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上）——我读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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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上）——我读李零

张木生　

一、文化立场和立场文化

我与李零先生是“发小”。小学、中学在一个学校，文革初同游砠国大好河山。他干过的许多事，我比他玩得旱（如刻印、读哲学书），但多是虎头蛇尾，而他却后发先至。李零最喜欢的称谓是“读书人”，早年他读的书，我也读，甚至比他读得旱，但枉担着一个“读书人”之名。李零从小干什么都讲基本功，书法、国画、篆刻、写旧体诗知此，读书也如此。我至今保留他初中读《诗经》的笔记，下功夫深了去，而我读书，图新鲜，浅尝辄止。

如果我告诉读者，1966年文革初期，李零的父亲正在挨斗，而李零躲在我家，将《马恩全集》、灰皮、黄皮书通读并做读书笔记，造反派来突击检查，李零的第一反应是丢下其它，抱上读书笔记，攀梯、蹬楼顶，隐匿笔记，现在的孩子会莫名惊诧。但这是真实的故事。后来，他投靠我，一块儿在内蒙临河插过队。再后来，因为一条板凳上坐不下两位先生，知识分子最擅窝里斗，1982年，“躲得起”的李零又被我调到我所在的社科院农经所。
我和李零都属鼠，按干支计，恰是一个甲子。国人应变能力极强，论到哪个生肖，都有赞颂之调，说几句好话恭维。但老鼠的好词似乎真不多，獐头鼠脑、无名鼠辈、胆小知鼠，是贬意。一想到老鼠就只有穿牖毁器窃食偷油。就说鼠排生肖之首，“老”有长寿之意，祝颂鼠寿绵长，大发鼠财，也让人别扭。属相和人性无关，若要比喻，就是李零独来独往的精神。鲁迅《中秋二愿》，“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再有名的洋人，再有势的权责，李零从不势利，更无奴颜，倒多有些尖刻，有些激愤，长短随人说，是非无媚骨。
李零的书好看也好玩，学贯中西，旁征博引，细密考证，但又绝没有过于的书卷气，卖弄洋屁，抖学问，掉书袋的酸文假醋。看他的书直白、痛快、幽默、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咀嚼着文字就能品味出人生，品着人生就能参透古今。他是用业余的态度研究专业，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
从专业角度远，他是一位用现代眼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同时精通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三个领域的学者，他的著作很多，有十几部代表作，《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绩考》、《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孙子古本研究》、《吴孙子发微》、《兵以诈立》、《筒帛吉书与学术源流》、《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令》、《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李零自选集》、《丧家狗——我读<论语>》、《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去圣乃得真孔子》只是其著述的代表。他还翻译出版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写过其它许多专着和大量的论文。这些著作，很专业，但同时很好读，只要用心就能读懂读乐。他不仅读书多，而且行路广，他曾频繁出访欧、美、日、港、台，讲学和研究，近年则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大陆本身，有计划地在国内安排各种访古旅行，调查野外古迹和博物馆，足迹遍于大江南北。国外，他说，他最想去的几个地方是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中亚、蒙古和俄国（那是旧大陆文明的传播路线）。
杂文，是李零的业余爱好。如果说，李零在专业领域里是把现代问题拉到古代去谈，那么他的杂文就是把很多古代问题拉到现代来讨论。人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自其不变而观之”，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兴奋点，相通处。
虽然身在学术圈，但李零的知识分子意识非常淡薄，可以说几乎没有。他拒绝把自己归类，也很难把他归类，用他在《花间一壶酒》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
    他是属于逃跑类，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李零的这种逃跑意识可以在他的知青生涯中找到答案。七年的知青生涯，他看到农民生存的艰辛，也看到农民的智慧。那种在艰难的环境下表现出来的生存智慧，至今让李零钦佩不已。在他看来，农民和学者，都不过是一种活法，没有什么高下，别以为自己读了点书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话让学者听起来有点刺耳，不过，我倒觉得，恰恰是这种逃跑意识，让李零保持了自己的思想独立性，绝不人云亦云，即使众口一词，李零也有李零自己的说法。
人类这五百年，进步最快的是科学技术，人类近二百年来，进步最慢的是文化历史观。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近代西学全面占领中国之后也是这样。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现代学术有了李零，其荦荦大端者几十部著作，淪肌浃髓，不仅深刻，而且平发了许多生气。
李零的书提倡一种志存高远的学－研—学的治学态度。李零考虑历史的一些基本前提与多数学者不一样：一个是怀疑一切的历史研究，一个是开方支招。因为一旦有了实用立场，就有了框框和局限，实际上是接受了很多流行文化立场和流行的历史见解，即便是改造了配方，基本上是利用原来的配方和佐料，仍在三界内，未出五行中。
要对成说敢于怀疑，首先要敢于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之不足。他们的共同错误是西方中心论，傲视其它文明。这在19世纪是必然，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的局限。所以，先了解，后怀疑——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用现代的水平看都有问题（严格讲，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不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先了解，后超越——实践检验，马列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未完整的实现过。
李零对上述文化的批判不是采取系统论述的方法，但他的所有著作、历史研究都涉及这些让他长期苦恼的问题，即基本文化立场和历史观问题。黑格尔就是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他将东方文明看作早熟的婴儿，酒精瓶里长不大的婴儿。
李零不搞影射历史学，但他善于打通古今，打通人和动物的关系，古与今、中与外，不管时间、空间之间的错位有多大，很多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毛毛虫变花蝴蝶，骨子里是一样的。但是，李零对这些大问题的论述都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不搞“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李零说得好：生活是活人的历史，历史是死人的历史。我是专业研究历史，业余研究现在。生活是小道理，历史是大道理…小道理通大道理。History的本义是求知，我是把历史当活人的历史来研究，并把生活中的事当学问来琢磨。这是今天的话题。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学术研究，不能没钱。自古及令，煮字疗饥，少有尝闻。恩格斯不资助马克思，《资本论》很难问世，但光凭钱也堆不出真学问。正史是官修，官家多忌讳，为尊者讳便要多涂饰，涂饰愈厚真相愈少。现在的史学热，说法是盛世修史，一部大清吏拨款上亿，撒银子，设衙门，千军万马修长械，学术也成了首长工程。
史家之史识史才史德，同盛世衰世本无关系。若说《春秋》是第一部编年史，又说是孔夫子亲删订，其间“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有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当然不是盛世。“盛世修史”，多怀鬼胎，颂圣以自献，借圣以自高，倚圣而弄财，赞圣以封官。
但官家修出来的堆积如山的史书，没有一部比得过司马迁刑余之人发愤所著的《史记》。太史公自述：“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釆不表于后者。”司马迁的感觉，这不是盛世。《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也是成于一人的独断之书
李零从不参加千军万马修长城的热闹，他研究历史，从来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之书。
    “教授的意思是专家，一般都有职业病。现在的教授，要有博士出身。但博士不博，和古代的意思完全相反。”李零的文章，喜欢讲大道理，但不是黑白分明，小葱拌豆腐的道理，因此难免让人觉得有点绕，有点模糊，有点啰嗦，篇幅长了点。不是非此即彼，二律背反，是李零文章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
李零说：“我讲的历史是生活中的历史，但不一定是眼下时髦的通俗历史。通古今，垂教训，明道德，辨忠奸，中国民众有讲史传统，这是通俗历史的基础，大众阅读趣味的穴脉。我自己的书，我自己明白，娱乐性不够，实用性没有。”
    通俗史的缺点是把古今混为一谈，优点也是把古今混为一谈。老百姓没有历史，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怎么活都是个活。通俗史喜欢比附古今，但李零希望的是穿透古今。穿透的关键，是取旁观态度，没有这种态度，不能超越自我。
中国争夺眼球的热是一波又一波的热，现在的史学热，热的不是那些皇皇史籍。有本事、有决心抱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读下来，能有几人？热的是央视的“百家讲坛”。讲史总比人言籍籍的“戏说”强，捏造虚构、悠谬传统、三真七假，随心瞎掰、忽悠百姓。但借助主流媒体一夜成名的讲史人一旦“星光灿烂”，各个都成了百宝箱，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说，讲史又变成说书，卖座率渐渐下降。央视的“百家讲坛”千方百计动员李零出镜，李零总是婉拒。无论中央台，凤凰台多么言调恳恳，李零的说法：“我特怕看电视中我那张脸。”
    文化立场问题，实际上里头包含了许多现实问题。文化立场问题不是一个历史上我们阔不阔的问题，许多的考虑，现实问题都绕不过去。中国文化，亚洲、东亚、伊斯兰文明，北非、美洲、大洋洲和欧洲文化的关系，现在看来，离开哪个都形不成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从它一产生就是国际的，制高点一旦形成，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羽翼丰满，威绝四海。按它的需求排队。西方发展到现代，“人权高于主权”——鬼子学会了许多东西只做不说：文化立场问题，对鬼子来说是只做不说的，但是处处都会踫上，如对待妇女，对待黑人，对待伊斯兰文化等等。
