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婉妆：记者就是职业知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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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警察进驻明镜周刊杂志社记者就是职业知密人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不久前。2015年7月，德国总检察署发出通知，要对德国一家网络媒体，名叫“网络政治”的记者贝肯达尔（Markus Beckedahl）和迈斯特尔（Andre Meiste）展开调查，理由是这家媒体刊登了一篇有国家秘密的报道，涉嫌犯有“判国罪”。

总检察署手握政府机关声称“被泄密”的指控信、鉴定书，并将其调查行动告知了其监督部门司法法及其它政府部门。然而，不到一周时间，局势逆转，调查被迫终止，总检察长被解职。

“网络政治”是一家独立互联网媒体，2014年曾获得德国格莱默网络奖（Grimme Online Award），致力于互联网公民权益，同时即时报道联邦议会情报机构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进度。

报道最早刊发于今年2月25日。记者迈斯特尔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联邦宪法保卫局内部文件的内容，提醒公众，当局计划大规模分析利用网络内容。

这篇文章使德国宪法保卫局局长马森极为恼火。他指出，文章中所引用的内部文件是“国家机密”，向媒体透露这些文件的人是“德国版斯诺登”。他要求对提供文件者、文章作者迈斯特尔和和“网络政治”的创办者兼总编辑贝肯达尔提出“叛国罪”的犯罪指控，并将这封指控信送到了位于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总检察署。

但总检察署并未立即展开调查。

贝肯达尔与迈斯特尔

4月中旬，“网络政治”又公开了一份内部文件：宪法保卫局要组建网络监视部门，对极端主义和激进分子在社交网络上的活动进行监控和分析。宪法保护局再次发出了第二封指控信，再次要求对迈斯特以及贝肯达尔就是否犯有“叛国罪”展开调查。

总察长是今年67岁的朗格。面对宪法保护局的两封指控信，他先要求宪法保护局提供更多的信息，证明这两篇文章确实泄漏了国家机密。宪法保卫局果然提交了一份详尽的鉴定意见，证明宪法保护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害，文章泄漏了国家机密，构成叛国罪。根据德国《刑法典》第九十四条规定，叛国罪最低刑期为一年，严重者可以判终身监禁。

根据指挥和鉴定书，总检察署认为此事确属总检察署的执法领域，于是，于5月中旬启动了对贝肯达尔和迈斯特尔的调查程序。不过，在德国，新闻自由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为了谨慎起见，朗格把调查“网络政治”记者的行动告知了联邦司法部，即总检察署的监督机构。司法部事后称，部长马斯告诉朗格，他反对这项行动，但是总检察署反驳说，不记得司法部有这样的警告，他们只是说这个调查程序可能是有问题的。

朗格还是不放心，又决定请外部专家出具意见，看“网络政治”披露的文件到底是不是国家机密。后来据透露，这位专家不愿放弃夏天的大好时光，先跑去度假了。

为避免错过刑事追诉时效，总检察署于7月下旬致信贝肯达尔和迈斯特尔，说明已开始对其涉嫌“叛国罪”的指控进行调查。没想到，7 月 30 号，迈斯特和贝克埃达尔把这封信公布在了网上。

整个德国瞬间炸了锅。

总检察长朗格

德国人很容易联想到50多年前的另一起事件。1962年10月，《明镜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有条件的军备”（Bedingt abwehrbereit）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德国国防军的文件，检讨北约组织代号“Fallex 62”军演的结果。文章得出结论，“北约和联邦德国不可能经受得住苏联的进攻”，并直指当时的联邦国防部长施特劳斯须为此负责。施特劳斯随即下令搜查编辑部、逮捕总编和几名编辑，并以“叛国罪”进行调查和起诉。联邦总理阿登纳甚至也为调查辩护说：我们国家已成为叛国者的渊薮。

但事件很快发生了转变。在民众持续和强烈的抗议下，联邦议院开始质询国防部在警察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继而质疑阿登纳政府在在搞“一言堂”，并继而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12月，阿登纳内阁改组，施特劳斯被剔除。阿登纳在欢送施特劳斯时说了一句名言：“苦难时刻是对男子汉的磨炼。”同时宣布将于次年秋季下野。1963年2月7日，坐了103天牢的记者奥格斯泰因获释。

两年之后，1965年5月，法院重新审查这明镜周刊事件，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开庭审理对明镜记者及编辑的控告，理由是：明镜周刊那篇报道的内容并未涉及泄露国家机密。相反，检察院甚至认为，施特劳斯已构成利用公权力侵犯他人自由的事实。同时，明镜周刊杂志社提出的宪法申訴也被驳回。

明镜周刊事件成为德国在面对“新闻自由”与“国家机密”的标杆。此后50年间，再未发生过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起诉媒体的事件，政府在面对这类事情时也格外谨慎。

因此，“网络政治”被因“叛国”调查的消息传出后，8月2日下午，柏林市民就走上街头支援新闻自由；8月3日，默克尔的发言人表示，一旦涉及到新闻自由，官方机构必须进行特别审慎的考量，对于叛国的指控持怀疑态度；同时，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也站出来，表示也持怀疑态度；宪法保卫局也站出来发声，表示进行调查并非是针对记者，而是针对身份不明的泄密者；反对党绿党表示对记者的调查让“法治国家丢脸”；前联邦联邦司法部长也在 Facebook上表态说：整个过程给人的感觉是要对批评性报道进行恐吓；媒体同行和记者联合会更是激烈声援，强烈谴责。

总检察长朗格一下子“众叛亲离”。好在，那位去度假的专家回来了，提交了一份鉴定意见：该博文构成泄漏国家秘密。不过，这个意见没有成为朗格的救命稻草。8月4日，联邦司法部宣布解除朗格的职务。

德国公民声援“网络政治”

8月10日，总检察署作出决定，停止对“网络政治”记者的调查。这一天恰逢“网络政治”的11岁生日。这次调查让该网站瞬间出名，10天获得的捐款数达到去年总和。不过，贝肯达尔继续发表文章表示：停止调查远远不够，这远远不够，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私人生活和编辑工作是不是因为这次调查受到了监控。

但事情确实还没完。德国媒体继续追踪调查，在检察总署开始对“网络政治”记者调查前，有哪些政府部门对这一决定知情，又有哪些政府部门参与到细节中，因为媒体相信，并非如事后陈述的那样，所有政府部门都在7月30日以前对此毫不知情。媒体表示，这一事件最终关系的不仅仅是国家安全，而是公权力应如何运用。

值得提出的一点是，德国目前专门的法律规定新闻从业人员有权公布信息。联邦行政法院几年前就指出过在这一问题上立法的必要性目前，德国记者只能以基本法的第5条“言论自由”为法律依据，但这一法律依据是否足够保护记者和媒体机构行使自己的权力仍是未知。

德国媒体理事会（Deutscher Presserat）负责人蒂尔曼斯在为些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司法和媒体被称为“第三”和“第四”权力，所以在发生冲突时格外需要权衡，特别是在德国有过纳粹独裁和民主德国的历史背景下，新闻自由更为民众所珍视。

这篇专访的标题为：记者就是职业知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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