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与清议传统

刘海明

2014-11-15 南柯太守 [url=]不阅即焚[/url]

这算是我的师姐让我写的命题作文吧。

最近我党宣宣的同志是越来越奇怪了，从禁言余英时，到发动中央级宣传机器为周小平助阵并在全网封杀反对声音，再到奇怪的中国新闻奖，最近又跳出了《辽宁日报》，13日用头版公告并在四版整版刊发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批判了如今高校教学“呲必中国”的现象，14日中国青年网又以“国平”的规格发表了评论《“呲必中国”不能成为课堂必备课》，两篇文章的知识水平与“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没有多大的区别，若从文笔上看还不及周小平。这件事可以视作周小平事件的余波。

中国自初，文化与政治就相互交融，难舍难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知识分子中始终有一股强大的清议传统。书生迂腐、短视、不懂事，却往往决定着帝王将相的生前风评身后定论，这是历史给书生留了一点面子，你有你的法统，我有我的道统。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或入仕为官，成为了执政者的一员，或在野当一个忠实的谏诤者。

自清季以降，最后一批经天纬地的曾文正李文忠为士大夫政治打下历史句点，士从传统社会结构四民之首的中心地位退出，继之而起的现代知识分子迎来一个命途多舛的世纪。二十世纪的书生先是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失去方向，面临道德信仰和社会秩序的两重危机；而后新中国近三十年时间中彻底被边缘化。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重回社会的中心，艰难重建了清议的传统，而大学成了那些在野知识分子呼朋引伴针砭时弊最好的堡垒。美帝那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大学却是左派占据了绝对的主流，整个就是社会主义带路党，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每个社会，都需要大学这样的地方，为维持整个社会的平衡做出贡献，而不至于重演纳粹和“文革”。因为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所以大学老师以学术为栖身，在野批评政府，并在将思想观点教给学生，早就有其历史逻辑与价值，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清议传统有过中断，却从未彻底消失，宣传机器试图用一两篇拙劣的文章去扰乱历史的惯性，是它不明智的地方。

《辽宁日报》不明智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执政传统与现实中，对清议的压制屡见于我们的历史，从孔子遭到驱逐，到党锢之祸，再到迫害东林党，还有许多例子。

我的一位老师曾经告诉我，当代中国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左派和右派的力量是非常不均衡的，左派势力远远强于右派。只不过当高水平的左派知识分子以内参的形式参与到政治决策，设计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未来的时候，右派知识分子以新媒体为阵地展开尖锐的批评，挟民粹主义之威舆论成名，所以看上去右派的言论甚嚣尘上，而左派只剩下迂腐僵化的宣传机器。

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崛起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在中国语境下，特指的那些超出自己专业领域公开讨论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的右派知识分子，往往活跃于新媒体平台，呼唤自由民主的同时批判政府。但我们也会发现，人民自有其判断力，只要假以时间。就像过了这今年的新媒体洗礼，公知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褒义词了，虽说还没转化为脏话，但也差不远了。我的老师胡泳曾写过一篇博客《“公知”的污名化及其背后》，文章说：

公知被进一步同流氓和汉奸划上了等号。公知=流氓以及公知=汉奸的等式被设定以后，倒公知成了倒伪民主，一场冗长的滑稽剧就此达到高潮。

这出戏的代价是，本来就混乱不堪的中国观念市场更加混乱，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的话语权与公信力更加下降，社会更加撕裂，共识付之阙如。唯一一个可能的好处是，知识阶层的祛魅加快公众的觉醒，不再指望“公知”的代言和带路，而是自我做起一点一滴建设公民社会。

