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和出版社打官司

刘海明

我，决定和出版社打官司

友情提示：本故事纯属真实，如有雷同，那咱们就是同一个槽的牛马。

嫌太长不想看版：因为降薪，基层编辑一怒之下跟“梦中情社”边上班边打官司。

故事的起点：

加入梦中情社，看似美好的开始

几年前，我入职了这家华东地区老牌出版社，也是本人毕业时就向往的“梦中情社”。劳动合同签得很清楚：月工资xxxx元，其中包含部分预发绩效工资，年底会根据考核结果结算。入职后的几年里，每个月工资按合同发，绩效预发也是固定的比例、固定的数字（公司绩效考核制度对发放比例有明确规定）。年底考核合格的话，还有一点年终奖。虽然自打入了编辑这行就做好了清贫一生的觉悟，虽然每天要三头六臂处理杂七杂八的事情让人很烦恼，但“做书”这件事带来的自豪感还是让我对这份职业充满了热情。直到——

风波突来：铁血手腕的降薪

这场风波要从2025年4月说起。

社里的领导层突然频频找我们编辑部主任开会，会议名称是“研究新的考核方案”，至于到底讨论了什么，我们这些普通编辑无从得知。直到后来风闻“社里要给你们编辑部降薪了”，我们强烈要求知晓会议的内容，主任才勉强给我们开了会，但在这些会议上，编辑部主任和分管领导一开始是敷衍塞责，只说有个“四年考核计划”，但“一切都没有定”“（降薪）这两个字太难听了，不要这么说”，后面就直接不装了，“反正我快退休了”“你去找社长”“如果连这个（降薪）都接受不了，那就自己辞职吧！”

主任口述了所谓的“新考核方案”的逻辑，即让编辑报自己今年能完成多少利润指标，对比上四年后的利润目标，对绩效工资进行同比例降薪。比如我今年能完成50万，四年后应该完成200万，那么50/200，现在就只能拿1/4的绩效工资（这个四年后的目标非常高）。主任报了每个编辑具体降多少（包括主任自己），大部分接近3000，虽然主任也承认“年轻编辑降得最多”“是会影响正常生活的程度”，但这个事情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合理协商的余地。

5月底，主任强迫我们提供利润指标数字，并直接在工作群威胁“不确认数字，6月份工资暂停发放”。在我们同事强烈要求看“新考核方案”时，只回了一个“没有”。

6月份工资条发下来一看，真的降了好多。不是没听说过出版行业降薪的传闻，但真的这样落实了，还是觉得荒诞——我们这里不是文化人的圣地，业内人人向往的“梦中情社”吗，就这样做事情？

牛马也是勇起来了！

——我要维权

降薪后，我做了一件自己都没想过的事：邮件写了一封《降薪异议书》，发给了人事和分管领导。

有人可能想问：发这个有用吗？

当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默认我接受了。

我在邮件里写：“本人对此次降薪不予认可，要求恢复原工资标准。”

现在回头看，这封邮件成了后来所有法律程序的起点。它证明了一件事：我从一开始就没同意过。

**插播一个普法小知识①：劳动合同变更必须双方协商一致，书面形式。如果你不吭声，对方可能主张你“默示同意”。所以，不服就要说，还要留证据。**

人事科长收到邮件后，6月10日找我谈话。人事认为，整个降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说降薪需要与我协商一致，要签字认可，人事反复说“不需要你们认”，认为降薪是没得谈的，甚至说我们这些编辑“就是投胎投错了”。话说到这份上，我再也不指望能在内部通过心平气和的沟通解决问题了。

愤怒之下，我申请了劳动仲裁。

**插播一个普法小知识②热知识：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法院诉讼的前置环节。劳动仲裁提交申请后也有一个前置环节：调解。**

公司的态度十分强硬，虽然调解员调解过多次，但公司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全体红温，集体抗议！

——为什么只给普通编辑降薪？

在这样的不平和愤怒中，更大的暴击来了。6月底，有消息传来，“其实我们编辑部主任并没有降薪”。

编辑部全体震惊。之前会议上口口声声自己也降薪，表现出一副已经为我们争取过但实在无能为力的人居然根本没降薪？怀着“不可能吧”“认识这么多年不应该是这样的人”的心理，平时跟主任关系较近的一位编辑当面求证，结果，求锤得锤，真的就没降。

领导层要给我们降薪的理由一直是：你们编辑部过去几年业绩不好，可是，部门负责人都不降薪，就逮着我们这些普通编辑折腾，还各种欺骗和隐瞒，这合适吗？

7月4日，我们编辑部所有涉及降薪的编辑，集体签署了一份《降薪异议书》，发送给了出版社的领导层。我们表示：降薪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理应与我们协商；公司从未给我们公示过所谓的“新考核方案”，程序不民主，缺乏合理性。

**普法小知识③：《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平等协商确定，并公示告知。没走过这个流程的制度，不具备约束力。**

仲裁失败和正式起诉：

第一次和法律正面接触

8月份，我和“梦社”终于还是一起上了仲裁庭。先说结论：很遗憾，仲裁并没有支持我的诉求。复盘后我认为，是我在仲裁时把重点放在“新考核制度无民主程序，我没有签字认可”，我误以为仅这个足以驳回公司的行为（然而仲裁庭似乎对民主程序与否并不很看重），并未对新考核方案种种不公平、不合理之处进行辩驳。当庭，公司辩称“扣的绩效工资年底只要完成指标就会补回来的”，至于这个指标是多少，我一直不清楚，（在开庭后仔细研究才确认，需要我今年就完成四年后的指标才能补回，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仲裁庭采信了“会补回来”这一说法，认为是发放节奏的一种调整，也就是“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区别，并未突破劳动合同的约定。

