了一个故事。
几年前，她请来两位中国记者、两位韩国记者，以及两位日本记者，让这六个人一起交流、讨论。结果，出乎她的意料，最活跃、最敢言的是来自中国的记者，其次是韩国记者，而日本记者则最沉默、最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三个东亚国家之间的对比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最早民主化的国家反而拥有最温顺的记者，而媒体受到最多管制的地方却出现了很多具备批判性、善于扒粪的调查记者？
这个问题的广度太大，是这一篇小文无法回答的。在本文中，我将专注于探讨日本新闻业的现实：是什么让调查报道在日本成为一种边缘的存在？
一先从宏观的视角着眼。一些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可能会说：日本记者温顺沉默，是因为日本人整体上都温顺沉默——日本社会的文化太压抑了，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犯错、避免冒犯他人，在地铁车厢里都生怕弄出了一点点噪音。
今年年初，朝日电视台晚间黄金档节目《报道站》主持人古馆伊知郎在宣布辞职时，就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作为播放新闻的一方，需要考虑不伤害任何人的感受而让自己的措辞更加谨慎更小心，这样做新闻会自然而然变得生硬无趣，大大减少了新闻的深度。
……
用这样完美无漏洞的语言做出来的新闻，会变得很枯燥。人就是人，人就是带有偏见地活着。所以如果新闻人迎合这种人性，怀着热情去做节目，最后出来的效果就多少带有偏见。
……
希望后人的人能坚持传承这种信念：说该说的话，为说错的话而道歉。

在这番讲话中，古馆将自己的辞职原因归结到这种压抑的文化上，并强调“并不是如外界一部分人所说，我是因为压力而被迫辞职的。”
也许他的这番对日本文化的批评确实是有感而发，但他的发言并不能打消外界的疑虑。就在古馆辞职几乎同时，还有两位主流电视台的资深主播国谷裕子和岸井成格离开岗位。他们三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曾公开批评安倍政府。
三位名嘴到底是主动辞职还是被辞职，外人恐怕很难给出确切的判断。但日本社会的现实至少说明：简单将日本缺乏调查报道归结于社会文化是远远不够的。
二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2016年新闻自由排行上，日本仅位列第72位。而就在六年前，日本的排名还高居全球第11位。
2012年底安倍晋三的再度上台是一个转折点。这位风格强硬的右翼领导人，对媒体十分不友好。他虽然不能直接审查媒体内容，但却可以通过立法、干涉人事等方式对媒体形成压力。
2013年底，安倍政府强硬推动通过了新的保密法，其中规定泄露“国家机密”的爆料人将面临最长10年的监禁，而从爆料人那里“非法”取得信息的记者和博主也同样可能面临刑罚。对于什么是“国家秘密”，法条的描述存在模糊不清的灰色空间：基本上，政府可以将任何内容都列为机密。
而安倍正在积极推动的修宪，可能给新闻自由带来进一步的威胁。在被提出的宪法修正案中，关于“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条款可以被很方便地安到不听话的媒体和记者身上。
2014年，安倍任命他的好友、商人出身的保守派人物籾井胜人为NHK新任会长。上任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籾井胜人就不负安倍所望地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政府指向右的时候，NHK不能转向左。后来，他又频频声称NHK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和政府保持一致，全然不顾NHK是公共广播电视台、并非政府喉舌。

当然，安倍政府在媒体管控上能拥有这么多的腾挪空间，也说明日本的新闻自由缺乏完备的制度保障。毕竟，任何一国的领导人恐怕都想让媒体变成哈巴狗，但在有的国家，就是没有可供政客下手的地方。
日本媒体的民主化是在战后美军占领期间开始的。“但是，由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来临，美国主导下的日本媒体民主化半途中止了，因为媒体要被用作反对共产主义的工具。”林香里教授说。

在日本的政府和媒体关系中，还有一项最多“bug”、最为人诟病的制度：“记者俱乐部”（kisha club）。这项制度将主流媒体之外的记者都排除在了政府信息发布的对象之外，成了钳制媒体信源的利器。在日本媒体笔记系列的下一篇文章中，我会详细介绍这一制度及其反对者。

