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品读 | 学人自述：李金銓

刘海明

年鉴品读 | 学人自述：李金銓

李金銓

1982年至2004年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创始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媒介政治经济学、传播的社会理论。曾在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和华人社会（包括香港、台湾、大陆）的50多所高等院校讲学。

致力于传播学研究30多年，硕果累累，其中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主编）包括《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1980）、《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1991）、《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1990）、《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1994）、《Power, Money, and Media》（2000）、《Global Media Spectacle》（2002）、《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2003、《大众传播理论》（1980）、《传播帝国主义》（1987）、《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2004）、《文人论政》（2008)等等。

治学自述
Artical

跋
傳播縱橫——學術生涯五十年

從1978年走上講壇起，到2018年退休，整整四十年的歲月從指尖溜過去了。四十年很久遠，也很短暫。回頭看，怎麼剛剛才開始就要結束了？四十年的道路可以走得很平坦，也可以走得很崎嶇，入行的時候是預測不到的。我這四十年，走得還算平坦，最感謝的是我太太的相伴與支持。彷彿「白頭宮女說天寶舊事」，我是「退院老僧」，要談「廟裡」四十年的人與事，該從哪裡說起？——我本來只準備回顧教書的四十年，但想想要是錯過求學階段，難以瞭解從何而來，到何處去，那麼說來我就得涵蓋五十年了。有些片段以前曾經零星說過或寫過，今天我試著把它們串成一個故事。[1]

我且從1969年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說起。我在畢業後服了一年義務兵役，1970年考入中央通訊社做大夜班。什麼叫做大夜班？那是凌晨一點鐘到四點鐘，一個人獨守編輯部，像貓頭鷹守望著從天外傳來的外電，遇有要聞立刻翻譯成中文，傳送臺北各報。這麼古怪的時間，英文裡稱為graveyard shift （守墓班）。它起源於肯尼迪總統被刺那年，因為太平洋兩岸的時差，臺北各日報翌日全體「獨漏」，沒有隻字報導，被廣播電臺輕易打敗，一群尷尬的報社社長慫恿中央社，你是名義上的龍頭，有責任二十四小時發稿。中央社因此成立了大夜班。我去上班，主管說我年輕力壯，就派我做這個「守墳人」。

圖1　我的啟蒙書《大眾媒介與國家發展》。

好了，話分兩頭。一頭是：我白天有很多時間，想讀點書，所以回去政大問我的老師徐佳士先生讀讀什麼書好。他從書架上面取下本他老師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著作《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借給我。施拉姆被尊稱為傳播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字淺顯而有味道，我很快就把那本書讀完。回去還書時，徐先生要我留意勒納（Daniel Lerner）的現代化理論和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的創新擴散理論，這些都是當時備受矚目的「發展傳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範式。另外一頭：1970年春節的除夕夜，破曉時分，雞已鳴，鞭炮聲此起彼落，我孤零零上班不禁自憐，在編輯室不安地踱步，突然看到報紙極不起眼處登了一欄題，說夏威夷大學的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招生，被錄取者都可以獲得全額獎學金。我告訴徐老師，我想申請，他很支持。東西方中心下面有五個研究所，傳播研究所列為其首，正是施拉姆所創立的；其他三個所包括人口所、科技所、文化學習所，另外有「開放項目」容納剩餘的學科。我申請的研究主題是什麼？當時臺灣派了不少農耕隊在非洲各地做技術示範和支援，我以這個主題為研究綱要，完全符合「創新擴散」的旨趣。

1971年夏天，颱風勁掃臺灣過後，我這土包子第一次離開生長之地，搭乘氣流顛簸的飛機到香港，瞥見「東方之珠」動人的容貌，三天後在偉岸的尖沙咀碼頭登船——搭的竟是威爾遜總統號豪華郵輪。它已經在新加坡接了一批東南亞和南亞學生，接著來香港接我們，再一道去橫濱接日本韓國學生。東西方中心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跨越太平洋的郵輪上舉行新生介紹儀式，我平生未曾與眾多不同國家、膚色、文化的學生相處。兩周後，郵輪施施然抵達檀香山，開啟我的留學生活。

一、這些作者從書本裡跳出來

東西方中心是在 約翰遜總統時由美國國會撥款，借夏威夷大學校園的一個角落所建立的。名義上是為了促進國際的文化交流，三分之二學生來自亞太地區，三分之一來自美國本土；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其實就是推銷美國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軟實力」。我們平時在夏威夷大學上課，課餘則在東西方中心的學生宿舍生活，並參與傳播所的演講活動。第一任所長是美國農業部退休的專家，他的重點不在學術研究，而在第三世界的「行動」項目，例如以傳播手段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推廣節育和農業知識。繼任者曾任日本文部省長官（教育部長），從政以前是《朝日新聞》主筆；他是公共知識人，想推動的是廣義的「文明對話」，不是狹義的學苑式研究。他公然嘲笑那些在書齋做「內容分析」的人只懂「分析」，不懂「內容」，即使把報紙的關鍵詞數得再精確，對內容（例如他寫的社論）卻如隔靴搔癢，一竅不通。他大概水土不服，不到期滿就掛冠離去了。

施拉姆即將從 斯坦福大學退休，準備接長他所創立的東西方中心傳播所，頻頻往返於舊金山和檀香山之間。他公然批評傳播所的學術成果貧瘠。傳播所成立一個臨時委員會，請他帶頭診斷學術「不孕症」的原因，並提出改進之道。我不知道為何有幸被推為學生代表，居然能近距離觀察施拉姆，他在談笑盈盈之間，認真地指點江山，品評人物，這是我這個毛頭小子連做夢也不敢想的機會。最後他寫了一份不太客氣的評估報告。等他離開檀香山回去舊金山，傳播所裡的氣氛好像鬆了口氣，而又人人自危。之後，他正式接掌傳播所，大刀闊斧整頓，招聘有分量的學者，企圖在座落於太平洋中間、聯繫美國與亞洲的美麗之島夏威夷，建立世界級的傳播研究重鎮，但那時我已到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了。

