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9月，受命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常芝青有把握地认为，毛泽东主席一定是知道他的，去人民日报工作包含领袖的信任。 常芝青和毛泽东有两次密切的近距接触，两次对话，对话之后常芝青的工作职务都很快变化了。
常芝青陪同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讲话
第一次是1948年4月2日。 这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3月26日来到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住下，4月1日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此前的3月30日，中宣部长陆定一来到《晋绥日报》编辑部所在的高家村，总编辑常芝青向他做了工作汇报。待汇报结束送他走出村口的时候，常芝青代表编辑人员，托陆定一向来到了晋西北的毛泽东提出，大家都希望见到主席。陆定一答应一定转达。 20世纪40年代的山西兴县高家村，《晋绥日报》编辑部的驻地，至今遗址尚存
陆定一的转达很快就有结果。常芝青在4月1日傍晚接到通知，于4月2日上午率领编辑部人员，步行15里路，前往蔡家崖的牛家大院去见毛泽东主席。 常芝青立刻拟出了希望领袖回答的6方面问题揣在身上：关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全党办报的方针、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依靠贫农和团结中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 会见在大院警卫室进行，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在身边的主要陪同者，就是总编辑常芝青。毛泽东见到他就询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这座房子里作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这所房子是当地“牛家大院”的一部分。大院主人，是当地首富牛友兰（1885-1947）。老宅有6处庄园，在抗日战争中全部无偿捐献八路军使用，贺龙、关向应长期居住。在1947年“土改”中，牛友兰受到残酷斗争，不堪屈辱绝食而死。1989年，兴县县委发文为他平反。“牛家大院”成为历史文化遗址。牛友兰的儿孙多参加革命，他的孙子牛铁航恰是笔者同系学长，曾言之当年。
毛泽东讲话是座谈式的，有许多就是他和常芝青之间的对话，最后整理成文。毛泽东在谈话中肯定《晋绥日报》的工作和经验。而且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在党的工作中“有重大原则意义”，“要靠全党来办”。讲话中未提及新闻概念。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晋绥日报》上“左的倾向”有简短批评，说到对“开明绅士、民族工商业者”“不能乱斗乱打击”。他同样认为，《晋绥日报》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是要肯定的。 听毛泽东讲话有20余位编辑记者，本文作者的同部门革命前辈纪希晨老师坐在毛泽东身边全程速记，事后整理成文，后来编入“毛选”，成为毛泽东的经典新闻著述，广泛流传。 凭这一点，常芝青已在当代新闻史留下了印记。 和领袖的这次接触后一年，常芝青结束在《晋绥日报》的工作，南下参加创办和领导《新华日报》的工作，进入中国新闻界高级领导层。 战争年代的纪希晨（1922-2016），是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讲话》的记录和整理者。后来，他到《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工作，是本文作者同一部门的老领导、前辈老师，著有《史无前例的年代》上下卷，全景记述10年“文化革命”过程。
和领袖第二次交谈，从《光明日报》到《大公报》 常芝青（1911-1985），原名常守廉，字芝青，后来一直用常芝青为名字。他出生在山西交城一个富裕地主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督促常芝青三四岁开始识字读文，七岁入小学。1924年至1931年，他在太原、北京读了中学，此后考入北平的平民大学新闻系读了将近半年，即因母病回乡。在北平读书期间，他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 回乡后，常芝青当了小学教师，不久到太原编辑报刊，1935年夏入党。 “卢沟桥事变”，常芝青于1937年11月受命担任交城县抗日政府县长，一年后到山西省第四专员公署任秘书，主编《政治日报》。1940年到晋西北边区中心地带的兴县，历任《抗战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7月《抗战日报》改名《晋绥日报》，他任总编辑、社长，兼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 1949年11月，常芝青离开山西，随第二野战军进入四川，解放重庆后任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副社长、社长。1954年调北京，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转眼到了1957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部分新闻出版界代表，常芝青也在其中。 毛泽东到来后，康生向他介绍参会者。