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评论《舆论是不能“制造”的》(《凤凰周刊》2010年第19期)发表之后,不断有朋友向我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既然舆论是自然生成的,是民众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特别是对执政团队的执政理念、方式、效果的诉诸言论的自然反应,那么,怎样理解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即“舆论导向”;具体而言,有没有舆论导向,怎样来操作舆论导向;它与舆论是不能制造的观点是否矛盾,等等?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忽然回想到我亲历的一个事例,也许这个事例能帮助我们深入地思考“舆论导向”,这个我们“耳熟”却未“能详”的概念。
这得从1948年开始说起。
1948年我家在上海。那时内战的战火日益逼近,上海人心惶惶。我家也在其中。去与留,成了我家的一次关乎命运的选择。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已懂事;能听懂父母话语中的盘算。他们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美国,三是留在上海。去台湾,他们不愿意,对国民党的腐败,他们深恶痛绝。去美国,当时我家具备条件;父亲的好友已给我家准备了护照,在美国安排了父亲的工作,安排了我和姐姐、妹妹可上的学校。但,他们犹豫难决;想到“寄人篱下”,把一个中国人的家庭,连根拔起放到一个陌生的土地上,能适应吗?他们没有把握。留在上海,他们也心中无底。父亲是一个对政治保持距离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没有打过交道;有关共产党的各种传言,有正有反,他难以判断。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能走能留,观察一下再作最后决定的权宜之计;把我和姐姐先送到广州的舅舅家,他们带着妹妹留在上海再看看,“情况不好”,他们再到广州同我和姐姐一起到美国去。他们留在了上海,显然不是最后的决定。实际的选择是:看看再说。
就这样,我和姐姐去了广州。但1949年元旦刚过,父亲突然发来电报,要我和姐姐速回上海;60多年过去了,父亲也已去世,而至今我不知道父亲召回我们的原因。难说肯定的揣度,是有人对父亲做了工作,使他决定全家冒一次大风险,留在上海看看他很不熟悉的共产党.
回上海几个月后,解放上海的战争打响了。我家靠近市郊,离战场近,于是暂躲在市中心的外婆家。在那里也能听到炮声,但似乎遥远。如今记忆犹新的是那种战争环境的惴惴不安的气氛。钞票作废,暂用银圆,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被称“大头”,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圆被为“小头”,叮叮噹噹,街上最活跃的是银圆贩子。大家担心断粮、断电、断煤、断水,更担心可能会有的巷战。外婆忙着把米饭、面条晒干,准备救急之用。我和姐姐妹妹不能上学,过着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父亲每天到街上去转悠,打听各种可能的变化和小道消息,心是悬在空中的;好几次,母亲对留在上海的决定,表示了怀疑和懊悔。
终于有一天,父亲出去后很快兴冲冲地回来了。“快,上街去看看,这解放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他向我们嚷着。我们丈二摸不着头脑,要父亲告诉个究竟。父亲才平静下来,说:“昨晚,共产党的军队进城了,就躺在街上过夜,一大早起来,把大街扫得干干净净,不扰民啊!我见过军阀的兵,见过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没见过这么让老百姓安生的军队。看来,我们留下来,对了!”二话没说,我们都冲到了街上。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意外。原以为,一场战争带来的是破坏,没想到,街上热热闹闹,显得更祥和,更干净了。
第二天,我们就回家了。而回家所见,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门敞开着,弥漫着一股难闻的烟、酒和尿混成的气味;桌上杯盘狼藉,抽屉、橱门全打开着,可说是洗劫一空。看门的胖子对父亲说:“他们在这儿住了几天,闹了几天,前天拎着大包小包跑了。”这“他们”是谁?胖子说明白了,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带着一个女人和几个小兵。父亲发了这样一个感慨,我至今记忆犹新:“这胜利之军和溃败之军,就是不一样。一个带来干干净净,一个留下狼藉一片。”
以后我在照片上,纪录片里,看到了解放军进上海躺在大街上的那一幕;还听说宋庆龄先生特地上街去观看这动人的景象。紧接着好几年,父亲从单位回来,总是带来很多新气象、新信息;而所有这些归为一个主题:那就是对比着国民党的腐败,赞美共产党的清廉。那几年也是我父亲心情最舒畅,工作最投入的几年;他常说:“现在,是我们知识分子,该好好干点事的时候了。”有一个周末,我从寄宿的学校回到家,母亲说:“你爸爸住院了,快去看看。”原来是工作太卖力,因劳累过度在一个会上晕倒了。
应该说,我父亲和我家的感受,绝非个例;而是那个时代各界人士最主要的反应;是大家不约而同的感受,并发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作为传媒界的工作者,我今天信心百倍地肯定:这就是当时毫不虚假的舆论。正是这样的舆论,产生了巨大的蝴蝶效应。一是留在大陆的精英,像我父亲那样,深以为历经兵荒马乱的军阀混战、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统治,终于苦苦迎来了一个可以献身于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的新时代。二是召唤和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人中的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他们曾经非常悲哀地背井离乡,而如今得知令人鼓舞的大变化,便急迫地扑进祖国母亲的怀抱,为的是贡献一份建国的力量。
问题的核心是:是什么力量,以什么方式,引发了这样功能巨大的舆论?我父亲作为一个和政界距离很远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或领导叮嘱过他,也没见哪个文件来规定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压根儿没有接触过“舆论导向”这四个字;只是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整个环境给予他的感受,使他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心声,并由心而行,选择了报效新时代的行动。
显然,对于任何一个政权的安定与发展来说,舆论的支撑至关重要;因此需要一种力量来引导舆论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进行;这种力量可以称之为舆论导向。但,这种力量不是强制性的行政力量,更不能转化为不成文的管制力量。以此作为“引导”,背离了舆论的本质,效果已由无数的事实证明:适得其反。 “舆论导向”的真締是:它来自于某种政治力量、政治组织的所作、所为,即你的执政理念、执政行为、执政效果,以及所有这些对于环境的影响。用一句成语来譬喻,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大家把瓜说成是豆,把豆说成是瓜,是不可能的。舆论导向的真谛是:你要瓜,就好好地去种瓜,你要豆,就好好地去种豆。要相信大多数民众的本能是见瓜称瓜,见豆称豆;指鹿为马,不是民众的本能和习惯。所以,我理解的舆论导向,和我的观点——舆论是不能“制造”的,是一点儿也不矛盾的。
解放军怎样开进了大上海,以怎样的所作、所为,影响广大市民的心理,可说是“舆论导向”的一个经典范例!它给“舆论导向”作了一个最通俗易懂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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