1970年代初，美國傳播研究是什麼樣態？美國傳播研究有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這兩個傳統是分道揚鑣的。國內傳播在一戰到二戰期間以芝加哥大學社會系為主，但二戰以後（尤其是1950和1960年代）則是由哥倫比亞大學拉扎斯菲爾德 （Paul Lazarsfeld）和默頓（Robert K. Merton）以及他們的學生領風騷。他們從社會心理學出發，提出「兩級傳播」的說法，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他們一再發現媒介不太能夠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反而鞏固他們的預存立場。許多學者因此普遍焦慮，對這個新興領域產生認同危機。當時的教材很少，最流行的是施拉姆所編輯的《大眾傳播》和《大眾傳播的過程與效果》，雖然力圖從其他老資格學科引進思想的元素，這兩本書的脈絡還是以接續哥大的旨趣為主。國際傳播主要是圍繞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幾位政治社會學家，由勒納發其端，接著又有白魯恂（Lucian W. Pye）和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等重要學者。這是冷戰的知識產物，他們認為大眾傳播是促進第三世界現代化的利器，以防止國際共產主義的蔓延和鯨吞蠶食，統稱為「發展傳播」。我要說的有兩點。第一，國內傳播以問卷調查得到的結論是傳媒沒有太多短期微觀的效果，國際傳播卻以個案和預測性的主張，渲染傳媒在社會變遷的長期宏觀作用。這個落差值得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加以分析。第二，施拉姆不僅活躍於國內傳播，也企圖把國際傳播發揚光大，他是在兩邊搭橋的樞紐人物。他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寫的《大眾傳媒與國家發展》（1964），是當年徐老師介紹我入門的書，儼然被第三世界官學兩界視為「聖經」。施拉姆力圖綜合國內傳播與國際傳播的文獻，協調它們的矛盾，是否成功則是見仁見智了。

圖2　施拉姆（1907-1987）從書本跳出來。

前面說到，我在夏威夷讀碩士的兩年，整個傳播所的研究庸庸碌碌。越戰打掉美國財庫的幾個洞，但還不至於鬧窮，東西方中心有錢邀請許多名學者去開會，書本上那些作者一個一個跳到眼前。先是施拉姆，其次是勒納。勒納的《傳統社會的消逝》（1958）是「發展傳播」的奠基之作。1971年我初到校園，即抱著敬仰之心去聽勒納演講，但見他醉醺醺地兀自在夜晚的燈光下老調重彈；學界對他的著作褒貶已是不少，他似乎無動於衷。刹那間，我恍然覺得有些作者「一見不如百聞」，還是留在書本裡不見為好。第三個，是以「創新擴散」成名的下一代學者羅傑斯——大家形容夏威夷是人間天堂，春光明媚，四季如春，聽起來像是陳腔濫調；但每到冬天，知名學者就像候鳥，紛紛降臨東西方中心做訪問教授，以逃避北美洲的冰雪封天，其中一位就是羅傑斯。

在夏大首次見到開架式圖書館，我活像飢餓的饕客，把施拉姆和羅傑斯的著作搬回宿舍，兩年內一一讀遍。他們兩人都以綜合見長，我因此從他們的著作中掌握了美國傳播研究的脈絡。羅傑斯從各種文獻中提出條理分明的「通則」，我尤其覺得「很科學」。我在夏大的導師搜集了幾十份羅傑斯的油印本會議論文，篇篇都注明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擴散文件中心」（Diffusion Documents Center），我不禁油生憧憬之心，想去他的中心「朝聖」，後來聽說這個中心只是一堆收集論文的鐵櫃子。就在那時，我讀到杜賓（Robert Dubin）剛出版的《理論建構》，初生之犢不怕虎，於是鸚鵡學舌，把羅傑斯的創新擴散理出個有層次的「頭緒」，貌似一個「嚴謹」的理論結構。我初識羅傑斯的時候，他邀我陪他和他的新婚印度太太（後來離異）駕車環島旅行，停在海邊散步，共度他的四十二歲生日，他頗訝異於我這麼熟悉他的東西，還聽說我曾參加施拉姆的學術把脈委員會。

我說，羅老師，我下定決心要跟你學習。他立刻表示歡迎，但他說要從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轉到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問我想不想跟他去。原來密西根大學剛剛成立一個跨科系的傳播博士課程，由新聞系、政治系、社會系和心理系的相關師資合組而成。我當然有興趣。然而申請期限已過，他幫我打電話，說了一番好話，對方破例通融我遲交申請。另外一個問題又來了，我沒有考過GRE，我辯說GRE有文化偏見，能不能先收我，進去了再補考？他們居然綠燈開到底，我成為被錄取的四人之一，人人都有獎學金，其中有位同學更是福特基金會派在尼日利亞的代表。密西根大學後來問我什麼時候補考GRE，我反問道：既然讓我進來了，還要我考GRE，豈不是多此一舉？結果不了了之。我這輩子沒有考過GRE，不知道它長成什麼樣子。還有一件事差點忘記講：1973年暑假，我從夏威夷畢業，在去密西根就讀之前，隨著羅傑斯和他早年的學生，三人一起去韓國做田野訪問，研究人口節育的傳播策略，算是「師父引進門」了。

另一位從書本跳出來的就是卡茨（Elihu Katz），他和拉扎斯菲爾德 合寫的《親身影響》，是繼乃師的《人們的選擇》以後另一塊里程碑。他的大名如雷貫耳，一看卻才四十多歲，原來卡茨與老師合寫《親身影響》時不到三十歲。他去東西方中心演講，並會晤在那裡短期訪問的亞洲各國教授，因為他正在研究第三世界廣播制度，徵求他們提供協助，這個研究後來成書，即是《第三世界的廣播》。短暫的邂逅卻結下難得的緣分，1980年我的博士論文成書出版，他慨允賜序。2010年，他已然高齡，卻不辭勞苦，應我的邀請從以色列僕僕風塵到香港城市大學開會，發表主題演講，憶述此生在國際傳播的貢獻。起初他堅持是國際傳播領域的外行，我歷數他的《媒介事件》和《意義的輸出》都是經典著作，他在離開香港時說，他已被說服，承認自己也是國際傳播的學者。

這些前輩學者從書本跳出來，實在是靠「幸運吉星」在閃爍，眷顧於我，使我早年就見識到他們的風采。

二、「你不要喪失文化特色！」
好了，我到密西根大學去了。這是美國數一數二的公立大學，很多科系都排在全國前面，社會科學各系的實力很強。密西根大學也是我畢生最感恩的學府，我的學術基礎、風格和方向都奠定於此。

我的老師克萊恩（F. Gerald Kline）雖然相對資淺，但他的行政力和溝通力特別強，憑著魅力居然凝聚起一批世界著名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成立跨學科的傳播研究博士課程。他還創立《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期刊，如今在實證研究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又聯合另外一位老師克拉克（Peter Clarke），共同編輯《Sage Annual Review of Communication》，除此還編輯一套叢書。他們匯聚以中西部為主嶄露頭角的中生代傳播學者，形成一個新銳的社群，發表大量現在大家熟知的「議程設置」、「知識鴻溝」、「媒介使用與心理滿足」、「認知共同適應」（co-orientation）等研究。如果以往的研究說媒介無力改變態度與行為，這些新的研究則似乎強調媒介發揮「認知」（cognitive）功能。