用西方立场读李零，很容易将李零误读成民族主义者或文化保守主义者，这等于将吃中国菜，讲中国话，用方块字都扩大成民族保守主义。
西方人说的好多国际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大地方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一向是李云反感的。他总是反问，你不喜欢欧洲吗？你不喜欢西方文化吗？马上对方就不敢说了。
欧洲中心论是他们根本改不了的死结，强势的西方文化是他们的主心骨，所谓国际就是西方文化。“任何文明别跟我较真儿，你早晚要朝我这儿走，我不和你分彼此。”但你真和他学是学不成的，谁学得最好，比如德国和日本，他就会揍你，西方所谓的没有什么国家立场，是胡说八道。西方文化本位，丝毫不掩饰。李容深深地怀疑的就是这种文化立场。
了解了西方文化立场，就比较容易了解西方人看历史的方式，从文化观到历史观，西方那种文化优越感是情不自禁，掩饰不住，挥之不去的，如《剑桥考古史》、《剑桥战争史》，西方人创造的最高理想国就是美国，而美国是最国际化因素的产物。《剑桥战争史》是美英典型文化历史观的产物。
在欧美，除了少数汉学家，其它各种学家都不了解中国。《剑桥战争史》敢称世界战史，言必称希腊，没有东方，从希腊、罗马重装步兵到海湾战争，所谓持久正义。中国历史上的强势文化也一样，认为不需要特别了解其它少数民族的弱势文化，也是大汉族中心论。想了解东方战史，看马克•路易士《合法、被批准的暴力》，其实这本书也是西方文化观的产物。
西方人的优越感确实有一定道理，绝对支配地位，战争从来只有强者的话语权。“我用战争求和平，跟你不分彼此，树榜样，看人家日本，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美国是欧洲的产物，亚洲只有日本。历史上说中国战争经验多丰富，兵法如何发达，反正你们在近代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你们的好东西，我们照单全收了”，“受之有愧，拒之不恭。”人家是国际惯例。国际文化还在允许你，吸收你的中国菜、中国功夫、中医中药……然而你就是不行，这一条是铁定的。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普世原则，表面是自由、民主、人权，软肋是战争文化。
从文化优越感到历史优越感，以现代划线，西方从来都素质好，有公民意识，战斗力强，毫无保留地消灭对方，包括征服美洲，杀尽印第安人，理直气壮，大言不惭，没什么可脸红的。而我们中国是忽而自大，忽而自卑，讲中国先前如何阔，你跟外国一讲就气短。我们学西方，学得一塌糊涂，讲破天，也改变不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你再学也学不到人家阔起来的全部国际化过程，过了这村没这店。拷贝复制的结果不言自明，人在江之头，君在江之尾，座次早已排好，你排在非洲、南亚前头，你就感谢上苍吧。李零的文化立场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对立的好坏人故事，而是很中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的感情不相通。人与人的区别比人与猿的区别还大。
政治是禁忌，宗教是禁忌，雅俗也是禁忌。
信仰是不能讨论的。
就连一部《红楼梦》都少有共识。鲁迅先生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得精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滛，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毛泽东自有独见，他说《红楼梦》是历史书，第四章是总纲，写了四大家族，其它章全是目，纲举目张。他看到的是阶级与阶级斗争。公理、婆理，李零想让天下的道理构成一个道理，志存高远而实不易。
西藏的“3．14”事件和当年的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馆，让当代中国人明白点。西方人和你谈西藏问题，你和他谈对等的魁北克问题、科西嘉问题，为什么西方将一个库尔德民族切分到五个国家？他会认为你是外星人。
左派和右派，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没法谈得拢。正是因为信仰不同，所以都要和平共处，碰到敏感问题，最好躲着点。
如果皆大欢喜，只能对这三大禁区绕着走。但没有这三部分读者，剩下的读者也就寥寥可数。李零悲观是悲观在这里。
李零说：“书写出来，就不再属于自己。我这个人，有点不识时务，逢左必右，逢右必左。右派把我当左派，左派把我当右派，可能皆大生气。左派把我当左派，右派把我当右派，可能皆大欢喜。我管不了。但我期望的读者，是把天下的道理当同一个道理。富兮穷之所依，穷兮富之所伏。”
    敌人的概念，三天两头变。敌人也是人。
我们不能“两个凡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一定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一定拥护。敌人吃饭不吃屎，我们不能反过来，专吃屎，不吃饭。
帝国主义不是一个陈年往事。李零是反帝不脸红。
美国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建立在对国际事务的强暴干涉和穷兵黩武上，一切以他们的一己私利为转移，他们家的事就是全世界的事，全世界的事都是他们家的事，这种态度当然该反对。
中国的萌芽论，错就错在没有世界眼光，好像人家不来帝国你，你自己也就资本主义了，哪有这事呀，不懂人家的前提。前提是你别捣乱了，单一国家，就算超级大国也不可能单独产生资本主义。你说中西医结合当然好，但西医比中医讲科学高于中医是前提，你的定位早就替你选好，如同唐人街、印第安保留地。
现在有人讲西方科学高，中国道德好。好什么好？首先中国的公德就是世界上臭名远扬的，需要进口。想和人家平起平坐，是白日做梦，只能争得一席之地。人家只做不说，我们是不做敢说。什么“伊斯兰文化极其野蛮”，“黑人在各方面都低劣”，美欧不敢这样讲，更别说“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国家利益至上，人家从来是这样做的，一战，二战，美国人连老祖宗英国的愿望都不照顾，而是下决心削弱英国。
面对西方强势的文化历史观，中国人当然要反思。李零的反思与多数人不同，不是快意恩仇，而是条分缕析。
中国真反西方吗？读读近代史吧，很多反对，其实都是追随。比如军事，那是专门对付外国的，但学得最凶。敌人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喜欢反身边的事，远的不但不反，还奉若神明。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身边的不合理是小巫，遥远的不合理是大巫。小巫见大巫，矛什么盾？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走与美国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李零对强国梦和人民大爷都有所保留。不是反对，而是保留。
强国梦是西方的馈赠，躲不开。最好是不欺负人也不受人欺负，但分寸很难把握。挨打要反抗，不能反抗也该反对，这没有错。
人民群众是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特点就是倾侧反复。一滴滴的水，平静流淌的水，很可爱。但汇成洪流，相当可怕，特别是从政治的、宗教的闸门放出来。
有几流的国民，就有几流的政府。
暴政后有暴民，暴民之后有暴政。这样的大戏在中国上演了几千年，在世界上演了几千年，中国有不稀罕，世界有常忘记。大戏演到文革，好像是一个人自编自导的。
    “文革” 反省的最大困境：“文革”后，大家都是好东西，“四人帮”可以抓起来，但直接施暴者谁也没辙。其实，“文革”的恐怖，李零印象最深的，还是群众暴力。包括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众。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整死的。
历史事件，不能光讲政府行为，而且把它道德化，变成桀纣式的符号。“文革”这台大戏，绝不是四个人或一个人就能上演。中国人特别健忘，一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就大家都是好东西，一切都忘他娘。“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该反对的都该反对。
在英美，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主义，骂落后国家，可戴这顶帽子。但他的自豪感、国际性、国家至上、民族主义无处不在。他自谀“国际”，嫌你捣乱。你若心悦诚服，全面接受，甘做附庸，他给你一席之地，分你一杯羹，这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基本立场。

二、全球化的费未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

另外一个值得反省的历史，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出现的？许多人都很关心，现有的书都是欧洲中心论的成说，观察得正确与否，决定性的还是文化立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9．11 之后美国有一本书为帝国主义平反（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抉择》），什么美丽的帝国主义，还有什么新罗马帝国，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为帝国正名。共识是19世纪很关键，这个世界的基本东西都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何以知此，请君听我慢慢道来。
    20世纪前50年，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杀人上亿；后50年是恐怖的和平，冷战，是核武器镇住敌对的双方，立场并没有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社会化的占有形式，致使生产力越落后的国家越革命：一战是落后的俄国革命，二战是比较落后的国家组成社会主义阵营，更落后的中国革命了，生产力更落后的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进入疯癫。一个比一个更野蛮，更激进。全球病灶还是帝国主义的游戏规则。对内是共产党整共产党，对外是帝国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进行冷战，发达的更发达，发展的永远在发展，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欧盟15国13个社会民主党上台掌权，对内更仁慈，对外更野蛮。对内，弱势群体反抗出成果；对外，此欧盟就是彼北约，肢解南斯拉夫，炸我中国使馆，别人说大变特变，李零看到的是万变不离其宗。苏联解体，东欧易帜，自己整垮自己，欧美认为是自由主义的胜利，“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但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看清资本主义要上溯五百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的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断变化的皇帝的新衣，皇帝的本质是不变的（Frank）。实际上资本主义的产生就是国际的，它的产生不是一个单独的来源，而是全世界，十分国际化的错多因素，激烈碰撞随机耦合，是前世界体系裂变的结果，所以产生是国际的，结果也是国际的。
