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报人

刘海明

在英国人乔治·奥威尔的笔下，1984是个充满专制隐喻的年份。

1984年，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他一路沉默不语，到了广州，才写下这样一段后来影响整个中国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整个1980年代，敢为天下之先的广东，都是国家开放的标尺。邓丽君、喇叭裤、寻呼机……

潮水一般的民工涌入广东，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

《南方日报》老社长丁希凌力排众议，要办一张与党报不同的报纸。老社长丁希凌将《南方周末》视为“《南方日报》改革发展的试验田”，总编辑不愿派人办报，他就去找“被打入冷宫”的左方，左主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能组织十万人上街，能夺《南方日报》的权。1984年，《南方周末》组成了筹备三人小组“一个造反派，两个老右派”。

1984年，《中国妇女》杂志在那一年，首次刊登了两则征婚启事。这是一个信号：中国的媒体将独自面对读者，面向市场。

1984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李经纬、牟其中开始了创业……

第一期的《南方周末》用演员黄宗英下海经商的新闻当做头条。

在传媒史上，左方这一代文人打破了《真理报》模式，也实现了报纸从宣传属性恢复到商品属性，实现了编辑部的官僚本位回归市场本位。

《羊城晚报》的创办者黄文俞告诉左方，新闻改革就是要打破“苏联的《真理报》模式”，打破“根据红头文件办报”、打破“只对领导负责”、打破“假、大、空”。黄文俞给左方指明的方向却是一条“老路”：回到1930年代的新闻传统，回到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

1980年代，更多的新思潮得以公开出现在中国知识界。李泽厚提出“五四”后中国的“救亡压倒启蒙”——他说，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传统的旧意识形态却改头换面悄悄渗入，最终造就了“文革”。而启蒙就是要回到“五四”之前。

已经宣布绝笔的黄文俞破例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信：“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

几十年后，左方再次讲起创办《南方周末》时的初衷：“启蒙不能停留在学术圈子内，必须面向民众，启蒙不能止于学理研究，而是贵在行动。”

“启蒙要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启蒙也不能脱离政治。”

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坐上了南下的火车，这一次，他要到上海看看。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首先传出了重启改革的强音。“皇甫平”四篇讨论改革的文章，立即引发一场“改革姓资姓社”的论战，也最终导致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当时左方的策略是：“让敏感的人写不敏感的文章，让不敏感的人写敏感的文章”。于是，那时候的《南方周末》已经不再是个文化娱乐小报，而开始带有杂文家们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李泽厚、邵燕祥、牧惠……甚至连前文化部长王蒙都在这里开设专栏。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出现在深圳。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也正是那一年，已经升任《南方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徐列，出人意料的选择了“自我降格”，卸下了很多人羡慕不已的职务，回到了《南方周末》。党报的文化让他难以适应。

直到2004年，当年书生意气的徐列离开了编辑部，开始带领一群年轻人，创办《南方人物周刊》，“为‘老南周’留下了火种”。

1990年代初，“大特写”式报告文学开始风靡。这种中国作家独创的文体，常常用小说的文学手法描写社会问题。

1993年7月30日，一篇江西铁路局作家杜撰的《袭警案》，让《南方周末》陷入了面临停刊的窘境。文章用小说的笔法杜撰了“三省交界的B市”，一对夫妻因婚后不育，物色一位出租车调度员“借种”，最终遭遇两名治安民警的敲诈勒索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三人合谋报复杀死民警一家。

文章刊出后，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想将案件立为“反面典型”。编辑部在询问作者时，才知道案件为作者虚构。因为这则假新闻，公安部最终告到中宣部。

当主管部门要求报社“停刊整顿”的时候，《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刚刚突破100万。若非身处广州，后来的《南方周末》可能再也无法在新闻史上留下厚重一笔。

左方做好了被免职的准备。他对当时主管《南方周末》的社委李孟昱和《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凌说：“你们一个是《南方日报》的接班人，一个是《南方周末》的接班人，而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责任全包到我身上……就算我这次逃过一劫，今后也是在劫难逃，难道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跳楼。”

那年的社庆活动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听说了《南方周末》要被停刊的消息，为了保护这张报纸，他把电话打给了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黄华华。林若曾是省委书记，也曾是位南方报人。1992年那辆影响中国的列车驶向深圳，正是他等在终点站，迎接邓小平。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决定保全这份报纸：“我认为《南方周末》是张好报，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报纸不能停”。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广东的一些老领导甚至把停不停《南方周末》看成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

90年代，《南方周末》开启了中国新闻人最有尊严的时代——无论这尊严指得是物质生活还是职业荣誉。在广州记者平均工资停留在800元的时候，《南方周末》的记者每月已经能拿到3000元底薪。

在左方退居二线的时候，《南方周末》旗下已经集结了一批60年代出生的大学毕业生，这些年轻人，也为这份报纸带来更新的东西，也最终重建了前辈们未能完成的新秩序。年轻人设想的《南方周末》，是一张有时政、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板块组成的新闻周报。经历了《袭警案》的风波，当时的年轻人决心要做真正的深度报道。

监督性报道开始让《南方周末》赢得“知识分子的良心”的美誉，也开始让这份报纸经历更多的磨难。

1997年，一个时代结束了。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邓小平，没能踏上香港的土地。创办《南方周末》的左方，也没能陪这份报纸跨世纪。不过，在左方退休后，另一个“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时代却仍在继续——南方报人们如今仍然自豪地称它“江艺平时代”。

创造了“南周”鼎盛时期的江艺平，离开了《南方周末》，最终也告别了南方大院。在她退休前的2013年，一位年轻记者曾在春节的那场风波后，问过江艺平该如何看待这份报纸如今遭受的非议——“如何看待当年被这张报纸启蒙过的人，现在开始反对它的启蒙话语”。

据说，江艺平当时的答案是：这张报纸已经完成了它启蒙的使命，如今需要的是与时俱进。

从1984到2014年——中国改革巨变的30年里，《南方周末》依然曾是一幅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腾。而《南方周末》的一代代报人，也正像一株株蒲公英，随风飘散。如今新闻专业主义已经死了，《南方周末》也不过去的《南方周末，又恢复到《真理报》模式了，没啥看头，如同垃圾。

编辑：张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