說到克萊恩建立的人際網路，還有兩件事值得記一筆。第一，他號召密西根大學、密西根州大、威斯康辛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等中西部新聞傳播學院（後來還有別的學校加入），舉行研究生的年度會議，讓他們在無拘束的氣氛下宣讀尚未成熟的論文。每年春假我們開車輪流到其他校園，自帶睡袋在當地同學家裡打地鋪。透過這種非正式的「社會化」交往，我們不啻與前前後後五六年的未來學者共同成長，等到進入職業生涯時，並不怯生，因為許多師友已成熟人了。第二，我在密西根大學讀書那五年，儼然是天之驕子。博士班每年只取一到四人，規模小，財力雄厚，人人不虞斷糧，而國內國外來訪的學者更川流不息。克萊恩常常招呼學生去他家烤肉，喝啤酒，吃他烘焙的法國麵包（當地報紙介紹過），我們得以面對面和這些學者接觸，眼界自然擴大很多。

圖3　導師克萊恩（1937-1986）。

圖4　業師羅傑斯（1931-2004）。

另外一位老師是羅傑斯。他留著灰白短鬍子，鮮豔的頭帶綁住散飛的長髮，穿故意洗得半白皺皺的牛仔褲，頗有嬉皮之風。起初我只敢恭稱他「羅傑斯教授」，不習慣直喚他的小名，幾次以後他笑著喊我「李學生」，我只好從此改口。我做他的助理兩年，研究大學教授教學方法創新的擴散過程和因素。首先我們寄發問卷給三千個全國樣本，每份問卷貼上25分錢硬幣，邀請函劈頭就說：「請你喝一杯咖啡，在喝咖啡的時候請你填寫這份問卷。」我去銀行提滿袋子沉甸甸的銅板，又提著貼了銅板的問卷到郵局寄。經過三波的催促，問卷回收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除了問卷調查，我們開車或搭飛機到各地，面訪有代表性的「創新者」。我學會了量化與質化研究如何互參。奈何功課壓力大，有看不完的書，出遠門我總擔心；羅傑斯安慰我，畢業出去找事，沒有人會看你的成績單，你發表什麼論文才重要。羅傑斯動輒飛來飛去，有時一去歐洲就整個月，留下我兀自摸索，如今想起頗慶幸有機會從冤枉路中學教訓。兩年後，他決定離開密西根，去 斯坦福大學接任施拉姆原來的「佩克（Janet Peck）國際傳播講座教授」。

我有六成的課程選自政治系和社會系的交叉介面。回想起來，對我影響最深的，一位是社會學家蓋姆森（William A. Gamson），一位是政治學家康沃斯（Philip Converse）。蓋姆森以研究權力、社會運動和話語分析聞名。他和另外一個老師合開社會心理學的討論課，很奢侈，兩個老師只教我們六個學生，五個是社會系的，加上我。整個學期用三種理論，反覆討論五個社會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報業大王赫斯特（一百多年前他和普利策掀起「黃色新聞」之戰）的孫女派翠西亞（Patricia Hearst）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園突被綁架，綁架者是反建制的暴力集團。等她再度現身時，顯然已被洗腦，自願參與暴力集團搶銀行。我們在課堂上，用三種理論——犯罪心理學、結構功能論和象徵互動論——反覆討論這個案例，「人為何成為反社會的歧異分子？」這樣不斷變換角度，觀察自然不同，結論也因之有異。我體會到理論是相輔相成的，社會科學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往往是觀點和角度的問題，轉個彎就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若干年後，轉益多師，從閱讀和思考中我逐漸摸索出「條件性」的重要，主張不要把理論說死，不要絕對化，而是看在哪一種「條件」下什麼理論比較合理。）

圖5　社會學家蓋姆森（1934-）。

圖6　蓋姆森《談論政治》。

美國政治系的學生不可能沒有讀過《美國的選民》，這是康沃斯等四位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家寫的經典著作。我選修康沃斯的課，因為他的名氣太響亮了，但我未必對美國的選舉行為感興趣，而是一心想揣摩他怎麼思考，看他從哪些角度切入問題，又怎麼回應不同視野的人。換言之，我學的是他的針法，而不是他繡的鴛鴦。他能夠抽絲剝繭，從簡單的資料引出深意，成一家之言。他有一篇文章說，使用媒介與態度變遷的關係是曲線的：接觸媒介少的人，態度少受影響；接觸媒介多的人，選擇性吸收資訊以強化固有的立場，態度很少因而改變；反而是接觸媒介不多不少的人，態度容易受媒介影響。這篇文章看似簡單，卻啟發了一連串重要的研究，影響力擴散到其他領域。我在全國電視上聽到評論員引述他的研究，說明碰到四年一次總統大選時，會有大批民眾跨黨派支持有魅力的候選人，但在兩年一次的國會中期選舉時，他們可能懶得投票，或回去投給本黨候選人，因此總統的執政黨在中期選舉通常失利。康沃斯從選民的黨籍、意識形態和候選人的條件分析制勝的原因，為美國的選舉行為解開一個大謎，也為整個研究設置基本議程。我體會到開創性的傑作如同涓涓流水，由溪成河，匯江河入海流。

圖7　政治學家康沃斯（1928-2014）。

圖8　康沃斯《美國選民》。

密西根大學是量化研究的大本營。克萊恩是行政長才，但我稱他是「認知的實證化約主義者」，彷彿整個世界可以化約為用數位表達的認知結構。這不是我看世界的方法，我拒絕走他的道路，好在他不阻攔我選課的自由。我知道他是不太看得起國際傳播的，他在言談間暗示，只有二流的人做國際傳播，所以對羅傑斯的路徑自然有微詞。這是極端實證主義者的傲慢與偏見，他們批評國際傳播「太軟」（不夠量化，不夠「科學」），潛意識裡更以為美國是世界的答案。在他們的心目中，數學無國界，所以學好統計，研究國際傳播只要加些國家的變項就是了。先不說這在知識論和方法論是霸道而窄狹的，即以量化技術而言，一般資料多半以個人為單位，而國際傳播以國家為單位，很多資料得不到，得到的品質也不夠精細可靠，難道因此不做國際傳播研究了？我讀過上個世紀60年代著名的政治學家以各種指標和變項研究世界各國的現代化程度，經過因數分析和回歸分析的多層複雜處理，用牛刀殺雞，原來面目已不復見，如陷入迷魂陣，但所得到的洞見卻極為有限。我相信材料不夠好，加多少調味品，也煮不出好食。