北大也活跃着一批“公知”老师，就在《辽宁日报》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课堂上，我知道发牢骚几乎是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通病，个人也并不喜欢那些“终于有老师说真话啦快看再不看就要被和谐了”的网帖。这些老师中的一部分确实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有着深沉的爱，由爱而愤怒，因愤怒而批判。高中生在经历十数年的官方意识形态灌输后，对洗脑教科书背后的话语霸权已经厌恶到了极致，到了大学乍一听到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学说，一种反抗的快感油然而生，于是毫不犹豫地跳入了另一种话语霸权中。一半是源于我党意识形态工作做得着实是拙劣，另一半也源于人类在青春期天然的反叛意识。

所有思想，一旦走向了极端，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我不担心北大再次走向极端（即便我们曾经，那次的极端正是由于之前的压抑反弹），因为这个大学，甚至说这个国家已经渐渐成熟，开始给你讲述不同的故事，直到你的脑子里能够容纳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不扰乱你的行动。在不同的叙述中，我们也会对那些老师的叙述产生怀疑。这种训练是难能可贵的。这不正是高等教育的目的吗？除了要培养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人，还要培养全人，通过不同故事的锻炼与洗刷，培养健全、独立的人格。

抛开道德和价值判断，仅从技术层面上去说，《辽宁日报》以及之前宣宣的一些举动，试图通过苍白的说教辅之以蛮横的行政举措来压制清议，对于我党统治来说，都是帮倒忙，只会将清议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更加驱离官方意识形态，大禹治水的政治寓言流传了千百年，我们的官僚却越来越笨拙。

而真正成功的意识形态宣传，是能让那些健全独立的人格信奉。我们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爱，并不是通过对所有“不爱”的言论进行摧残就能建构的。我们热爱这个国家和民族，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皇天后土，我们的人民群众，若切断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所有的宣传，都会显得拙劣而可笑。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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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给辽宁日报的回复
2014年11月16日 10:15 分类：时事 标签： 辽宁日报 阅读：1,941 评论：163
《辽宁日报》编辑部：

看了贵报2014年11月13日A04版上的《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一文，作为一个在大学教新闻传播学相关课程的老师，有些话想对你们说。我并不想以你们的那种口吻来说话，若是，完全可以表述为：辽报，请不要这样讲老师。

关于这封“公开信”，网上已经有很多人讲过很多，我只想从新闻专业（或许我对新闻专业的理解也和你们的理解不完全相同）的角度，来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在云南大学从事新闻传播相关课程教学工作近20年，除了上《新闻采访写作》课，我还上了《社会信息调查与研究》这样一门方法课。之所以会有后一门课，一是因为我刚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时很多课都是我上大学时的老师上的，别人对我说：你一个新来的，不要去抢你的老师的饭碗。因此，当时我除了参与我的老师所上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的教学，也在想自己到底开一门什么样的新课。正是在准备《新闻采访写作》课的教案的过程中，我看到有国内学者编写的《新闻采访写作》教科书上有这样一句话：新闻采访是一项调查研究活动。但是我总觉得新闻采访的调查研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弄清调查研究的问题，我自然地把目光就转到了社会调查方法方面。当时也受到了一些日本学界的“社会信息”的提法的影响，就把这门课程的名称定为《社会信息调查与研究》，这样的一个名称，或许和新闻学也更加接近一些，但是所讲的方法，完全是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或许是因为我既讲《新闻采访写作》，又上《社会信息调查研究》，我对你们公开信中所讲到的调查方法方面的问题尤为敏感。因为在上《社会信息调查与研究》课程时，我也经常会结合新闻采访中使用社会调查方法所写出的稿件从方法的角度提出批评。因此，我在这里主要就方法方面的问题和你们交换一些个人的看法。

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公开信”之后我所发的一条微博中，有一个地方写错了。你们的“公开信”中说到“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我在微博中写成了“15万字”，这是我的错，也顺便向你们道歉。