西方史学家越来越看到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更不是西方自己的传统特别优越，正如王小强研究指出，西方不是从希腊、罗马时就根红苗正，更不是先进得其它两个文明都无法比拟，无法抗衡的文明。但从六百多年前中世纪最野蛮、最落后状态中突飞猛进的西方，后来居上，对它的认识，要搞清的是大本大源，要解决的是大是大非。
资本主义是全人类文化的共同产物，资本主义的形成要有亚洲、美洲、非洲各种物质的、文化的文明为其生长做营养基，美洲自然不可或缺，但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政教分离的国家模式，大一统的郡县制度，非贵族化的科考选士制度，资本主义文明也无从产生，更离不开几大洲的广阔市场和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非洲人成了他们的黑奴，缺一环节不能形成资本主义。所谓的大国倔起，其实都是小国崛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证明：有了美洲大量的白银之后，西方与中国进行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工艺品总是贸易顺差，西方的白银60％以上流入了中国，在贸易上战胜中国，靠鸦片和鸦片战争。
西方的优越感，实际上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误区，一种强势文化以我划线的误区，也可以说是忘本。“过去就甭提了，天翻地覆完全不一样了”。李零认为历史学家的一大错误，以为人类在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类的变化总会有的，但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如苏东坡游赤壁，今人、今水、今月亮，明月何时初照人？逝者如斯夫，“盖将自其发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变的背后有不变的东西，天地之变就如眨眼，一瞬间，一剎那。人类也有永远不变的基本兴奋点，不变的主题。
西方史学一直切割得很厉害，他们特别强调传统和现代的区别，以现代化划线。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信刚认为现代化的概念总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标准。过去以摄入多少卡路里为标志，但现在又在改变。现代化如何定义？现代化等于一个现在时，很快推进到将来时，李零在质疑西方，为什么要有这么一种现代观念？傲视别人过去？当然西方也傲视自己的过去，但更傲视其它文明的过去。
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古代和现代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古代和现代，中国与外国，今人与古人都是可打通的，古人不比今人傻，今人不比古人精。王小强论证过中国古代也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按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说法，25％的产品剩余和25％的剩余劳动力，资本主义就可以萌芽了，这种萌芽说，一直可推到中国的秦汉。马克思的眼光还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是观察同一问题的角度单向。李约瑟证明中国古代也有相对而言发达的科学技术，有人将中国忠臣谏士对抗暴君，视为民主精神。法国人文学者认为中国皇帝也有宗教功能，他们发现教皇也有许多世俗功能，说来说去，一方面西方的汉学家划分得非常细，一方面他们的文化立场是既定的，雷打不动的，中国的历史分析，西方汉学家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主要是以己划线，吉代就是古代，现代就是现代，李零深深怀疑这种划线的立场、观点、方法。
不必说两河流域的亚述、巴比伦文明早于也先进于凯尔特人的欧洲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不必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四大哈里发相继执政的“共和时期”（公元632—661年）东方比西方先进。单就伊斯兰教帝国阶段，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同期相比也望尘莫及。
公元八世纪伊斯兰再次扩展，西至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东抵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信德地区，形成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伊斯康帝国。广袤的帝国里居住着穆斯林各族人民，从阿拉伯人、波斯人到中亚突厥各族和印度人，他们共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毫不夸张地说，穆斯林已成为东方—波斯印度文化和西方—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当然继承人。特别是从9世纪到13世纪帝国覆灭，尤其是9世纪中叶以后一百年里，这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光辉时期。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天文台、医院均在这个地区。巴格达、开罗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巴格达智慧宫藏书200万册，此外这座城市还有30座图书馆，个人可以借出200册图书。开罗法蒂玛图书馆藏书100万册，科尔多瓦图书馆藏书 70万册。阿拉伯语成为帝国境内通用语言。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学、托勒密天文学和阿基米得物理学统统都有阿拉伯文译本，有的还不止一种。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及其门人的各类哲学、伦理学、逻辑学、修辞学著作，都有经过了阿拉伯人考证、勘误、增补和诠释的译本。11世纪巴格达尼釆米亚大学、开罗埃资哈尔大学、西班牙科尔多瓦大学都已经分系建立神学以外的学科，加天文、医学和数学各系，并接受欧亚非三洲留学生。据说欧洲早期巴黎大学分系的设想便是直接受此启发。
然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又如何呢？欧洲正处在榛莽荒野之中。欧洲已被蛮族入侵搞得疲惫不堪，四分五裂。过去他们把这段时间称为“黑暗时代”，宜到最近才有些改口。欧洲的诸侯们盘踞在碉堡里大字不识一个，封建领主的马厩里堆放着腐烂发臭的希腊罗马先贤们的著作，查理大帝宫廷教师教授皇子的教科书幼稚得令人忍俊不禁。惟一有文化的阶层—基督教士们也只能教些简单的拉丁文字母或者讨论诸知“一个针尖上究竟能站几个天使”这类荒唐古怪的问题。黑暗的隧道直到14～15世纪才走到尽头，欧洲旱期文艺复兴开始了。人性复苏了，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被重新认识和发现了。可是“复兴’的希腊罗马文化从哪里寻找？欧洲人如梦初醒地想起了阿拉伯人以及他们的文化。阿拉伯文本，被欧洲人从12~15世纪译成拉丁文和西方各种文字，欧洲各大学以此为教材长达五个世纪之久。西班牙的长利多城曾经成为欧洲学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泉源和中心，那里设立的翻译局直到近代以后方才结束。想想看没有阿拉伯人同他们的文化，欧洲的文明会是什么样子？近现代的欧洲又会是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拉伯文明是近代欧洲文明的桥梁，阿拉伯人是欧洲的“恩人”。可是西方人是怎样对待这座桥梁和这位“恩人”呢？从15世纪西方人开始发现新航路认识新世界第一天起，他们就没有停止对亚非人民的殖民掠夺，直到20世纪开始亚非所有伊斯兰教国家无一不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二战以后这些国家纷纷独立，善良的阿拉伯人民在民族主义领袖们领导下，或仿效西方建立代议制政府，或学习苏俄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经济上积贫，政治上积弱。昔日民族主义的领袖许多堕落为独裁者，干部腐化、贪婪、纳贿，人民暗无天日，前途渺茫。人们自然而然回忆过去伊斯兰帝国的光辉日子。回到过去，回到《古兰经》去，便成了他们的心声。Fundarmentalism便从这里产生。
哈佛的亨廷顿教授代表白种人的价值观，他的《文明的冲突》告诫西方，他最担心的是中国儒教文化同伊斯兰携手合作给西方文明以巨大威胁。世界岌岌可危，人类末日指日可待。这仍是西方中心论的惯性思维，西方的普世的文明从来是暴力带来暴发。
西方的暴发是如何来的？
西方在古代并不先进，西方受惠于阿拉伯世界，包括波斯文化，受惠于亚洲地区和亚洲文化。这一段，西方人含羞垢耻，特怕提起。
西方人写战争史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重装步兵，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中国比希腊、罗马先进一点，是车兵和步兵混合作战。其实只有草原文明的骑兵才是无敌之军，这是古代的现代化部队，中国元朝，蒙古人占领了五分之三的欧亚大陆。这一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坚持大汉族主义。不能说中国打蒙古，蒙古打伊斯兰，伊斯兰把火药学去了，中国的蒙古人先征服了中国，然后打到欧洲的波兰。孙机先生说欧洲人怕匈奴，阿提拉是上帝的鞭子，上帝就是中国，中国战胜了阿提拉，他就西蹿，到欧洲却称王称霸。中国的火药也是由中国少数民族，蒙古族传给西方的。
第二阶段是中世纪的城堡攻守之战，中国的蛮族，骑兵征服了城堡。剑桥战争史第二阶段是城堡时代，原来的罗马军团很自豪，但他和从丹麦、荷兰等北方过来的人相比，无论身高、身体素质都没法比，人家还有数量相当的骑兵，先是雇佣日耳曼人，后来也引进了骑兵，整个中世纪的战争，逐渐发展了筑城技术。
中世纪的城堡是被大药炸开的。现代的枪和炮实际上是古代的弩戟和投石器与火药的结合，前者成枪，后者成炮。火药和指南针决定着他们的根本命运，四大发明一样都不能缺少。其实何止四大发明对西方的跃迁起了关键作用，只是有了火药和指南针西方才可能进入第三阶段，即舰船和枪炮的时代。西方的船原来连舵都没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当时中国的舵技术世界第一。中国的炮也很了不起，但中国的炮多半是用于守城，不是用来进攻。像钟表、枪炮从中国传出，人家不断改造，变成攻城略地的利器，中国反而要重新引进。西方现代比你厉害，这点你不能不承认，但承认并不等于不能批判，不能因为现在我比西方落后，我们自己身上有一堆的毛病，就不能批判西方。
西方文明的跃迁不仅仅离不开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阿拉伯文明等，也离不开美洲，如果没有美洲的土地，物种（烟草、咖啡、马铃薯、玉米、红薯等），
美洲的白银和诸多原料，西方的新兴产业根本无法形威成，特别是英国人发家的纺织业，根本无法起飞。欧洲人口少，三大文明圈中西欧不沾边，西亚、北非、南欧是一个文明圈，边缘是西欧人，三大文明圈，欧洲最落后，西方人自己调侃，中国发明的牙刷、竹盐牙肓、皂角肥皂，将西方人从黑死病中解救出来。
