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宣传部长眼中的媒体人

刘海明

去年腊月二十日我母亲因病逝世，做儿女的顿感天塌地陷茫然无措。亲朋好友闻讯后第一时间赶过来跟我们一起分担悲伤痛苦，克服天寒地冻的困难，不顾年底事情特别多，帮我们把母亲丧事办得简朴而隆重。

办理丧事期间，浏阳电视台和浏阳日报社几位朋友的倾心相助尤其让我感动。他们牺牲休息时间连夜通宵帮把我一篇早些时候写母亲并念给母亲听过的随笔（实际上是我们母子最后的心灵对话）从我的微信公众号里下载整理，精心设计式样，反复推敲排版，然后制印成十分别致暖心的纪念册。这个逐一发到客人们手中的纪念册成了我们一家人在心中永远为母亲点着的一瓣心香。

《暖暖春晖漫心田》纪念册

我之所以特别感动，是因为，我不只是离开宣传线的工作岗位十七八年了，而且离开浏阳住长沙赋闲休息都快三年了。我当宣传部长时，他们是报台一线的编辑、记者，彼此直接的工作交集并不多。有两位我仅仅听说过名字，人和名字至今都无法在脑海里挂起钩来。

事后让人转达我对这几位过去老同事的感激之情时，他们竟说我太客气了，都一致表示那个时候特别想为我分担一点。有一位还说，回想我当部长时对媒体的真心理解、得体指导和全力支持，至今还会在他们遇到困难需要坚持时成为一种给自己鼓劲打气的力量。

惭愧得很，我何德何能？说起过去我跟报台朋友们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这种超越时空的友谊，我觉得似乎不只是因为彼此工作有着高度关联性，更多应该是缘于我们对新闻的理解与认知大体上是合拍一致的。

胡舒立女士新书《穿越在历史边缘》

就在上周末，接到浏阳日报社的一位朋友发来一条信息，问我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的新书《穿越在历史边缘》是否有了，如果没有，建议赶快下单，估计以后很难买到。我心里“咯噔了两下”。这位朋友怎么知道我会对胡舒立的书感兴趣呢，我对浏阳媒体的同志从没有说过我对胡舒立其人其书的看法啊。胡舒立的书真的会很难买到吗？不至于吧，胡是一位专心致志做新闻做媒体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专家型媒体掌门人，说她的书会绝版应该是书商们的营销策略？

过了两天，我是这样回复朋友的：

《穿越在历史边缘》到手了。谢谢您及时提醒我以后这书可能绝版，不然我还不会这么上心。您可能不知道，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对我当年做宣传部长有过很是深刻的积极影响呢。

记得是1999年年底，我们在长沙请上级媒体开一个座谈会。在等待开会的时候，我听一位央媒记者跟人在聊胡舒立有一本《美国报海见闻录》很是有趣。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自己寻找无果后，就让北京一位我过去的学生给我弄来一册。记得随同《美国报海家见闻录》一起寄来的还有胡舒立的《微观美国》。

胡舒立《美国报海见闻录》

《美国报海见闻录》是1991年出版的，并不是很厚，封面略显花哨，颇具那个时代的特色。内容甚是丰富，都是胡舒立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深度走访美国媒体的亲身经历，故事性极强，写得轻松活泼，全都是关于美国报刊的人和事，琳琅满目，活色生香，引人入胜。美国有影响的大小报纸的各自特色以至各类报纸从采编到发行的全过程都在胡舒立的见闻录中得到生动细致多层次立体式的呈现。胡舒立是新三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其时已在工人日报工作八年，是工人日报国际新闻部的副主任。她对国内媒体与美国媒体自然会有比较分析，但她的比较分析都是很得体地几乎是不露痕迹地蕴含在客观叙述的温婉文字中。

那时，我刚到宣传部履新不久。我原来对新闻对媒体了解很是有限。就这样，胡舒立的《美国报海见闻录》成了我在宣传部长任上做新闻宣传工作、跟媒体人打交道的启蒙书。

二

胡舒立笔下的美国媒体都是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没有各个层级的好心“婆婆”领导管理他们，但媒体活力十足。我在我们最基层的党委宣传部负责，就应该尽可能放手尽可能少做居高临下的干预式“指示”，管理的核心定位在于为媒体服务，为他们撑腰，支持他们把新闻做好，让媒体真正成为浏阳人都喜欢的报纸、电视。后来有一次，新华社湖南分社分管编采业务的领导在一个公开场合称赞浏阳日报是一份值得尊敬的报纸。闻罢此言，我心里感到特别开心。