羅傑斯轉任斯坦福，我這時開始覺得「創新擴散」太淺了，所以無意跟他轉學。克萊恩成為我的導師。我去密西根時，要求不要計算我在夏威夷的碩士學分，寧願從頭讀起，所以碩士加博士共讀了七年，幸虧全程都有全額獎學金。在密西根讀完第三年課業，必須考通盤筆試，才有博士候選人的資格，進入寫論文的階段。克萊恩好像一直不怎麼看好我，因為我沒有和他亦步亦趨。但他沒有料到我的資格考試表現上乘，跌破了他的眼鏡，從此對我另眼相看，甚至到處向人宣揚我的「潛力」。密西根有舉世聞名的「社會研究調查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簡稱ISR），我自己也接受過嚴謹的實證主義訓練，我說索性統計分析ISR的二手資料，以檢測若干傳播理論的正誤。他突然說：「你一個外國人，做美國的選舉研究，不就喪失了文化的特殊性？」哈哈，我要的就是他這句話，從此我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永遠不要喪失文化特色。克萊恩為何有這樣戲劇性的轉變？他是加拿大人，有一年休學術假，他回去渥太華當加拿大政府文化部的顧問，思索如何對抗美國的文化侵略。我猜這個政策研究的經驗給他帶來很大的衝擊，原來世界之大，社會組成和文化意義之複雜，何止於幾個統計模型？

我敘述克萊恩獨尊量化研究，並不是孤例。我考過候選人資格那年暑假（1976），興沖沖長途開車前往華府近郊的馬里蘭大學，第一次到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年會看熱鬧，見世面。克萊恩向鼎鼎有名的查菲（Steven H. Chaffee）提到我，查菲特地跑過來問我論文要寫什麼，我脫口說可能是傳媒與國家發展，屬於國際傳播的範圍。他看我一眼，失望地說：「『發展』是什麼玩意兒？」講完就跑掉了。我愣在那裡，不知怎麼回應，等回過神來，後悔沒有問他：「『態度』是什麼玩意兒？」如果他嫌「發展」是模糊的概念，他所研究的態度變遷豈不更是看不到的黑箱？他是施拉姆在 斯坦福的得意門生，顯然對施拉姆的國際傳播是不以為然的。查菲已故世多年，生前成就斐然，我提起這件往事，只為說明邊緣學科的那一輩領袖獨沽一味，只想模仿自然科學的範式研究「人」，卻丟掉了人文學科恆久的價值關懷。難道兩個範式不可以和平共處，甚至互相滲透嗎？在我看來，不但可以，更應該鼓勵。以飲食為喻，人不應該偏食，不應該廢食，唯有雜食才能維持營養的平衡。我不喜歡偏枯而狹隘的學術，學術最高境界是藝術境界，縱橫自如，不拘一格。

我逐漸走出傳播研究的那道窄門，接觸外面的天地，閱讀許多政治社會學的重要著作，再也不能忍受那些以科學為名而「畫地自限」的瑣碎傳播研究。英國社會學家坦斯多（Jeremy Tunstall）到美國巡迴宣講新著《媒介是美國的》，我們在克萊恩老師家裡喝印第安人啤酒的時候，我的美國同學問他到底是做社會科學還是做歷史，他回說社會科學不是歷史的一部分嗎？我對這段話記憶猶新，此後數十年每到倫敦我都設法和他吃頓午餐。至少在我們這一行，一般歐洲人似乎比美國人更有歷史感。然而真正塑造我學術旨趣和志業的是米爾斯（C. Wright Mills）。我在博士班讀到大約一半時，偶然在書店邂逅他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讀後大受啟發，感覺有點相見恨晚。他強調兩點：第一，我們要不斷聯繫個人關懷到公共議題；第二，任何重要的問題必須放在一個時空座標，也就是兼具歷史脈絡和全球視野。這本書我不知讀過多少遍，剛開始教書時，每年重讀一遍，叩問自己有沒有把握好方向，久而久之就內化成為意識了。米爾斯其他專著都沒有《社會學的想像力》長壽，出版至今六十年仍歷久不衰，而且還會繼續流傳下去。除此，我讀了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在印尼做的農業生態史研究，他的「深描法」（thick description）迥異於實證主義的「淺描」，田野筆記竟有優美的文學筆觸，如同徐志摩說的「濃得化不開」，必須細品才能體會出它濃郁的醇味，卻又條理清晰，沒有以詞害意。我遍讀了以現象學為主的社會學家伯格（Peter Berger），他求取因果規律和文化意義的平衡，著作深入淺出，很有說服力；他不只是停在知識論層面說事，更有許多經驗性分析研究，是可供模仿的範例。這些都是促使我從實證主義轉向到現象學的契機。

米爾斯對我的影響不止於建立研究旨趣與風格，《社會學的想像力》有一篇四十七頁的附錄——〈論知識的工藝境界〉，這是我畢生受益最多的具體治學竅門。他舉了大量的例子現身說法，從做讀書卡片，到如何開拓對概念、對人性的敏銳度，由歸類到成型，「抓兩頭看中間」，時刻在歷史脈絡和全球視野的座標交叉比較，以至於寫作明曉暢達，每一帖藥都是刺激想像力的良方。他立足於古典的社會分析，宣示知識人與社會、政治、歷史的關係，最終是要達到學術獨立而自由自在的藝術境界。這篇附錄我讀過幾十遍，而且不斷在實踐中揣摩，直到內化為自己的思考習慣。除了開拓想像力，還要與學術紀律取得平衡；想像力引入某些聯繫，引出某些問題，最後必須接受嚴格的邏輯和證據檢驗。以後我教書，總一再推薦給學生讀這本書，尤其是這篇附錄。

前面說過，我對勒納、施拉姆和羅傑斯以「現代化理論」為依託的著作本來就非常熟悉。他們一致肯定傳媒是促進第三世界的政治整合、經濟發展與文化自主的觸媒，所以必須維護「資訊的自由暢通」。我對這個理論有贊成有懷疑。接著我開始接觸美國左派的政治經濟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席勒（Herbert I. Schiller），他說美國傳媒其實就是美國海外霸權擴張的馬前卒，致使國際資訊秩序嚴重失衡，無論是內容輸出或體制外銷，它們灌輸著資本主義的消費意識，是文化侵略的表徵。此外，普爾自稱是「軟性的」科技決定論者，他說，國際資訊之所以分配失衡，歸咎於科技瓶頸，如今新媒體載量多，速度快，失衡的問題當可迎刃而解。席勒卻說新媒體其實為虎作倀，使得美國和跨國公司更進一步支配全球的資訊。兩種觀點與立場不但南轅北轍，簡直針鋒相對，到底孰是孰非？我也為此困擾很久。很多年以後，我悟到若以《易經》的道理來理解，這兩種說法如同一陰一陽，然更有趣的應該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它們有互涵互斥的關係，所以不要把理論片面化或絕對化。這是後來我從體驗中不斷強調社會科學「條件性」的緣故。