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从阿拉伯取经取回来的，但是西方人的传教与取经都是依靠暴力。希腊、罗马传统上就对外征伐。你看亚平宁半岛，波罗奔尼撤半岛，农耕的条件自古无法与中国比。中国很早就形成统一的大国，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农耕有序，地大物博，南北东西各不同，当然市场经济就比较发达，信用制度也相对发达。大一统的集权国家比奴隶制的民主国家先进，这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的启蒙时代，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有许多对中国的讴歌，甚至认为中国的今天就是欧洲的明天。但当时欧洲就有两种态度，伏尔泰、狄德罗是歌颂派，但也有像孟德斯鸠这样一些唱反调的人，当时欧洲，其实今日欧洲还保留着国王一大堆，小国一大片，车不同轨，书不同文，也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欧洲统一货币，大一统刚刚开始。
秦始皇的那一套，在欧洲还是进行时，欧洲生产力革命，所谓大国崛起，是拿破仑对欧洲内部无法统一就想办法到外部去抢。拿破仑打俄罗斯，想一口鲸吞，贪多嚼不烂。其它帝国都是小国崛起，到欧洲之外蚕食四方。人类的以强欺弱，绵绵不绝，中国也一样。春秋战国，秦国是一超独霸，统一六国的最后一幕肯定是弱者兵法的恐怖主义，荆轲刺秦王的一幕必然出现。现在上博出土的曹沫兵法。曹沫就是曹劌，出身卑贱，心狠手辣，齐强鲁弱，签订不平等条约，曹劌一把揪住齐桓公的脖领子，要拼命。初中课本里学过。“大王之怒服尸百万，流血千里”，而持质，“流血两人，天下缟素”，“一人拼命，万夫惧之”，比的就是穷人的命和富人的命不等值。
研究中国的战争史要注意过去比较忽视的战争史，比如匈奴列传，因为中国人会打仗是向匈奴学习，匈奴很厉害，流动性极强，擅长恐怖战术。汉族的弱点是由农耕所形成的居有定所，成群扎堆。匈奴是高度流动，人比苍蝇、蚊子厉害，但苍蝇、蚊子乱飞乱跑之中，照样吸血啜食，占你人类的便宜，而且没完没了。所以，一定要看匈奴列传。你看匈奴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过长城，天苍苍，野茫茫，汉兵就不敢追了。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农民战争最发达，与黑社会有很深的渊薮。还有独行侠，也是两面看，单挑独打，斗狠斗勇的也可能是刺客，反帝反霸也可能是刺客。现代的劫持人质，古代叫持质，这要读游侠列传，中国古代很现代，可以说世界最旱的恐怖主义，弱者兵法，生于斯，长于斯。劫持对象一是有钱人，二是当官的。美国的人权观念是双重标准。美国人在9．11 之前最反对见义勇为，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野蛮，上层特别高雅，下层特别愚昧，对内看似很文明，对外是变着方杀人。

三、古代的现代化和现代的古代化

古代的民主共和国和罗马法典，其是十分现代化，是现代西方的鼻祖，无论是海洋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认祖归宗。但古代的希腊、罗马时代极其残酷，和其它两大文明不同，典型的奴隶制，全世界最发达的奴隶制就生于斯，长于斯。希腊、罗马也是农耕文明，土里刨食，但是与古代中国比物产十分单调，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平原。他们的贵族、平民很少从事农耕，而是培养战士，他们四处攻城略地，杀人知麻。原有的私有制不能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什么？新夺得的土地、奴隶、包括女人。对外杀人征伐，血流漂杵，金戈铁马，对内才能搞民主制。古代的民主制国家是这样产生的，现代民主制国家也是这样产生的。平民是大多数，就要有议会制、护民官、法制、民主共和国、公民权利。你看西方的样板戏《斯巴达三百勇士》、《亚历山大》就会明白。穷人永远是大多数。西方人总是把自己从古打扮得根正苖红，个个都威武雄壮，“高大全”，而其它文明在他们眼里是邪恶。后来的后抢者德国、日本是他们最好的学生，二战时对外杀人如麻，对内歌舞升平。这种文明的集大威者就是美国，世界几乎所有人都爱美、恐美，对外，美国在冷战之后永远是战争状态，找啊，找啊，找敌人，找到的是“绿祸” 和“黄祸”
    李零的新着《读（动物农场）》，引用了一段奥威尔语录，描述得十分精彩：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些抢劫继续下去……（乔治•奥威尔评吉卜林的文章）
李零这样讲：冷战时期，曾让太多人感到绝望，特别是夹处于美、苏之间的欧洲人。比如英国的“愤青”（愤怒的青年）愤什么？就是。二次大战的“英雄”还霸占着这个世界（奥斯本《愤怒的回顾》）
现在，老一代的“英雄” 差不多都已离去。他们留下的遗产是什么？一是战争，二是革命。它们的变奏，构成了《动物农场》的主题。
必也正名乎？奥威尔的书，《动物农场》和《1984》，共同主题是批判极权主义。什么叫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在西方的政治词汇中，有两组词，黑白分明，最能体现西方的价值观：
（一）好词
（1）freedom（自由），和下面的词是同义词。只不过，liberty是借自法语，freedom才是英语本身的说法。
（2）liberty（自由），有“解放”之义，我们常说的“解放”，其实就是“自由”。美国的“自由女神”是“解放女神”。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其中的"自由"（liberté）就是相当这个词。一般说，摆脱奴役才有自由，自由是解放的结果，但英美革命的继承人却喜欢说，解放是自由的结果——守法即自由，没有规矩的自由是不自由。
（3）equality（平等），主要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平等”（egal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礼记•礼运》的"大同"、《墨子•尚同》的“同”，庶几近之。
（4）fraternity（博爱），意思是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博爱”（fratern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孔子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庶几近之。
（5）democracy（民主），是希腊老词，本义是人民统治。欧洲政体，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monarchy）和僭主制（tyranny）是一人统治，贵族制（aristocracy）和寡头制（oligarchy）是少数统治，共和制（republic）和民主制（democracy）是多数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贵族制其次、共和制又其次；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头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都不好。可是现代政体，流行的却是民主制。即使君主立宪，也是虚君共和，有没有君主无所谓，关键是不能没有议会。
请注意，这些好词古今中外也可以切换打通，都有具体的时代指谓，抽象的“好词”东西方照样谈不拢。
（二）坏词
（1） autocracy（独裁），是从autocrat来的。autocrat是独裁者（auto是自己，crat是统治）。我国帝王，称孤道寡，唯我独尊，西周时期，叫“余一人”，最像这个词。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在我国，那是司空见惯，并不都叫暴君。中国的暴君，那得“独”到一意孤行、谁劝都不听、随便杀人、近乎虐待狂的分儿上。如武王伐纣，把纣叫“独夫”，就是这种暴君。
（2）dictatorship（独裁），来源于dictator。dictator，本来是罗马共和国的民选执政官，通常有两名，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从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发展而来，后来引申为“独裁者”。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就是用这个词指希特勒。过去，我们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独裁”。马、恩和列宁认为，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如此。专政是过渡手段，下一段才是社会主义。
（3）despotism（专制主义），despot是暴君。暴君哪儿都有，没什么新鲜。比如希腊的僭主，还有某些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禄），就是西人常说的暴君。他们的传统是小国传统，对暴君很敏感。我国，秦以后的皇帝，以武力取天下，没有贵族出身，有点像僭主。春秋的赵简子和陈成子，汉魏的王莽和曹操，权力很大，也像僭主，但我们不叫暴君，只叫“乱臣贼子”或“乱世奸雄”。
（4）absolutism（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学者多把这个词翻成“专制主义”，如中文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就这么翻。我国常说的“专制主义”，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其实，absolutism这个词，和despotism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高度集权的君主制。这种君主制，是和等级君主制相对，是和权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对。它在欧洲，兴起和衰亡，时间不一样，主要在十六至十九世纪这一段（俄国拖到一九一七年）。如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彼得大帝，都属于这类君主。欧洲各国，绝对主义越发达，革命越激烈，法国和俄国就是如此。absolute的意思是绝对的。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就是这种绝对主义。最近，刘北成、龚晓庄翻译了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就是介绍这类国家。
     (5）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才创造的新词。极权概念的发明者是意大利哲学家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或译金梯利，一九四四年被意大利共产党杀掉）。上世纪二十年代，极权的概念经墨索里尼宣传，广为人知。这个词是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 total的意思是全面的或总体的。它强调的是党国至上、集体主义、绝对服从和军事化。totalitarian是全面控制社会的大独裁者。它的特点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个人，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更加专制，董乐山主张译为“全面权力主义”。汉娜•阿伦特有《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据说北京三联将出译本。
层层剥笋。上面的好词，全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欧洲革命的遗产；坏词，除极权主义晚出，全是前资本主义概念。它们彼此相反，有如尧、舜与桀、纣。
李零指出，民主与专制捉对厮打，相互缠斗了几千年，源本是非要具体分析。