我经常跟媒体负责人商量着如何做好监督批评报道。我跟他们说，没有高质量的监督批评报道，媒体就不可能树立自己的权威。我还说过，监督与被监督者不能共享利害，如果利害关系结为一体就不行；两者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有距离有空间才好做文章，如果距离太近，空间太小，就无法腾挪，监督报道就做不好。胡舒立在介绍自己走访《华盛顿邮报》的具体情形前，先对当年这家报纸十几年前“一意孤行”顽强作战硬是一步步把水门事件弄个水落石出逼着尼克松总统黯然下台的过程做了一番梳理，然后指出《邮报》成功撬开“水门”的两个关键：一是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新闻界的那种敏感、勇气和韧性，二是有关政府公务人员对法律和正义具有比对白宫现任主人更高的忠诚。胡舒立借美国友人说出的这段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宣传部我工作了七八年时间，遇到媒体因舆论监督招致有关方面压力时，我总是选择站在记者一边。

宣传部的外宣工作除了对外推介本地的政绩及经验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调踩压上级媒体对本地的批评报道——大家喜欢叫负面新闻。与支持本土媒体做好监督批评报道一致，我对协调踩压上级媒体的负面新闻缺乏应有的热情，以致总是显得力绌技穷，按现在的说法便是自甘“躺平”。2001年下半年浏阳办花炮节，组委会为了筹钱，让出租车主花不少的钱买一份特制的宣传招贴画贴在各自车上。这一做法招致社会不满，省里的媒体做了报道。那天晚上全体市领导坐着一张大车检查节前市容市貌。行至半路，市委书记忽然从座位前站起来当着大家的面以甚是严厉的口气斥问我知不知道媒体报道浏阳摊派招贴画这个事。我说知道啊。书记怒不可遏，“你要对这个事情负责！”我一听，立马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书记，一大串连珠炮随即轰将出去：这次办节卖招贴画有没有这个事呢？社会有不有意见？这个事是我干的吗？我负什么责？这个事只有你书记才负得责起啊，摊不摊派招贴画组委会会听我的？市民举报后要阻止省里媒体的深入细致的客观报道，人家能听我的？直到我被同座拖住才结束对书记的顶撞。我心里对踩压这种客观的“负面新闻”真的一点都不感冒。一个地方的美誉度是靠实干干出来的。靠吹是吹不出来的，总是吹，牛皮都会破的；靠捂靠压更靠不住，捂久了压多了，会生疮灌脓。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我都不知道当年那样顶撞一把手是全因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呢，还是受了胡舒立那本书的“蛊惑”。我是浏阳的公务人员，我对法律对正义对事实应该具有比对现任市委书记更高的忠诚啊。

有一位周先生，“业余记者”，以网络发帖监督为业，监督浏阳的方方面面，一度人气挺高。我刚到宣传部工作不久就跟他打过交道，成了“熟人”。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把我的工作单位把我本人连同我的家属亲友都作为重点监督批评对象。前年10月在换届交棒时我代表人大常委会做了工作报告，这位先生还撰文发帖提出冷嘲热讽式的尖锐批评。其实，这二十几年，对他和其他社会批评者我都是持很真诚的包容态度。我当宣传部长也好，当副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和政法稳定也好，包括当人大常委会主任，我既反对用钱用好处去争取他和他的战友，也反对用管理权力去打压他和他的战友。拿钱堵嘴，让他们站在进一条战壕，他们的声音就跟我们的声音成了一个调调。以力相压，他们心底的怨声更大，但再大的声音被权力压下了，我们便再难听得到不同的声音。