失望当然是失望的，但很快我就下定决心，不想把这个世界让给我所鄙视的人。仲裁不行就法院起诉。

2026年1月13日，我和“梦社”再次对簿公堂。这次我准备得更加全面，我不再只讲“我没同意过降薪”，而是准备好了一整套证据：

- 过去的银行流水和工资条——证明绩效工资一直以来都是固定发放

- 公司职代会通过的旧制度——上面明确规定了每月预发绩效工资比例

- 过去三年的年度考核表——证明我过去每年都合格

- 入职以来的各种奖励证书——证明我不但合格，还被多次被表扬过

- 部门工作群的聊天记录——领导威胁“不交目标不发工资”“考核方案没有”

- 集体的《降薪异议书》——证明“新考核方案”全体反对，合法性和民主性缺失

- 行业利润下滑的公开报道——证明社里给编辑制定的利润目标过高，根本不符合实际

我也再次研究了仲裁时公司出示的“新考核制度”，更无语凝噎：1.对普通编辑是按四年后“最终指标”，现在就一步到位开始降薪；2.对领导则是阶段性考核，循序渐进，目标容易完成不说，还不扣工资；3.对营销编辑这样难以用利润指标衡量的员工，直接将其他员工的降薪比例算个平均数扣到他头上……这样的制度合理性在哪里？公平性在哪里？是只对参与制定的人公平合理吗？

法院一审的比仲裁庭专业很多——省去了那些意义不大的信息确认环节，直接快进到重点。法官问得很细：以前怎么考核的？现在怎么考核的？各种各样的数字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

公司方反复强调：是她们自己部门业绩不好所以要降薪；至于我问“部门业绩不好不应该给部门领导降薪吗？”公司则称：要给领导时间。

目前法院判决结果未出。我想，我能做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那不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结果如何并不是我能左右的。

**普法小知识④：法律规定，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应当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45日内结束。这个“45日”是包括从立案到作出裁决的全部时间，延期情况可以延长至60日。如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后15日内去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会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

（P.S. 有朋友好奇为啥是在职打官司，因为我立案的诉求仅仅是补发扣除的绩效工资，并非离职后的补偿金或赔偿金，所以只能在职打。从提起劳动仲裁到现在的大半年，本牛马一直在老老实实打工。至于会不会被领导穿小鞋、卡考核，你猜嘞？）

心路历程

——道心破碎的i人变身“刺儿头”

这一年我变了很多。

我是一个i人，并不擅长站出来发言，为自己争取权益。之前一直对文化行业有很多想象，觉得这个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从业者都是高学历的文化人，大家是同类，肯定温良恭俭让，没有乌七八糟的事儿。甚至我觉得，像我这样内向敏感、不擅长争斗的人，有这样一个行业可以让我放心做自己，是我的幸运，这将是我坚守一生的职业。

真正从事这个行业才发现需要打交道的人非常多，文化人也不一定就代表人品优秀，这个行业跟社会上其他行业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但每次挤出时间看稿子看到精妙的段落时、每次跟作译者获得一点心灵的共鸣时、每次和同事一起把值得的好书推出来让读者看到时……总让我觉得这份职业是有意义的，是高尚的，值得为之努力。

但当所谓的“梦社”蛮不讲理地硬要扣基层编辑的工资，当领导威胁“不报指标就不发工资”，当人事嘲讽“就是投胎投错了”，本i人道心破碎了。之前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是太少太理想化了，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

这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当“刺儿头”。感触很多。我们不该因为这世界存在丑陋就故意回避，真的勇士应该直面惨淡的人生。

另外，第一次实践法律，感觉跟想象中还是很不一样。种种过程磕磕绊绊很不少，一些执法者的态度也很难说得上会让劳动者感到有温度；咨询的律师也有人说：我们这里风向就是偏企业的，国企嘛，可能跟《劳动法》不适配；维权的时间之长，也远超我的想象……这条路是很难走，不过总有一个念头支撑着我：我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我所鄙视的人。

最后想说说出版社。

我曾经很相信“文化单位不一样”。出版社啊，读书人的地方，讲情怀的地方，怎么能这么粗暴无理呢？怎么会有人觉得自己是土皇帝可以生杀予夺呢？

大家跟出版社数次抗争无果后，我也不是不懂：出版社也是企业，企业就要盈利。当盈利压力来了，情怀是最先被牺牲的那个。但我不甘心的是：一个靠编辑撑起来的行业，为什么到了最难的时候，先“苦”的是编辑？

虽然行业整体下行，但编辑作为出版社的产品生产者，事情一点没少做啊。打个比方，蒙牛盈利不好，怪牛了吗？对编辑进行如此严苛的利润考核，真的不会造成为了保量不保质的恶果吗？

公司要利润，领导要业绩，那基层编辑呢？编辑就该“识大局”乖乖接受降薪吗？这究竟是谁的“大局”？

总之，这次维权让我完成了一场对文化行业的酣畅淋漓的祛魅。

更新一点现状

春节回来开工，公司又开始新一轮“命令编辑报利润指标—算新的降薪数字”，并称我们未能完成去年利润指标，所以在降薪后的工资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倒扣；与此同时，给编辑部主任的今年的考核目标进行了下调，以便其更容易完成；面对同事质疑，主任坦白承认：就是一个部门两套制度；开工一周，已经两位同事递交了辞职信。

这篇文章送给每一个还在出版行业坚守的同行，希望你永远不需要经历这些。但如果需要，希望我的经历能给你一点点勇气。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KUoVWBjmxDt3F7RUxnMMQ

编辑：马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