西方人的麻烦，是有一个绵延六百年的黑暗中世纪，一点儿民主都没有。所以，西方人爱讲民主，追根溯源肯定是希腊城邦，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为故乡。民主不仅仅是小国传统，它的根源还在史前社会，中国舜、尧时代的传统，西方凯尔特人的早期文明，世界各大文明，旱期都有这一段。国家由豪酋而王，由王而帝，由小到大，先民主后专制这是进步。
西方人拿希腊城邦说事，顾准的文革之痛，痛定思痛，也拿希腊天边的民主批眼前的专制，也是拿希腊城邦说事。
希腊环海而多山，农业条件差，但便于海外扩张，玉帛、女子，可以到海外抢，中国马背上的少数民族和希腊的海盗传统，陆上抢和海上抢，同一个硬道理。希腊城邦，一堆小国，古风犹存，还保留民主制。但李零讲，即使希腊，也有六种政体，并非只有民主政体。
古希腊，一堆小国，松散联合，居然打败比他们强大的波斯帝国，很让欧洲人自豪。亚历山大征波斯，横跨欧亚，建立庞大帝国，犹“小邦周克大邑商”，是希腊的顶峰，西人特爱吹，叫“希腊化时期”。但他一死，土崩瓦解。
同样，罗马早期也有民主制。他们摆脱共和，走向帝国，也是顺理成章。罗马帝国，后来居上，更庞大，更发达，但即使走向帝国，也还保留城市自治，国家依然很松散，难以控制各地的反叛和阻挡北方蛮族的入侵。
中世纪南下的蛮族，类似我国的匈奴、鲜卑，本来也很民主。他们的入侵，也是“小邦周克大邑商”。庞大的罗马帝国，让他们一冲，也土崩瓦解。他们的占领，不像我们的西周封建，是归同一个王来领导，更像五胡十六国。今天的欧洲，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就是承受这份遗产。
欧洲，大地域国家不发达，小国寡民的记忆特别深。即便现代大国，也多半是靠海外殖民复制的联合体，很像城邦自治的古典时代。文艺复兴，他们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宁肯认同希腊、罗马，好像特民主。但他们也热衷过专制，不止一次。
欧洲走出中世纪，一度提倡专制：抬君权，压教权，抬专制，压封建。18世纪，他们还羡慕过我们的专制。
插过队的人都知道，中国最讲民主的地方是农村，村里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什么事都要商量商量。就是“文革”中评分，也是大家聚在一起一评一晚上。全世界都一样，最不讲民主的是军队和大公司，它最讲效率，却最不讲民主。
当然，这种专制，早已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专制，而是上面说的绝对主义。好听的说法是“开明专制”。绝对君主制取代等级君主制，权力太大，威胁市民社会，引起反弹，才有后来的革命，申民权，抑君权，再掉过头来反专制。
他们是反封建在前，反专制在后，专制是封建的对立面。
欧洲的君主制，上有教权（宗教大一统），下有封建（国家多元化），王是小王，帝非常制。他们的帝，源出罗马，拉丁系的国家叫皇帝（原意是得胜的将军），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叫凯撒。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沙俄帝国，是欧洲的三大帝国，帝号多出罗马，一般要由教皇封。法西斯主义源出意大利和德国，这不是偶然。意大利的前身是古罗马，德国的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种插着战斧的笞棒）是复罗马之古，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是继承神圣罗马帝国。他们都是说梦于罗马。罗马是帝制的象征。
西方民主，是专制的对立面。但现代民主，中间隔着中世纪，并不来自希腊。它是欧洲革命的产物。革命的理想是破旧立新，革命的结果是折中新旧。
革命，是个意向纷纭的怪物，民主也是如此。革命，既有王冠落地，也有王权复辟。民主，也是既有英国立宪传统和洛克的影响，也有法国启蒙运动和鲁索的影响。民权挑战君权和教权，结果往往是三权妥协。革命后的欧洲，不但教皇还在，九个国家还保留了王室。
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 这些普世价值。这种说法有悖于历史事实。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在这个“人权宣言”通过两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德古兹的伟大法国女性，骇世惊俗地起草了《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但她却被送上断头台，她渴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法国实现。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也一样，“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不包括妇女、黑人、华工，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作出的选择。
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他们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值得肯定，但战后双方还是作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 的价值。美国不久又颁布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都迷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迷信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费的资源比发展中国家多30多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去掉这30多倍的差距，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国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呀！问题是西方在推销自己“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时候，很少提及自己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主要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是野蛮的殖民主义，对内有选举权的人几乎从未超过本国人口的5％。
艰苦卓绝的斗争。马丁•路德•金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了。
最近，挪威达勒姆瑟大学社会和社团心理学教授佛洛伊德•鲁德明，在《伪善和危险的反华展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西方伪善的人权纪录和双重标准：“我们听到‘种族入侵’和‘文化灭绝’的呼吁。但是，我们没有听到，这些话是应该适用于西班牙和法国警察们对待少数民族巴斯克人的。我们也没有听到，这些话适用于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王国时的情景。同样的地方还有迭戈加西亚。在不算很久前的1973年，英国用武力从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岛驱逐了土著查戈斯人，查戈斯人只允许揣带一个装有衣服的手提箱，除此之外再不允许携带任何东西，家里的宠物被放到燃气炉中烧成了灰烬。彻底的种族清洗，彻底的文化灭绝。这是为什么？答案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国的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曾经用来轰炸阿富汗和伊拉克，接下来很可能用来轰炸伊朗和巴基斯坦。如今的迭戈加西亚岛，除了英国和美国人之外已经没有其它人居住了。如果要质询、谴责西方的不法行为，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
      如今，中国人需要非常郑重和合法地怀疑西方作为“人权卫士”的资格，并可以这样质询西方：今天美国的本地人（印第安人）在哪里，他们的文化和人权怎么样？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哪里，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尊重？丹麦是否妥善保护了格陵兰人的文化权利？
我相信，如果中国真的有一天，非常不幸地实现了西方式民主，在经济倒退了 20年之后，还会像俄罗斯普京总统一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可控的民主”。这些措施：第一，坚决打击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如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第二、削弱地方势力，制止分离倾向。七大联邦区的建立，首脑由中央任命，政治和经济空前统一；第三、打击寡头，解决寡头干政。如，打击媒体寡头吉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逮捕俄罗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经济命脉的国家控股化；第四、挤压反对派，结束议会纷争，采取非常手段形成支持现政权的议会多数。如“团结—祖国运动党”，那是普京一手策划、缔造的第一大党团。其实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对外、对内政策从没有本质区别，可以说就是名称不同的一个党（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我初中时看方成的漫画就知道：“一头驴，一头象，除了外表都一样。”
    西方的古代民主制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西方现代民主制建立在殖民地制度基础之上，压迫别人自己才能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提出，民主也是国家，国家消亡，民主也消亡。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不是东西，是制度。专制是统治人民的手段，民主也是统治人民的手段。专制玷污带血，民主也玷污带血，顶多是歪锅对扁灶。一个是对内狠，一个是对外狠。
极权主义不是欧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而是个非常现代的概念。
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当时的欧洲，很不景气，到处弥漫着对民主和进步的绝望，权力意志的鼓吹甚嚣尘上。大家希望，强者出面，收拾乱局，哪怕权力大一点。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概念，不但和罗马无关，跟中世纪也没什么关系。
极权主义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发明，纯属右翼概念，所有左翼都反对。但右翼骂左翼，也用这个词。社会主义好一点，至少可以和民主挂在一起，欧洲左翼政党，很多都是讲社会民主的党，甚至还是执政党。共产主义就不行。他们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党国至上，暴君加暴民，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国家，站队划线，壁垒分明，维持的叫民主国家，反对的叫极权国家（现在指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绝大多数国家，欧美和日本以外的国家，都属于后两类。这种划分很霸道。