1986年1月29 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次日的《今日美国》头版版面

当年读胡舒立的《美国报海见闻录》，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美国媒体特别注重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胡舒立在阐述美国新闻教科书上的一个观点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圣保罗报》在刊出社论《延长大赦期限》的次日，在社论版对页登了一篇意见针锋相对的文章《非法移民大赦该适可而止了》。美国新闻教科书的那个观点是这样的：社论、言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篇幅，它是有机的，富有生命力的，它是平衡的，表情丰富的。美国媒体一般都是通过版面平衡来实现表情的丰富，他们十分尊重批评家的独立意志——哪怕会伤害自己报纸。批评家观点对错不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读者要求社论作者是先知，但每个读者都要求社论作者绝对正直。否则，他的作品就成了推测和宣传！”

我曾经为浏阳日报社同志写过两篇书序。一篇就是为报社副社长彭剑澄先生的言论集《剑与盾》写的。我自己曾经出版过一个杂文集子《琢磨事与琢磨人》，里面也收了好些我为各级报刊写的言论文章。我跟报社、电视台各个时期的评论员都保持着很不错的公情私谊。

另一篇序言是为浏阳日报社总编辑戴建文女士的社会新闻作品集《小人物大社会》写的。言论之外，我特别看重社会新闻。《小人物大社会》这个集子，原来不叫这个名字，我看过书稿后建议她改用了这个名字。我觉得社会新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被时政新闻、财经新闻、文娱体育报道……切割得几近于无的边角余料蛋糕碎屑。即算从社会新闻的角度看，政治、经济、文化依然是构筑社会的三维。只是，在这里生活的主角不再是政界要人、经济巨擘、文艺明星，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普通百姓，也即平常我们所说的小人物。在我们的新闻世界里，那些“大人物”你还能怎么写呢？他们自己讲话多是照字念经干枯乏味面目可憎，你再去按我们统一的宣传口径浓缩他们在各种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还能写出有味道的新闻来？没味道，谁看啊。那些“高大上”的时政新闻是给少数领导自己看的，社会关注度有限得很。

我跟报台的同志经常说一个观点，向下，向下，再向下，把版面和镜头尽可能多地给底下的普通人，社会新闻那才是我们报纸和电视的特色，才能体现媒体自己的意志，方能见得着编辑记者的眼力劲和文字功夫。我跟报台的领导开过一个玩笑，我说，要是大家能把时政新闻里的大人物当做社会新闻里的普通人来写就好了，我们的新闻就会好看多了，就能真正像新闻了。之所以说是开玩笑，因为，这只能是奢望，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其实这也是我读胡舒立《美国报海见闻录》的一个读后感。在人家记者的眼中笔下，从总统首富到贩夫走卒，无论什么角色都是人，普普通通的人，食世间烟火的人，有血有肉的人，真真切切的人。

说到媒体意志，想起了一次对报社、电视台的批评。市里面催着各地完成税收任务。经济形势不好，税收压力太大，大家叫苦不迭。当我看到媒体推出某地率先超额完成税收任务的新闻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这是全市地域最偏远经济体量最小税收基数最低的一个小乡，它今天的率先超额完成任务对浏阳整个严峻的经济税收形势有一丝丝鼓舞人心的力量吗？这新闻完全没有感染力说服力啊。市委政府领导对你们有宣传要求是一回事，媒体自己的意志自己的风骨呢？媒体不能只做简单的传声筒啊。要做传声筒式的宣传，也要用心要讲品位讲质量！情急之下，我当时还举了个很不恰当的例子——1934年德国著名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受邀替纳粹拍摄影片，里芬斯塔尔最后拍摄出来的《意志的胜利》，为世界电影史奉上了一部最为完美也最受争议的杰作，被誉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

德国女演员、导演、编剧、制作人、摄影师——莱妮·里芬斯塔尔

尊重有才华有个性的编辑记者；注重提升编辑记者的社会地位；关心媒体人的经济收入；鼓励编辑记者出新闻精品力作；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中央有关部门和省里强势要求撤销县级纸媒的关键时刻拼尽全力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在湖南保住了唯一一份具有全国公开刊号的县市报《浏阳日报》；在报社电视台积极倡导自我提升专业能力的风气；看重报台的改版改革创新求变……尽管做得不是很成功，但我有意识地做这些努力，应该都是受了胡舒立《美国报海见闻录》潜移默化的影响。