你们在“公开信”中说：“辽宁日报的记者奔赴东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从方法的角度来说，我要问的是：你们选择这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以及相关课程的依据是什么？从抽样的角度来说，这应该不是一个随机样本。如果不是一个随机样本，那仅仅只能说你们所看到的现象仅仅是这20多所高校的情况，它并不能代表全国。全国有多少高校，你们了解“中国”，无需我多说。这是从方法上来说你们的这封“公开信”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从“公开信”中透露的信息，你们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就是听课、记笔记。你们说整理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若按100门课来算，平均每门课大约为1300字左右（或许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平均数并没有意义，比如说拿《辽宁日报》收入最高的人和阿里巴巴马云的收入计算平均数，你们就马上能意识到计算平均数可能存在的问题）。在社会调查方法中，在讲到研究伦理时，十分重要的一条是“知情同意”，即调查者要告知被调查者，并经被调查者同意之后才能接受你的调查。这一点，你们是否已经做到？

在你们的“公开信”中，会让人感觉到好像你们是通过“暗访”来收集材料的。新闻采访中适当地可以使用“暗访”，但是从社会调查的角度来说，这通常是不允许的，这是做新闻和做社会调查的不同。这并非说新闻采访中完全不能使用“暗访”，但是“暗访”通常是用于那些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或事，若记者暴露了真实身份之后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因此要使用“暗访”。但是对于大学的课堂，若你们也采取“暗访”，是不是在你们看来，大学的课堂就是“黑窝”？如果你们已经有了这样的预设，你们可能的结论，即便不做如此巨大规模的调查，也可想而知，所谓调查，都是吓唬人的。这样一种结论预设再去找材料的方法，它并非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调查方法。这种做法，穿着“调查”的外衣，极具迷惑性。媒体中时常采用的“主题先行”，也是同一类的。

接下来说说你们在13万字的课堂笔记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大学课堂上的中国”的三类问题，即“缺乏理论认同”、“缺乏政治认同”、“缺乏情感认同”。我一方面钦佩你们的概括能力，概括得如此精炼；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到这样的结论和材料之间，似乎缺少关联，并且在所使用的概念（“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并无清晰的界定。下面分别说明。

先来说结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时常要处理大量的访谈或观察材料，因此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具体的认识和体会。在处理这样的资料时，首先需要对资料进行分类，如果按你们调查的思路，比如说把资料分为肯定、中立、否定三类（当然这得保证在记录时对三类资料都要客观地记录，不能只记录那些对你们的观点有利的），要在对三类资料总体的分布情况全面呈现的基础上，我才能来说你看：否定方面的资料所占比重最大，他们就是在给中国“抹黑”。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够站得住脚。你不把完整的资料呈现出来，专挑那些否面的例子，就和前些年十分流行的“妖魔化中国”的做法，完全是一样的。

再说概念的界定方面的问题。你们所提出的三个概念，如同你们所使用的“中国”概念一样，是十分抽象的。从三个概念后面你们所提供的那些具体的例子来看，若要让我帮你们做一个提炼，那就是“党”。其实你们完全没有必要表述得这么“学术化”、“条理化”、“理论化”，直接说出来就好了。免得引来概念不清的麻烦。

还有同样是很重要的一点，你们所讲的三个方面都指向“认同”。关于认同的研究，通常来说，是要通过较为可靠的量表对当事人进行测量，不是说由调查者根据调查对象的某些言辞来进行判定。就像我不能根据你们的这封“公开信”来判定你们就一定认同什么一样。

《辽宁日报》不能代表中国媒体，不能因为你们这样的“无知”就完全否认了全中国的媒体。你们这样的一封“公开信”，因为在资料获取的方法方面有明显的缺陷，从而导致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完全谈不上专业水准。大学不是不能批评，大学老师也不是不能批评，但是在批评时，在方法上、逻辑上，应该能言之成理。这些，也正是大学需要告诉社会的。在你们所批评的那些人中，或许也有精通社会调查方法的行家里手？若有，我建议你们首先虚心地向他/她们学习，千万不要把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的那一套再搬出来！

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郭建斌

2014年11月16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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