可惜的是，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对左翼来说，这是难逃的困境。
奥威尔说，他天生憎恨权威，但权威反不掉（参看恩格斯《论权威》）。暴君对他，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他的噩梦分两种，一种是法西斯主义，一种是斯大林主义。他把两种都叫极权主义。我们只有理解当时的气氛，才能理解他的恐惧。当时的世界太野蛮一反对野蛮的，同样很野蛮。
社会主义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一左一右，都挑战过世界格局。它们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物：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倍尝屈辱；俄国革命，强敌环伺，也被围困。它们有同样的创伤，同样的困境。贫困和战争，扭曲了这两个国家，二者颇具对称性。可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正在格局本身。
凡尔赛和约，埋下二次大战的种子；雅尔塔协议，也是冷战的根源。在这种格局下，苏联的一切都是围绕安全转，对内对外，造成种种问题，很多战略考虑，都被帝国主义化。这是革命的不幸。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场你才会说，它和法西斯德国是一家。
我们不要忘记，法西斯德国是最最反共的国家。他们和英、美的矛盾是由“瓜分” 而引起，在“反共大业，同仇敌忾”上，他们和英、美是一家。
苏联的卫国战争，写进《动物农场》，叫“风车战役”。我们都还记得，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伙。当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动物农场时，皮尔京顿说“活该”，他希望的是，弗里德利克替他消灭动物农场。
奥威尔绝不会同意，弗里德利克和动物农场是同一拨。这就像西班牙内战，他虽痛诋左翼，恨其自相残杀，但绝不会分不清左右翼。
他说，“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为了抵抗德国，苏联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不光死人，还有制度上的牺牲）
我们不能把苏联红军和德国法西斯混为一谈，就像我们不能把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混为一谈。
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社会主义革命，路径的选择恰恰与马克思的预测南辕北辙。后发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通通是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国家。这些国家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游戏的规则只能按发达的帝国主义存在的格局进行。这是后发型社会主义的不幸，全球病灶是发达的帝国主义，它是这个世界的罪恶之源。

四、西方中心论和中华老大论

中国最幼稚的启蒙派总是这样提问题：你如果批评美国，你就是替中国的贪污腐败、中国的一党专制辩护。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既批评中国的腐败贪污的同时，又批评美国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说中国有问题，美国就没问题，也不能说美国有问题，中国就没问题。批评中国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中国问题的前提，比如中国经济现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给发达国家打工，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处于低端，所以表现出其产业结构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你可以批评中国对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很不公平，很不合理，拖欠工资、工伤事故、人身虐待，甚至出现奴工，批评中国同等GDP耗能高（低端GDP和高端GDP本来耗能就不同），污染严重。但是，你应该看清楚，美国为首的西方游戏规则才是全球病灶。
全球化，有了资本满世界流动剥削，而劳动力不能向发达国家流动的制度安排，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可以通过资本向落后国家转移而大大缓解，资源消耗和污染才能通过向落后国家转移而大大降低。没有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没有美国金融霸权投机赌博新经济的三至四万亿美元的收入。西方的全球化，实质就是美国化。得罪了全球化的富人，外资不来，内资跑掉，投资环境不好，两亿多民工享有较高的社会保障，外资、内资没有多余的话，撒丫子就跑一用脚投票，印度、东南亚、非洲求资若渴，劳动力更便宜。
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自己，向发达国家开放，学生拼命学，老师照样骂。中国有50多年未挨揍了，这是中共的历史功劳，还不一定是常态。所以，首先要考虑的是老师的问题，美国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大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小问题，小问题归大问题管，这是全球化中的硬道理，这个道理随着中国越来越现代化，会看得更清楚。只有像福柯这样的人，吃着现代化，喝着现代化，才可能专门给现代化泼冷水，让现代化头脚冰凉，专门拿现代化打镲。你越说进步了，他就说退步也不少；你说现代化是香饽饽，他就偏说现代化很丑陋。一个穷人，整天想着钱，他怎么会批评钱呢？真正批评资本的是有钱或者曾经有钱的人。所以读懂美国，要拆开来读，纵读之，历览美国来龙去脉的全部历史；横读之。深入到美国人的内心。
现在所说的历史观、文明观、基本文化立场的争论，都是中国一百年来反复讨论过的老问题。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争论，无论是批评传统文化，如《河殇》，还是现在流行的弘扬传统文化，如新儒家。表面上非此即被，二律背反，非论出个好坏高低，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病灶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忽儿自卑，望山跑死马，忽儿自大，刚学了点三招两式，过了几天好日子，花拳绣腿就想把别人放倒。放言30年河东，30年河西，21世纪是中国世纪。其实二者在文化立场之间互为表里，欢喜冤家。他们对历史的观察都有回溯性反差，倒霉看反面，全是以西方价值观为参照系。一会儿说我古代比你阔，一会儿说我将来比你阔，全是现代化的强国梦。
李零讲“传统为什么这样红？”用的是国际大眼光，大历史观。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李零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哪怕是国产自造。
新儒家的迷梦，有一件事特自豪，中国历史绵绵不绝，对外来入侵“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 ”。中国人的心态，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拿历史说事：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
现在读《蒋介石日记》，他的内心隐秘：第一，中国一定要抗日，第二“中日难免一战”，但又没有能力，所以要推迟决战，等待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就一定会出面干涉。蒋的算盘打错了，当时的西方要的就是祸水东移。汪精卫少年时很英雄，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饮刀成一块，何负少年头”，“一死心期诛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慷慨悲歌。对日本，他的想法是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6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想不到，这样的话，汪精卫没敢明说，而文怀沙今天却敢如是说。古代中国是文化的制高点，现代西方是文化的制高点。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胡涂。
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现代化的西方，战争是第一生产力，战争不仅是国之大事，而且是球之大事，人家的现代化是打遍全球无敌手！然后才有全球的一体化。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在人家赫赫武功面前强弱不敌，正因为老大中华的文化，万里长城又永不倒，失魂落魄之中才揍出一个国学来，李零称之“国将不国之学。没有西学哪来国学？与之相联系，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剩下来的东西就是国粹。”好东西，有用的东西，西方人早就拿走了，回敬你的洋枪洋炮，比你厉害。剩下的，喝完中药留在砂锅里的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当然也有国宝，古迹、古物、古书。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面抬高了古董的身价。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而且一大特点，假的比真的更好看。“物以稀为贵，只要是真的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它只是历史的符号，我们把古董摆进博物馆，但不必要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现在的国学，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西方有汉学家，同样研究中国，他们和你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真让国人气短，毫无优势可言。比如考古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当时的五大发现，东西是中国的，但全和洋人有染。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到国外干什么，全是憋着一口鸟气，到国外学新学，偷新艺。大师就是海归，用西学研究中国的玩意儿，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最突出的就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考据学。台湾的史语所，史、语就是这样来的。国家可怜，国粹更可怜，衣食住行全部西化。深衣、汉衣冠，早就没有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谁穿？语言中只要与现代有关的多是外来语，很多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