我從傳播的著作，回溯源頭去閱讀「現代化理論」，同時仔細廣泛閱讀拉美激進學者提出的「依賴理論」。依賴理論是現代化理論的對立面，它要解釋為什麼拉丁美洲（乃至第三世界）經濟發展遲滯？第一派以政治經濟學家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外因論為代表，他受到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影響，認為第三世界所以無法發展，是因為第一世界長期強取豪奪，剝削殆盡。他的方法是實證主義式的，有簡單化之嫌；他的立場與「現代化理論」對立，方法論上卻異曲同工。第二派是韋伯式社會學家卡多索（Fernando H. Cardoso）的內因論，他從內部階級的合縱連橫開始，聯繫到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產生的制約條件，也就是外因要透過內因才能起作用。他提出「依賴發展」的視野（他不願稱之為形式化的「理論」），認為有些國家（如巴西）一方面依賴國際結構，一方面經濟獲得發展，既依賴又發展同時並進。卡多索後來當選巴西總統，「依賴發展」對於後來的學者研究「半邊陲」國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和「亞洲四小龍」）很有啟發。我以這些理論文獻為基礎，不斷聯繫到國際傳播的主題和案例，成為構思博士論文的養料。

第三年考完資格試，第四年我到處旁聽課，並開始閱讀大量的書籍、期刊和資料，做了滿滿兩大箱的讀書卡片，不斷排比，而且反覆琢磨米爾斯提示的方法，以開拓想像力，力圖在這些卡片中建立聯繫和脈絡。我從《美國社會學期刊》找到一篇極佳的通論（review essay），然後按圖索驥，自擬詳細的書單，包括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理論的各重要派別和作者，以及「國際資訊與傳播新秩序」辯論雙方兩造的著作，一本本一篇篇讀下來，每隔一陣子便檢查進度，務求避免漏掉重要的文獻。我自勉全面掌握這個領域的文獻，要與社會系最好的學生比肩。我的書架上保留著一些當年在冰天雪地夜闌人靜燈下苦讀的書，捨不得流失，大概是為了捕捉年輕時代的記憶，但這次退休大搬家勢必要割捨了。在這以後的學術歲月裡，但凡要進入不熟悉的領域以前，我總是先找一篇好的通論性導讀，以便瞭解各種理論場域的邊界和相互關係。

第四年結束第五年開始，猛然有點心慌，再不動筆寫論文怕畢不了業了。擰上寫作的發條以後，鐘錶就滴滴答答動起來了。我從第三章開始寫，然後寫第二章。寫完第二章，克萊恩教授說，你這篇論文可以出書。論文委員會上的社會系和政治系教授也鼓勵有加。我不止吃了定心丸，簡直像吃了鴉片煙；我沒有吃過鴉片，不曉得它怎樣令人飄飄然，反正我的世界大放光明，彷彿怎麼忙都不會累。在這以前，論文必須戰戰兢兢地打字，研究生院派人一張一張檢查，只要打錯一個字就得整張重打，是吃力不討好的勞動。碰巧我那年開始，大學開始接受用電腦寫博士論文。個人電腦尚未出現，我只能午夜時分跑到電腦中心，在角落占領一個終端機，由終端機連通碩大的電腦，整夜在那邊寫作，直到清晨那些「早鳥」來報到我才回家睡覺。因為我已積存兩大箱卡片，思路想得差不多了，每天平均固定寫作二十頁，寫完以後不斷修改，整篇論文歷時三、四個月完稿。

我要插幾句話，與各位同學分享我的寫作經驗：你們寫論文，最好攔腰一截，從中間寫起，因為那些是最具體的材料，平鋪直敘，好寫。等寫完中間部分，再寫結論，最後回去寫第一章，這時要你交代全篇的旨趣和問題，自然駕輕就熟。要是硬從第一章寫起，思路沒有理清，還要絞盡腦汁想擠出一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保證你想整晚也寫不出一段言之有物的東西；何況寫到後面幾章，觀點和分析必然和當初預想的不同，那就勢必動搖第一章的基礎了。請你們記住：文章不是「寫」出來的，是「改」出來的。所以你們起初稿時，不要抱著「完美主義」的心態字斟句酌，最好一氣呵成把整個想法寫下來，別管它是好壞精粗。有了第一稿以後，再慢慢琢磨、修改、增刪，這樣分段作業，可以減低你的心理壓力和腦力負荷。有了蹩腳的第一稿，就可能磨出較不蹩腳的第二稿，因為你已經知道哪些地方不好，哪些地方該怎麼改了。寫作有如西洋油畫，可以一筆一筆添改顏色，不像中國傳統文人在宣紙上寫水墨畫，一旦落筆就難以改動。在改文章的時候，眼看著模糊的東西愈改愈清晰，脈絡愈梳理愈有致，以至文從字順，這是令人享受而著迷的過程。（莫扎特和貝多芬同為千古不朽的作曲家，但上帝通過「神人」莫扎特寫的樂稿一片明淨，而貝多芬的樂稿則千錘百煉，改了又改，潦草凌亂。在寫作的道路上，我無力跟隨莫扎特，寧願一步步勉強學習貝多芬。我的腦中也常浮現曠世雕塑家米開蘭基羅一刀大砍一刀小琢「大衛」的景象。這種「想像」常給我一種精神鼓舞的力量。）

圖9　我的第一本著作《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1980），脫胎自博士論文，承卡茨賜序。

回到我的博士論文《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到底寫些什麼？我參加自由多元派的「資訊自由流通」和激進派的「媒介帝國主義」的辯論，把它們的論旨加以排比，提出下面三個問題，以為分析全球廣播電視同質化的綱領：

　　（一）跨國媒介擴張的「引擎」：自由派認為美國以其市場優勢向外尋求最大利益，激進派認為是先進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產生「軍事工業複合體」。
　　（二）媒介依賴的後果：自由派認為初期必須依賴外國，然後從學習中加強自身實力，達到相對自主的目的；激進派認為，一味依賴下去，只能造成更根深蒂固的依賴而無法拔除。
　　（三）媒介政策：自由派倡議第三世界與西方國家保持開放互動，激進派主張第三世界從國際資本制度及其主流文化撤退。