当介绍到《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的时候，毛泽东认出他来，说：“你就是《晋绥日报》的那位总编辑吧？” 谈话中，毛泽东表扬了上海的《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也表扬了《光明日报》，毛泽东说：“国务会议后你们发了几篇文章，反应快，不像《人民日报》。”这句话是包含对《人民日报》的批评的，总编辑邓拓在场，没有作声。 谈话中，毛泽东对常芝青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常芝青说，是共产党员。 毛泽东说：“《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 在场的胡乔木当即推荐储安平，说：“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在上海办《观察》，批国民党批得很厉害。现在担任新华书店总编辑，他当总编辑很合适。” 毛泽东当即答应了胡乔木。（见《常芝青传》，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编，新华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24页） 由于这次和毛泽东的对话，导致《光明日报》转型。4月1日，新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常芝青暂留，做党组撤销后的善后事宜。 5月16日，常芝青写成《关于移交光明日报工作的报告》，对储安平有较好评价，说他“到职之初，在言行方面似有顾虑，但很快就没有了，并且越来越满怀信心，同我们表示开诚布公商讨和决定一切。”“一个多月来，储安平及社内同志的基本情况是好的，这从一月来的报纸上亦可看出。“ 但就在此时，“整风”开始了，6月1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提出“党天下”这个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批评意见。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议《这是为什么》，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迅即开展，常芝青也撰文批判储安平。结果，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都被划为“大右派”。他们在《光明日报》的经历都是短命的，以悲剧作终结。 1957年，常芝青到东海舰队参观
常芝青到人民日报任职遇到老部下傅真 常知青于1957年5月间结束在《光明日报》的工作，出任时代出版社社长。 这年8月，《大公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袁毓明划成“右派”（《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则被划为“大右派”，被视为“典型代表”），常芝青席不暇暖，即调往《大公报》任党组书记。因此时袁毓明的总编辑职务尚未免去，为此由常芝青代理总编辑，不久即任总编辑。 1902年6月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是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1949年在平津战役中被解放军接管，改名《进步日报》。毛泽东在北平香山阅读刊登解放军横渡长江的那张报纸，就是《进步日报》。 1953年元旦，上海《大公报》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改回《大公报》的名字，以财经新闻为主，又于1956年10月从天津迁至北京。 这时中央决定，《大公报》由公私合营改为国营报纸，以财经贸新闻为重点。常芝青在1957年接手的正是这样一张报纸。从那以后，他在《大公报》工作了9年，眼下又到了转换工作的时候。 1966年9月中旬的后几天，常芝青已经来到人民日报上班，见到了自己在《晋绥日报》时的老部下——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傅真，他为 6 月里无端的“反革命黑画事件”，已经停职检查差不多 3个月了。他看到常芝青这位老上级来了，生怕牵累而不敢主动打招呼。 傅真 （1917-2006）
常芝青主动找来了傅真。 傅真来到常芝青办公室，失声痛哭。 常芝青不相信在抗日战争中投身革命、早已是行政11级的老部下傅真到了人民日报会是反革命，一再宽慰他。 傅真终于平静下来，向常芝青叙述了事件经过。常芝青宽慰他说：“你应该相信自己”。 若有可能，常芝青是会为傅真洗去冤屈的，但是直到他离开人民日报，这件事还是毫无头绪。来到人民日报面临的纷繁复杂局面，是常芝青从未遇到过的。 人民日报领导层的新调整在9月中旬确定了。根据徐炜笔记，9月18日，唐平铸召集领导成员会议宣布：“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决定改变报社体制，按解放军报的做法成立党委，党委成员先搞5人。”即唐平铸、常芝青、徐炜、吕彬、鲁瑛。 唐平铸说：对上述人员的组成，“伯达、陶铸已同意”，“还要配上4个，在报社革委会成立后，再从原报社人员和印刷厂工人中挑选。” （见《磨砺——徐炜将军的战斗历程》，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498-499页） 会议决定，这次人事变动近日召开全社大会宣布。 （2026年7月19日）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编辑：赵牧云
| 
发表于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