各地的公祭，烧香磕头，高官引领，十分滑稽，万分荒诞。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都是假古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拆了不少其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的有的是钱。传统为什么这样红？共产党的主流文化面临信仰危机，中西合璧取而代之。通俗化的，有温度的，弘扬快乐主义的新儒家，还只是愚民，而官方提倡“以懦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不仅是愚民，而是愚国愚官了。中国本无国教，何必总想再造？新儒学的右派，骨子里是反共，而左派的儒教社会主义是拒斥西方化。为什么就不能直面西方，直面中国，自其不变而观之，自其常变而观之。现在中国的许多毛病，有远因，有近因，有内因也有外因。但中国的事搞不好，搞得好与中国的传统没什么关系，归根到底的责任是我们自己，不能总幻听幻觉。现代化的问题，用现代化的方法解决，用不着找传统，找什么古玩秘籍。
现代中国，在弘扬传统的旗号下，“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破除迷信，宣传无神论，都脸红得不好意思。办学校没钱，建医院没钱，改革开放后修建了几十万座庙宇从不缺钱。各种假传统、假古董，这些年到处在修、在造，倾圮无存的要复建，微缩移来的要放大。佛教的经义、戒律知之者甚少，舍难趋易最简便的就是烧香磕头。公祭之风吹遍华夏，祭孔、祭黄帝、祭炎帝、祭尧舜、祭关公、祭伏羲、祭女娲，连秦桧、西门庆、潘金莲都有人祭。花样还在不断翻新，又传出要花几百亿元在孔孟之乡修圣城。中国的各门宗教信徒已几亿人，这头一路磕过来，只让国粹与国渣更加模糊。《麻衣神相》、《梅花易数》、《奇门遁甲》、《推背图》都成了“预测科学”；算命、看相、风水、周公解梦、取阴补阳、纵欲求仙满大街都是公开叫卖；还有那些“地狱奇观、淫祀野祭”，也都是拿钱堆出。
以传统救现代化之弊，外国科技好，中国道德高，高出些什么？贪官豪夺，奸商巧取，各逞其能：毒大米，黑棉花，萝卜充参、硫磺熏笋，猪牛注水，白糖加沙，昼销假药，夜受贿赂，军舰走私，弄权致富，工厂偷税，暗窃国库，滥捕珍禽，乱挖古墓，等而下之，都能暴富。中国思想的精华，绝不是“独尊”之后的儒家，更不是宋明理学之后的懦家。令人夸张地鼓动“祭孔”与“义经”，反而排斥湮没许多值得发掘的精华。一句《左传》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喊着叫着哭着闹着要弘扬传统的人，不妨试试。
现代化在全世界都是香饽饽。中国一百多年来，包括清末与民国初年，不仅仅不是闭关自守，拒斥现代化，反而是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上吐下泻，从洋枪洋炮洋务，衣食住行，洋布洋大洋瓷盆，洋胰子洋车子洋学堂，到北洋政府的辩论会，开党禁，报纸满天飞，六法全书，党派林立。结果是国民经济凋零破败，战祸兵燹此起彼伏，民族生存危在旦夕。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之福，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之祸。慈禧老太太最后几年，现代化的步伐不可谓不快，呼啦啦大清江山如僵尸出棺遇上空气完得更快。
回溯一百多年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数以亿计的人在外患内斗中流血牺牲，都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其目的是救亡图存，其成果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至今没有亡国灭种。与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黑奴比幸运，这要归功于“五四”和“五四”相联的中国共产党。1840年的后一百年的上下求索，“五四”运动是分水岭，“五四”运动光芒万丈，彪炳史册。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皇帝老儿，尤其是程朱陆王愚弄百姓的孔家店，孔子安然无恙。非圣疑古，表面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革旧鼎新，其意义不可估量，是西方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的全面占领。自然、社会、人文、历史、哲学、文学全面再造，最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我们要感谢五四，感谢鲁迅为代表的前辈。李零进一步分析：
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反对尊孔卫道，怀疑孔子时代之前的圣人（尧、舜、禹），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论上仍有不足，但《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争论一直没断，令天还再大笔花钱搞什么断代工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诸子，直接老、孔。胡以老在孔前，冯友兰以老在孔后，分歧仍在争论。现在的主流认为，冯氏的书多书厚才是真泰斗。而李零的看法不一样。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是胡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反之；第二是胡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走下圣坛，和诸子平起平坐，而冯是尊孔派。胡遛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令天也是解毒剂。李零分析复到位：
中国文化缩小为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缩小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缩小为东方之道德，这是最没出息的讲法。东方之道德，真正独具特色，是孝。但孝也是一种生存策略，不孝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匈奴贵少壮，贱老弱，不一定就不如我大汉的尊老和孝悌。谢肇淛、顾炎武都认为，夷狄的道德比中国高。今村昌平导演的《梄山节考》就是讲另一种生存策略。西方的老不养小（16后不管），小不养老，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动物界里就是如此，两种生死相继的哲学都有。我们和西方，顶多彼此彼此。现在，我敢说，中国的社会公德绝对不如西方。西方科技好，我们道德高，我很奇怪，这种混蛋话，怎么现在还有人讲。
我们的传统是无法无天。
缺点是不守规矩，好处是不受束缚，西方道德特点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强调的“三畏”，其实是西方精神，我们反而缺乏。
把儒学变成道德，变成宗教，或者道德宗教，不是老一套，而是新一套。
复古只是表面。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宗教感，没什么不好。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仍可存论，赞美台湾，否定大陆，此疆被界，把傅斯年、钱穆抬得那么高就是意识形态。新材料的发现，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学者在继续，超越过去，打散提高再认识，过去根本没法比。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共产党有关，走过不少弯路，也有很多贡献。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再论，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现在骂郭沫若，抬钱穆，郭的学问，钱不可比，他们的不满说白了是对郭的政治立场不满。
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是西方19世纪历史学偏见的组成部分，它的核心是承认西方代表着先进文化，是文明发展的方向，这是最根本，最要害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化模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其实在原来的三大文明圈中，西欧处于比较落后的边缘。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是三大文明聚合融化裂变，如同基因变异的新种。这种变异，战争是西方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不去了解它的赫赫武功，不去了解西方是知何将战争从国之大事，洲之大事变成球之大事，根本就不可能解构西方从落后的边缘，一跃雄起，生产力独步天下的真谛。“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李零的看法很简单，“对亚细亚或东方，即欧洲以外的历史应该做独立研究，这种研究仅以现已获得的知识而言已大大突破马克思时代的认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虽然包含了他对人类早期发展的许多猜测，但这种猜测，如果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说，在当时还是一个‘混沌’。现在混沌已被凿破，它也就不再具有理论指导的意义了。”
    中国传统杜会的研究很重要，但从根子上讲要改变观察问题的角度，直白地说，就是要改变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上世纪历史学家的那种观察角度，要从头对中国历史做深入细致的独创性研究。
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上很重要，现代考古学家把世界文明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旧大陆西端以地中海沿海岸（西亚、北非和南欧）为中心的文明圈，一块是旧大陆东端以中国（或者还有东南亚）为中心的文明圈（印度介乎二者之间），一块是以中南美洲为中心的文明圈。中国文明不仅是东亚文明圈中最富代表性的文明，起源早，发展程度高，传播范围广，而且还保持了一种绵绵不绝的文化线索，它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中所达到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这样的提法丝毫不想掩饰中国近代的落后，而是指明西方历史学家惟独对中国，他们知之甚少，相当隔膜。
马克思把希腊看作惟一“正常的儿童”，其它文明不是“早熟”的儿童就是粗野的儿童。远是受到当时历史材料的局限，是继承了黑格尔的成说。现在的考古学早就超越当时的眼界，变换一下，观察的角度，中国在农耕文明中是最正常的，换一角度，不仅更加顺理成章，对于解释中国历史也较少不合之处。
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阶段论用以解释西方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用它来生硬解释其它文明却是方柄圆凿
，处处不顺。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近百年来就形成分期、停滞与萌芽三大问题缠斗不清。不同派别的共同问题都是拿欧洲历史作标尺，这是致命的硬伤。这个标尺本身是有问题的。“奴隶”和“农奴”即使在欧洲也不是唯一劳动形态。

五、东方、西方，三大异同