這兩個貌似水火不容的論旨，在我看來其實是一種「悖論」（paradox）：我不相信哪個說法是壟斷真理的；我認為，對不同處境和不同條件的國家而言，兩邊的說法各自言之成理，各有各的解釋力。我還做了幾個個案研究來闡述這個道理。從辯證的角度來說，「資訊自由暢通」是「正」，「文化（媒介）帝國主義」是「反」，合起來的話，我的結論是必須營造自由而平等的國際資訊新秩序，兩者缺一不可。同一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馬克布萊德委員會發表一份報告，提倡「多種聲音，一個世界」，我的結論與它的精神不謀而合。這篇博士論文的取徑，事後想起來，應該受到米爾斯、蓋姆森和伯格這一脈風格的潛移默化。論文完成於1978年，系裡出資複印五十本，廣寄行內著名學者，徵求修改意見，得到他們正面的評價；系裡還資助我去紐約和好萊塢，訪問各大影視公司負責外銷的副總裁。兩年後書正式出版，承卡茨惠賜一序。這本書開啟我的學術生涯。

密西根大學是研究當代中國的重鎮，據我所知前後至少有四位政治學家曾在白宮制訂對華政策。我念書那五年，懷庭（Allen S. Whiting）和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在學官之間。各位大概想不到，密大東亞圖書館收藏全世界最多的紅衛兵小報。在那個騷動的特殊年代，我沒有跟上時髦的列車研究中國。「中國通」有專家的傲慢，但其實這是相當危險的行當，因為我靠直覺常懷疑他們的判斷是錯誤的。「文革」期間，「中國通」只能霧裡看花，挖點《人民日報》的東西捕風捉影，上線上綱。周恩來1976年去世後，華國鋒接任總理，出乎外界的意外，密大的一位權威向《新聞週刊》解釋，鄧小平讓位給華國鋒，自己等著接毛澤東做黨主席。鄧小平在「反擊右傾翻案風」被打下臺，直到他第三度復出，這兩位「中國通」對局勢的闡釋完全相反，簡直是信口開河嘛。他們對中國政局的感覺還不如一般香港的觀察家。我對中國發生興趣，是「文革」結束到香港教書以後了。

三、馬料水的「雲起軒」大學

1978年8月，我們抱了兩個學位（夫婦同獲密西根大學博士）、一個出生八週的男嬰，加上滿腹希望，到沙田馬料水向香港中文大學報到。我原來想回去政大，但母校沒有空缺，我乾脆轉進到香港追隨施拉姆。他在東西方中心再度退休，願意到香港中文大學任胡文虎講座教授，應承三年合同。他信以為可以在香港成立跨亞洲第一個傳播學博士課程，到達以後才知道香港的學制僵硬，人家先前「誤導」他的條件根本不可能存在，事與願違，僅僅十四個月便悻悻然打道回檀香山了。

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向中大投函，申請講師（英制）教職，一切說得好好的。眼看畢業的腳步愈來愈近，卻久久沒有音信，查問也不得要領，過了一陣子突然又接得聘書。原來這裡面另有文章。施拉姆應聘時，大學當局召開記者會大肆宣揚，豈料他不到半途就要離開，校方十分尷尬。系裡的人事結構又相當「異常」，除了一個講座教授高高在上，中間沒有教授和高級講師，剩下的幾乎是清一色沒有實任（可以隨時被解聘）的講師和副講師，校方頗為不悅，因而扣留我的講師任命。為了這件事，施拉姆親自出面去見李卓敏校長，告訴他「我認得這個學生，他是很優秀的」，校方終於放行。這是事後施拉姆跟我不經意透露的內情，我也未曾為外人道也，這是第一次公開。

我們和施拉姆重疊兩個多月，還寄宿過他家。他早起在蜿蜒起伏的校園慢跑，早餐豐盛，但中午就是一個橘子一個蘋果，數十年如此。晚飯喝點紅酒，八點開始工作忙到半夜。（我剛到密西根大學時，也曾寄宿羅傑斯的地下室，他過了午夜還在勤奮寫作，常聽到他的腳步聲，去開冰箱倒廉價的紅酒喝。我可以見證，成功的學者沒有不用功的。）施拉姆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最後一個離開。只見他念念有詞，手指在IBM打字機鍵盤上飛舞，我手寫我口，文字淺顯易懂，口語化，卻優美而有味道。他年輕時寫短篇小說，得過歐亨利獎，被選入中學教材，幾十年後還偶爾接到版稅。他一邊埋頭寫作，有時從打字機抬起頭，以他那在教會唱詩班雄渾男中音的歌喉低哼一曲。他告訴我，他成功的要訣是選對了題目。我問他怎麼看待批評者？他說：「我心坦然，我已經向學術的高峰邁進了一步。」學術批評是常態，他的反應也是坦蕩蕩的。

施拉姆從東西方中心退休的時候，各階段門生故舊合撰一本書——《傳播研究：半個世紀的評估》，從不同領域闡釋他的卓越貢獻。他送我這本書，署上1978年9月9日，正與我們的結婚紀念日巧合——1972年9月9日，我們在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優雅的日本花園結婚。他在書上題詞說：「贈給李金銓，但望他和中文大學增進彼此的偉大與快樂，並建議他的妻子立即為其傳記做筆記（見頁297）。」翻到第297頁，是施拉姆夫人對他充滿溫馨的回憶。1987年，在他去世以前一週，我還接到他的信。我常懷念他。如今，美國學生已茫然不知施拉姆、勒納、羅傑斯和查菲是誰了。在無涯的學海面前，人人都是渺小的泡沫，所以只能求心安理得罷了。生前盛名是速朽的，各領風騷三十年就不錯了，後浪推前浪是擋不住的定律。

圖10　初抵香港，與施拉姆合影（1978）。後排右起是朱立和作者。

圖11　施拉姆給我的贈言手跡（1978）。

圖12　在啟德機場送施拉姆返美（1978）。

香港開埠以來只有一所香港大學，是培植殖民地官員的搖籃。港英政府公然在華人社會歧視中文，英文是唯一的法定語言，法庭用英文，港大用英文，政府公告用英文。上個世紀60年代，終於爆發一場中文合法化運動，總算逼使港英政府從善如流，合併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和新亞書院成為香港中文大學。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在英文沒有問題，但在中文有很多歧義（中國人、華人、中文、華文、中華、華夏），最後採納錢穆的建議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大號稱雙語並重，上課畢竟以中文為主。大學初創，成員書院品流複雜，人事傾軋，最近我陸續看到一些新出土的回憶錄，記敘當年大學整合過程之艱辛。我分配到錢穆創立的新亞書院，洋溢著士大夫花果飄零的氣氛，著重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承。新亞校歌說「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現在校友高呼維護中大精神，何嘗不是維護艱苦卓絕的新亞精神？我在新亞書院的時候，金耀基院長力圖奮進，請來許多名家演講，我親炙過錢穆、李約瑟（Joseph Needham）、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Bary）、小川環樹、錢偉長、劉海粟諸先生的風采。