三前面两个小节分别说了社会文化和政府压力，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将视角放低，看看媒体内部发生了什么。
除了NHK之外，日本的媒体都是私营的。所以，安倍无法干涉这些媒体的人事、经营等各个方面的事务，也不太可能直接打个电话过去让删除稿件，但主流媒体却服服帖帖，很少“惹是生非”，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资本和权力往往是一对好基友，大资本常常是重要的保守、维稳势力，因为权力给了资本增殖提供了庇护。就像新加坡温顺的媒体并非国有一样，产业已经渗透社会方方面面的日本媒体集团也不会给政府带来太大的麻烦。
当然，安倍个人的政治手腕也很重要。对于听话的媒体高管，他频频相约共进晚餐；对于不太听话的，则用种种手段间接施加压力，例如通知保守派的商人朋友撤掉在某家媒体的广告投放。
在日本，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一样，被等级森严的公司文化所笼罩，因此管住了高管，也就管住了记者。
几乎所有和我见面的日本记者都会提到一个词：scoop mentality，意思是抢独家新闻的心态。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诉我：日本记者极度缺乏这种心态，大家根本就不想去跑独家、搞个大新闻，一点都没有“跑得比谁都快”的干劲，因为大家的自我定位都是“salaryman”，也就是日本街头乌殃乌殃的西装革履、面无表情的白领上班族，只图按部就班，一辈子不换工作，乖乖听上司的话，没有作出“越界”行为的动力。
这种公司文化让媒体的自我审查变得非常容易。有一位记者透露，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NHK一位记者报了一个调查选题，在通过了编辑和直接上司的审核之后，被新闻部门的负责人毙掉了。对于毙掉的原因，NHK的这位负责人说：“你懂的。”
后来，“你懂的”成了NHK内部的流行语——看来，这种表达还真的不是中国官员的专利。
所以，曾在《朝日新闻》做记者的渡边周先生告诉我：日本媒体，越是大公司，越不可能做调查报道。因为对《朝日新闻》失望，他辞职筹备一个独立的调查新闻网站，模仿对象是美国的ProPublica——一个高质量、非营利的媒体机构。我答应他：等他们的网站上线后，我再向中国的读者详细介绍。
日本媒体中的公司文化还一直影响到了新闻教育。在日本，新闻学院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基本上很难在大学里面学到新闻采访、写作等实践技能，也根本没有“实习”这回事。每年毕业季，媒体到大学里面招聘一批毫无新闻经验的小鲜肉，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再上岗，保证了这些新人完全服从自己的价值观，没有受到此前其他人的“污染”，更不太可能有“反骨”了。
四从社会文化，到政府压力，再到媒体机构内部权力关系和记者个人的职业意识，日本主流媒体缺乏调查报道的根源大概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概括，而是要从这些诸多方面寻找原因。
近几年，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更让新闻自由的现状雪上加霜。原本在主流媒体中相对敢言的《朝日新闻》所遭遇的挫败，就是一个缩影。
根据《朝日新闻》的官方宣传材料，2006年，他们成立了调查记者组，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做真正的调查新闻，不依靠“记者俱乐部”获取官方口径的信息，而是要自己去挖掘一手材料。
2014年，《朝日新闻》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接连撤回了两组重要的调查报道。巧合的是，这两篇报道的核心人物都姓吉田。
第一位叫吉田清治，他曾就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慰安妇问题提供过证言，称自己参与过在韩国济州岛强征慰安妇的过程。但是，后来他的证言被认为是虚假的。右翼势力借此大做文章，不仅猛烈攻击《朝日新闻》是“卖国贼”、在国际社会上败坏日本的形象，而且发起万人诉讼。在压力之下，《朝日新闻》承认过去的报道有误，并撤回了18篇文章——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章都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表的，撤回如此久远的文章，在世界新闻史上都属罕见。而且，右倾的报纸《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其实也曾经引用过吉田清治的证言，但他们却并未被追究。
第二位叫吉田昌郎，他曾经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经历了2013年的核事故之后患癌病逝。去世之前，他留下了一份笔录，回忆当时核电站的情况。《朝日新闻》的调查报道组想方设法拿到了部分笔录内容，并披露：核事故发生后，90%员工违反吉田命令，擅自撤退到福岛第二核电站。随后，政府公布了吉田笔录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回应，称真实情况是当时有一些沟通问题，而非员工故意违抗命令。右翼势力发起抵制、退订运动，《读卖新闻》等竞争对手也趁机落井下石。《朝日新闻》在压力之下撤回报道，社长辞职。
包括渡边周在内的一些调查记者认为，《朝日新闻》的报道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问题，报社的做法主要是因为抵挡不住来自核电企业和右翼势力的压力。令人惋惜的是，《朝日新闻》的调查记者部就此解体，数十名记者要么离职，要么被安排到不重要的岗位上。主流媒体中少有的调查报道就此湮灭于新闻操作的失误、右翼势力和竞争对手的借机打压，以及大公司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之中。
（感谢lulu、lan、yoka、兆琦对本文中涉及的采访和研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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