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考察了历史上21种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中华文明可以最终地拯救世界，如果中华文明不能承担此任，这个世界将很悲惨。汤因比是在西方的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他对西方的物欲横流、商品拜物教、资本对人性对环境的异化深恶痛绝，对西方的病态充满了失望。他的话中国人爱听，“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迎合了一些中国人所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未必，我们对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会什么？要有一颗平常心。
在世纪之交，品味历史，咀嚼文字，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既抛开欧洲中心论，又抛开中华老大论，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寻找被观察者的主述。
汤因比的观察，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世界三大文明圈中，只有中华文明具有绵绵不绝的文化线索，而其它文明充满了断裂。现在的希腊不是古代的希腊，现在的罗马不是古代的罗马，现在的埃及不是古代的埃及，现在的伊拉克不是古代的亚述，现在的印度不是古代的印度，中华文明为什么有这样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大，正如历史学家李零先生所指出：
不是一时半会儿大，而是从始至终大，但两者仍有可比之处。他们的不同，有些是配方的不同，药味其实差不多；或者像翻毛大衣里外穿，大衣有两个面还是一样的。比如，欧洲和我们，两者都有自己的宗教传统和国家形态，都有整合政教，变血缘组织为地缘组织，把后者做大的过程；为了消弭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冲突，为了超越小社群的狭隘和局限，双方都有“大统一”的冲动，由豪酋而王，由王而帝，但两者的取径大不同。我们中国从前也是小国寡民，也是封建诸侯，但两千多年前就有法典化的统一民族国家、发达的文官政治、郡县制度、科举考核制度、涉及广泛推行普遍的标准化，这和欧洲历史的对比很强烈。
而18世纪，欧洲才开始做和准备做类似中国的事情。如政教分离，建立文官政治等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一见钟情。他们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未来”，至于现在的经济学家，认为当时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的30％以上，也是一种猜测。可见欧洲受惠于中国，不仅是“四大发明”，也包括制度创新。直到 19世纪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搭上了时代的快车，欧洲才“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才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欧洲由“王道”近于“帝道”，一直步伐艰难，他们虽然也有希腊化时代，也有疆域不小的罗马帝国，也有御守北边的哈德良长城，但他们的帝国都昙花一现，充满了断裂。而我们的帝国从秦到清，两千多年“万里长城永不倒”。他们的“帝国主义”发达起来是我们衰落之后。即使今天，欧洲还是小国林立，国王一大堆，车不同轨，英国车左行，大陆的车右行；书不同文，一国一个样；米尺和英尺打架，公斤和英镑冲突，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欧洲统一的工作，从欧元的启动才刚刚开始。
至于貌似年轻的美国，之所以强大，实际上是在一块新大陆上，没有历史的包袱，表现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杂交优势，就像他的人种所衰现出的杂种国家一样。人家没有宗教，王权、资源、人口压力，在几乎杀尽印第安人后，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中国和欧洲比较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是政教方面的不同，中国的“大一统”首先是国家“大一统”，其次是文化“大一统”，全是世俗意义上的“大一统”。宗教“大一统”，汉武帝试过，很不成功，所以宗教一直摆在国家的下面，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同今日的美国。这和欧洲很不一样，但从国家的观点看，却是好处多多，不但各种宗教可以和平相处（我们的传统是三教合流）。而且各人选择的余地很大。一个人可以信几种宗教，而且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官员，还可以不信宗教，只信孔孟（“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像西方信仰不同，剑拔弩张；宗教不同，彼此相爱婚都结不成。西方没有我们这样的“大一统”，他们只有宗教“大一统”，他们的宗教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大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普世性宗教，超国家的大宗教。三教同缘，却打得最凶，对内缺乏宽容，对外强加于人，不但有宗教裁判，而且有宗教战争，至今依然是国际争端的老大难问题，这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善于取经，西方喜欢传教。
中国和欧洲另一个不同，即中国很早就摆脱了贵族传统。欧洲小国林立，国王一大堆，很类似中国的早期格局。中国春秋和春秋以前，也是贵族的天下；国君是贵族，卿大夫是贵族，士也是贵族子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披坚执锐的武士，从将帅到士兵都是贵族，但在中国很早就发生了礼崩乐坏的变化，“天官”（管宗教和礼仪的）不如“地官”（管行政和军事），“武官” 不如“文官”。四民之序“士农工商”，其中没有僧侣。后来发展到平民可以当兵，凭军功取爵。战国以来，中国不但有平民的卿相，后来连皇帝都可以出身草莽。“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应该知此，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当，今日到我家”，这和欧式的贵族传统不一样。
中国和欧洲的第三个不同，既表现为中国人的造反或曰农民战争的传统，也和欧洲不一样，极有特色。我们中国的“造反”一是“合理性”强，在道统、法统两方面都有余地；二是“周期性”强，两三百年必有一回，这种平民传统与欧洲很不一样。欧洲的老百姓一畏鬼神，二怕貴族，没有文化，没有组织，不像我们的“造反”，官、绅、士三位一体，上有领导，下有群众，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从宋江、林冲到武松、李逵一应俱全。政权的代替系统早就装在社会的硬盘上，随时可以启动。它不仅有破坏性和反体制因素，而且也是社会再造和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三大不同，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保证了中国的文化绵绵不绝，不管是蒙古人创建的元代大帝国，还是满洲人入关的清代大帝国，都保证了中华文化万世一系的相传，儒、道、佛融会，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西比较，最难处理的是时空错位，以时间排序。实际上中国有专制可反，很早就没有封建可反。
现代离古代并不远，基本人性是一样的，吉代与现代人类的基本兴奋点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对比中国和西方，我们不难发现，两者都有“螳螂扑婵，黄雀在后”的过程。在西方，西亚。北非是“蝉”，希腊、罗马是“螳螂”，日耳曼是“黄雀”。我们的文明，中原是“婵”，农民起义是“螳乡螂”，西北，东北的蛮夷是“黄雀”。司马迁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其功实者长于西北”。西北征服东南，东南腐化西北，“文明”遭到“野蛮化”的征服是相同的。但中国和欧洲比，我们对“野蛮化”的抵抗和吸纳比他们成功，他们的“野蛮化” 是文明臻于腐败后的大换血，原来的文明被摧毁、打断、遗忘，变成“失落的文明”。而我们对付“野蛮化”，不管是元，还是清，疗程长而药效缓，后来的文明与原来的文明不但前后相连，而且中华文明永不倒，化腐朽为神奇。
现代化的高贵出身和现代化对东西方都是香饽饽的迷信受到了怀疑。当令世界一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表现为一种先抢和后抢的关系。欧美帝国是先抢者，德日帝国是后抢者，后枪者的心态很不平衡。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被拖入资本主义总体系中的必然反应。疾风暴雨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随着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已宣告结京。在东方随着苏联的解体，也陷入低潮。东方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总体系下，为了适应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一种后发形态，通过剥夺自己完成积累。马克思主义是随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引起的 19世纪理性思维中的一种批判学说和独特的话语体系，它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但是它曾帮助资本主义克服自身的缺点，调整自身的结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被实践彻底改变，他认为，将成为社会主义先驱的发达国家更加帝国主义化，而在他社会主义设想视野之外的东方落后国家，却不无讽刺地进入社会主义实践。这是石破天惊的惊险一跃，不可不察。后来，社会主义卖践的一切变化、一切始料未及的灾难，都在这变化中潜伏下来。
冷战结束之后，欧美所宣传的全球化，实际上还是西方的全球化，特别是美国的全球化，他们所宣传的“新秩序”，完全是二战之前的那个旧秩序。世界强国的七加一会议，还是当年的八国联军。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在这样一种国际大环境下，我们所说的“平常心”，就是要丢开穷汉发财的幻想，丢弃重做老大的强国梦，丢弃在古与今、中与外之间总是摆不平，不断地“开方”、“支招”、“玩命开发” 的“竞赛意识”，丢弃心态失衡之中的幻听幻觉。一百年来，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发展，不仅是闭关锁国，而且对于西风东渐，简直是上吐下泻，东试西试，随机耦合，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五四”运动，表面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西学全面占领，新学全面重建，文化立场根木性突破。有巴黎和会，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背景，马列左翼开风气之先，岂容翻案。
（《环球视野》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