在中大四年期間（1978-1982），一幕又一幕的中國政治變化在眼前展開：「四人幫」垮臺，「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香港回歸開始逐漸走上議程，風聲益緊。新亞書院的「民主牆」上，天天都貼滿了各種嚴肅的政治辯論——中國何去何從？在一種論調旁邊貼著另一種論調，今天的大字報明天就被新的大字報糊上，駐足圍觀、熱烈討論的人很多。位處偏僻而清淨的中大校園內，到處有各種演講活動，師生充滿了激情與理想。《人民日報》空前絕後，精彩絕倫，一邊打擊極左遺毒，不斷刊登老幹部（包括鄧小平）在文革期間被「四人幫」蹂躪的回憶文章，一邊又批評頂著教條為令箭的所謂「凡是派」，高潮起伏。我對中國研究的興趣肇始於此。香港當年有幾十家報紙，左中右立場都有，加上狗經、馬經、娛樂甚至黃色報充斥。我每天看七、八份立場鮮明的報紙，十分過癮。日後我研究中國媒介和香港回歸，是和這段因緣與氛圍息息相關的。這些報紙如今關的關，併的併，能存活下來的很少了。

施拉姆離開中大，留下的碩士課程由朱立和我兩位資淺講師承乏接替。說「承乏」不是客氣，而是實況。我因緣際會，從1978到1982年，先後指導李少南、陳韜文、蘇鑰機等人的碩士論文。他們留學美國歸來以後，青出於藍，先後出任該院前三屆院長。（第四屆院長馮應謙，是我在明尼蘇達大學指導的博士。第五任的李立峰與我有兩段因緣，90年代中後期我回到中大客座時教過他，本世紀初他學成歸來，我聘他到城市大學成為同事，後來他又回中大。）我的年紀略長於學生，又剛出校門，有用不完的精力，和他們鎮日打成一片，爾後幾十年誼兼師友。我非「伯樂」，很少人像我這麼幸運，一畢業就與「千里馬」有教學相長之樂。還有一件趣事：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英出版界突現奇葩，一連串「傳播社會學」的著作紛紛問世，是60年代「新左運動」餘波蕩漾所醞釀出來的學術成果，而新亞圖書館這些傳播社會學的書都是我推薦的，每本書後面的借書單都只蓋一個圖章，因為只有我借閱。

中大當時只有五千學生的規模，每班不超出二十五人，多年以後我幾乎還叫得出早年學生的名字。港英政府嚴格控制學額，兩家大學學生是挑了又挑的精英，他們畢業以後多數有很好的機會。我教「大眾傳播理論」，第一年與人合教，我逐週寫出後半部的講稿；第二年單獨再教，寫出上半部；第三、四年單獨教時，又兩次修訂，最後出版為《大眾傳播理論：社會，媒介，人》，「用廣角鏡或『新藝拉瑪』攝影術的方式作為起點來探視大眾傳播的景象」（業師徐佳士先生語），有別於施拉姆《人，信息，媒介》的取徑。出版社一再印刷，至今仍是臺灣學生的主要教科書。我當然是認真寫的，但教科書只是供人踩過的踏板，不能代表我的學術成就。專門著作的學術價值高得多，卻是訴諸小眾的，我這本教科書遠比我任何學術專著知者更多；連晚一輩的大陸學者都告訴我，他們在「港臺特藏室」看到此書而受到啟蒙。猶如我自己讀了徐佳士老師沿著施拉姆的路子所寫的《大眾傳播理論》，而對傳播學萌生興趣。歷史真是充滿了偶然。

圖13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雲起軒。

新亞書院位居校園的山頂，大概是香港的「最高學府」。新亞有許多外省老師，不會說粵語，吃不慣廣東飯，書院要工友供應簡單的麵食午餐，他們也小賺外快。同事們聚在「雲起軒」，掛的匾是饒宗頤先生的題字。我們在進門處長期霸占一張檯子，號稱「天下第一桌」。創校的李卓敏校長剛退休，繼任的馬臨校長在一個場合告訴我們，書好好教，研究多做少做沒有關係。研究壓力小，大家多的是時間，在「天下第一桌」高談闊論，針砭人事，每頓飯擺起龍門陣至少兩個鐘頭，令初出茅廬如我者茅塞頓開。縱然是天南地北閒聊，文人不可能完全言不及義，總要觸及學問的邊和角，舉凡西方漢學、中國政局、儒法之爭、審判「四人幫」、資治通鑑、宋代書院、西學東漸、李約瑟問題、哈伯馬斯、後現代、分析哲學、自由主義、朱熹、胡適、錢穆、陳寅恪、馮友蘭、費正清、費孝通、殷海光、《金瓶梅》、壯族、地方誌，簡直形形色色，無所不包。凡是聽不懂的，我回去立刻找書補課。四年下來，不啻獲得一個無形的通識學位，深感美國主流的傳播研究格局未免太小器了，等我回去明尼蘇達大學任教，已是胸有成竹，我的路數蓋上了「雲起軒大學」的烙印。「天下第一桌」的常客包括勞思光、劉述先、金耀基、孫述宇、林聰標、金聖華、孫國棟、魏大公、李弘褀、朱立、閩建蜀、逯耀東、喬健、謝劍等。不知當年的桌友怎麼想，至少對我而言那是一段不回頭的美好記憶。

我在中大教書第三年，明尼蘇達大學已決定聘我為實任副教授，在中大校園是大新聞。我繼續在香港等待移民簽證，又拖了一年才啟程。1978年我們抱著兩個月大的兒子居安到香港，1982年抱著八個月大的女兒居明去美國。太太顏嘉琪也是密西根大學博士，原在中大教育學院任教，但為了我自私的選擇，放棄她的事業跟我遠渡太平洋彼岸，並決定居家四年，全心照顧兒女。四年後她考上專業執照，在明大成為出色的心理師。她這輩子不斷為我而奔波而犧牲，這只是剛剛開始而已。而居安和居明長大以後，也都堅持要念密西根大學，全家四口都為密西根的足球隊加油，這是我們家庭的佳話。

四、明尼蘇達：北國的故鄉
明尼蘇達大學為我破了兩個例。一是提早三年聘請我為實任副教授，主要是看重我從博士論文脫胎出版的《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第二個破例：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成立五十年，所有教員只有我的母語不是英語。早年美國新聞傳播學界四大重鎮為威斯康辛、伊利諾、明尼蘇達和斯坦福，1982年風氣仍未大開，聘請非英語系的外國人來新聞系任教彷如天下大事，相信大家眼睜睜打量我到底行不行。