胡舒立《美国报海见闻录》关于《华盛顿邮报》的介绍

圣保罗市有一对叫古德温的普通编辑，他们分属两家不同的报纸，日常工作节奏紧张而有序，女主人安女士年过半百才从学校改行投身“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报纸”的媒体人生活。胡舒立问他们，人已不年轻，干嘛非干报纸不可？不嫌紧张吗？他们回答得干脆：我们太爱这工作了。忙也甘心情愿！大卫·布劳德是专门为《华盛顿邮报》写评论的著名专栏作家，是美国当代影响最大的政治记者，在讲究“明星制”的《华盛顿邮报》算是头号骄子，他不是领导却可以不坐大办公室的格子，报社竟然在新闻部大厅的正中央给他安排独立的单间办公室。

《洛杉矶时报》的一份星期天周刊

胡舒立第一次去访问《洛杉矶时报》时，好客的主人馈赠的礼物中有一份是该报在1882年12月4日的创刊号。原来，在一个世纪前，当洛杉矶还是个仅有5000人的边陲小镇时，《洛杉矶时报》就这样悄然问世了。大卫·肖是专门为《洛杉矶时报》撰写各种关于美国报纸的评述性文章的“记者教授”，胡舒立私下问他年薪多少，大卫·肖笑着回答胡舒立：“我不愿意说得太具体。因为我总是遇到麻烦，让别人不舒服。如果我只说我现在的年薪在75000美元以上，你觉得行吗？”就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七八万美元年薪也是中产阶级的收入啊。《纽约时报》的权威性和高质量是公认的，竞争激烈的美国报业同行都广泛承认它是最好的报纸。走访《纽约时报》后，胡舒立认为它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保持《时报》传统风格的同时不断致力革新运动，而革新运动的主题内容就是适时改版。我至今还记得时任《纽约时报》总编辑富兰克尔的一段话：

《时报》的编辑和记者们每天都怀着创造的愿望审视自己的产品，看他们比昨天的报纸有何改进。通过这一天天的努力，我们定期更新了报纸的面貌，《纽约时报》的专版和专栏就是这样诞生的。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这就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公正和详尽的报道。

二十多年过去了，《美国报海见闻录》中的那些故事在我脑海里仍经久难忘记忆犹新。

后来我也认真翻过其他一些新闻学方面的著作，有西方的，有本土的，有纯理论的，有更偏重实务的。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吧，说实话，有了胡舒立那本书垫过了底子，读其他新闻类的书心里便总难免要生发出曾经沧海的感觉。

三

当初读《美国报海见闻录》，就是觉得胡舒立对美国媒体运行经验的介绍、阐发、提炼总结以及生动具体极具个性的表达方式很对自己的阅读脾胃，读来深受启发。那时，我并不知道她引进的就是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十几年前，在长沙工作的老友茂荣先生跟我推荐胡舒立的《访美记》，并特别提醒我先看看展江教授为《访美记》写的长篇序言。那时我早就已经离开宣传部长工作岗位了。

胡舒立2016年出版的《访美记》

打开书，我才知道胡舒立2016年出版的《访美记》只是《美国报海见闻录》的完善升级版，新书的特点在于胡舒立把自己新闻媒体的深刻独到的感悟和见地表达得更充分自由。荐书的老友眼光真是厉害。《访美记》对我而言最吸引人的便是展江的那篇序言，是这篇序言让我有了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概念，对这个概念有了基本的了解。也正是这篇序言让我对胡舒立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位杰出女性兼具勇气与才华，始终站在新闻行业的最前沿，树立了公信力，拓展了公共舆论空间，是信息公开透明的倡导者，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忠实而坚定的践行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成了《财经》和后来《财新》的忠实粉丝。我私下想，今天真正搞新闻的和真心看新闻的，应该没有谁不知道胡舒立的《财经》杂志和由此而来的财新传媒。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试着摘录一点展江教授那篇序言中的原话：

2024年4月8日《财新周刊》

从20世纪初起，新闻专业主义首先在美国报界兴起，如今已经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地方。新闻专业化有三个维度，自治（自主性）、独特的专业规范、公共服务取向。舒立作为新闻实践者，在对待新闻专业主义上经历了认识、引介和践行三个阶段。1998年4月，《财经》创刊，舒立出任主编，虽然财经最初只是月刊，到2002年才正式出版半月刊，后又改为双周刊，我仍倾向于将1998年这一年称之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元年”。舒立终于有机会在中观的制度层面实践新闻专业主义了。舒立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全面推进新闻实务，培养出一个深度报道、尤其是调查记者团队，他们的力作不但震动了国内业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媒体的实务操作，还为杂志在国际上赢得了众多荣誉。2009年12月起，舒立和两百多名同仁一起创办了财新传媒，旗下有《新世纪》周刊、《中国改革》月刊等杂志以及刊登原创新闻的财新网。按我的理解，舒立作为一个在国内新闻界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办刊方针的新闻人，在特定的媒体空间做出自己的努力。

读展江为《访美记》写的序言，我还从中找到了自己曾经作为基层党委宣传部长的一点“自信”——当年我的“政治敏感性”不错呢。展江说那个时候能见到一本以密切的信息客观引介美国报界的出版物，实属绝无仅有，此书出版实在让人感到幸运和兴奋。

我为何在浏阳宣传口从不跟人说起我对胡舒立的看法，不说自己特别喜欢她的《美国报海见闻录》，不承认自己是她的忠实粉丝？我在胡舒立的老东家——工人日报有几位朋友，我约略知道胡舒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因特殊原因带来的工作上的憋屈被动。囿于自己身份，我知道我只能把《美国报海见闻录》对我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显山不露水地在工作中悄悄释放，哪里还敢拿胡舒立的虎皮做我的大旗呢？

仔细回忆，过去我仅仅跟三位熟人聊过胡舒立。一位就是前面说过的推荐我读《访美记》的老朋友茂荣兄。再就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原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周庆元教授。还有一位是任过南方报系《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央视新闻评论部《社会记录》编委、《南都周刊》编委、《博客天下》杂志社主编、新浪网副总编的著名媒体人石扉客。

跟周庆元教授聊胡舒立是缘于某天网上很热闹一条新闻，看到他的意见后，我回了老师一条微信：

先生好。学生倒是觉得这个报道还算是客观。这几年沪上媒体表现很出色，报道云南两女干部不愿提拔，评论成都科大学生状告老师不按正统讲古代文明，尤其是这次李医生授予荣誉称号的头版报道……都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导向，说明沪上媒体一直承续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皇甫平”为时代瞭望的新闻传统。满目望去，同为党报党刊，为什么差别会有这么大呢？新闻报道就是克服困难排除阻力全方位呈现事实真相，一般情况下不带观点不带评论，观点和评论由读者去作，这就是胡舒立引进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立场。从前读过胡舒立的《美国报海见闻录》，后来经朋友介绍又读到展江为胡舒立《访美记》作的序，感觉序和书都十分硬扎，分明是有着强大的思想资源作在支撑。瞎聊数语，让先生见笑了，望指正。

2021年11月28日我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浏阳河畔读石斋”贴出了一篇随笔《我始终站在记者一边》。已经改行在上海做律师的石扉客第一时间转发了拙文。随后便发了一个他转发拙文的微信朋友圈截图给我，显示点赞、评论的人不少。石扉客还特意发了一句话给我：“您这一篇戳中了新闻行业里多少人的块垒啊，这篇真是太好了，连胡舒立都在点赞！”这以后，我跟石扉客聊胡舒立和她的财新传媒就多了一些。

我跟浏阳本土媒体的朋友们从没有说起过胡舒立，没有说过她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和实践，更没有说过自己受过她的影响。在浏阳日报工作的朋友跟我推荐胡舒立的新书，我先是感到有几分惊讶，稍后又觉得也很自然。

我母亲逝世后，浏阳日报社和浏阳电视台的老同事们给予我的关心帮助，让我感到十分温暖。这种温暖让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胡舒立这本《美国报海见闻录》。上个周末，我特意回到老家，翻箱倒柜把这本旧书翻将出来带到了长沙家里。

真心感谢胡舒立和她的这本好书。我觉得是胡舒立和《美国报海见闻录》给予了我启蒙意义上的开导性影响。正是这种深入自己心灵的积极影响让我跟浏阳两家媒体的很多同事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工作中有了更多的默契，并由此而建立起了弥足珍贵的能超越时空温暖人心的真挚友谊

转载自公号“浏阳河畔读石斋”。

来源：衣者朝新（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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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晨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