我匆忙去明大報到，距離開學只剩兩週。研究生的傳播理論討論課教些什麼好？我本想教新興的媒介社會學，但已有同事捷足先登了。我海運的書還在太平洋途中旅行，我又要安家，急急忙忙憑著印象寫出一個教案。我以前讀過很多結構功能論，後來又陸續涉獵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流派，不如就聚焦在社會理論和媒介研究的交光互影。第一學期教下來，口碑一旦建立，此後每年吸引不少本系和外系的學生選修。這門課我連續教了二十多年，不斷擴充、細化和加深內容，回溯芝加哥學派的指導思想實踐主義、哥倫比亞學派的結構功能論，又探討左翼政治經濟學和英美文化研究內外派別的異同，旁及各種知識論和方法論。我開另一門國際傳播的研究生討論課，也是從國際政治和區域研究找了大量的閱讀材料，再聯繫到傳媒研究。我與這兩門課一起成長，隨時警戒自己莫因做專題研究而眼光變窄。

圖14　明大資深同事蒂奇纳（左）與兩位鄉村社會學家合作數十年。

克萊恩和我同年離開密西根，接掌明大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他鼓勵我去申請教職，但為了避嫌他完全不介入遴選過程。我在三十二人中脫穎而出，全靠資深教授蒂奇納（Phillip Tichenor）在委員會上一錘定音，據說他細讀我的書後，頗贊許我的結構分析。後來我們成為同事，來往密切，我向他學習很多。他是我平生所見最講程序正義和公平原則的人，而且身體力行。美國是高度個人主義的國家，最崇拜白手起家的英雄，傳播研究的主流也是以個人為導向。蒂奇納和另外兩位鄉村社會學的同事以結構功能論為基底，1970年代初從社區研究提出結構模式。他們的成名作是分析結構因素（社會經濟地位）擴大「知識鴻溝」，有如經濟學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原理。光這樣說似無驚人之處，但他們另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命題是知識鴻溝固然可以擴大，然而在特殊的「條件」下（例如衝突性議題、社區結構）也可以縮小。這個「條件說」對我很有啟發。然而有一次我問他，你動不動講結構，人跑到哪裡去了？他說人已經被結構吸納了。我不能接受結構這樣抹煞個人的能動性，這是結構的「過度決定」（overdetermination）。我寧可相信現象學，注意「人」（能動性）與「勢」（結構）的互動關係，而結構又是多層次互相重疊的，解決一層的結構未必解決另一層的結構或整體結構。

這個階段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我先接觸他一語雙關的《報導╱遮蔽的伊斯蘭》，他分析西方國家的媒介以國家利益為依歸，既「報導」又「遮蔽」伊斯蘭教及伊斯蘭國家，把複雜矛盾的現實簡單化約、本質化甚至妖魔化，彷彿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凍結在幾個永不改變的特徵（例如保守宿命，以致無法自贖），然後形成與西方二元對立的敘述。接著我開始反覆閱讀《東方主義》和《文化與帝國主義》，他從英法美文學藝術的文本出發，聯繫到政經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歷史脈絡。他的視野寬廣宏富，既批判又不自憐，始終以世界精神和人文關懷為立足點，而以「啟蒙」和「解放」為宗旨。他是專業學者、文學批評大家、文化人、公共知識人和政治活動家，其理論視野受到早期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話語」（discourse）以及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闡釋葛蘭西「霸權」（hegemony）的影響，開啟「後殖民主義」的先河，影響遍及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儘管他分析的許多西方文本（包括文學、小說、歌劇、藝術）我並不熟悉，我還是不斷揣摩他的立論和方法，對我研究國際傳播有長遠而深刻的影響。我對心儀的作者，一向幾乎讀遍他們的著作，所以薩依德的其他書、論文、自傳、政論乃至樂評，我都讀得津津有味。

我是1982年到明大的，2004年才正式退休離職。人生沒有幾個22年，何況正當黃金壯年，子女都在那邊長大，我們交了很多朋友，留下各種難忘的記憶，能不認為這是我們在北國的家鄉嗎？其實這22年間，我先後離開過三次：第一次是1986年，放一年學術假回臺北；第二次在香港回歸前後，到中文大學三年（1994-1995，1996-1998）；第三次，先到香港城市大學客座兩年（2002-2004），試探水溫以後才決定「落戶」。我在明大期間，多數碩士博士生都修過我的傳播理論或國際傳播討論課，我教過和指導過的學生來自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印度、瑞典、挪威、德國、波蘭、伊朗、南斯拉夫、突尼西亞、約旦、沙特阿拉伯、伊索比亞，當然也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煞像一個「迷你聯合國」了，這是我在亞洲不可能複製的經驗。最哀痛的是失去我的老師兼好友克萊恩（1986），他因病英年早逝，歿於四十九歲生日，老天未免太會開黑色的玩笑了。若假以天年，他在學術行政上必有更大的建樹。在他以後，沒人有他的魅力，學院領導難以為繼，長期陷入不穩定狀態。

1986年舉家回臺一年，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客座，兒子就讀胡適國小三年級，女兒進幼稚園，太太在臺大醫院做兒童心理治療師。這是我1971年離臺以後回去住得最久的一年。臺灣正在解嚴蛻變前夕，新舊勢力交鋒，我的朋友多已位居報館高層，紛紛要我撰寫政評，我把十五年來累積的話一吐為快，引出不少漣漪，許多知識人和新聞人讚我說出他們的話，但兩家軍報卻撰文圍剿我。好在政治土壤鬆動了，帽子店的生意愈做愈淡，如春耕以前的翻土，連軍報和國民黨政府內部的人都私下打電話鼓勵我再接再厲，不要洩氣。這些政論文章最後結集為《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獲選為《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之一。

《中國時報》是當時最好的報紙，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是國民黨中常委，黨內的開明派，它的社論是測量政治氣候變化最敏感的溫度計。余先生以愛才出名，只問才幹，不計背景。他盡其所能，與情治單位周旋，保護有「反骨」的政治記者。他重金從別的報紙挖角，不次拔擢，甚至去同仁雜誌和大學社團刊物探勘人才。但也有人批評他太精明，愛才而不惜才，新人換舊人的速度很快，以致「時報退除役官兵」遍布社會各界。余先生倒是一直寬容待我，而且有恩於我。我那陣子寫的政論有三大要旨：一是譴責某些媒介違背事實，蒙蔽真相，破壞公信；二是鼓吹政治順應時代潮流，加快言論開放的速度和範圍；三是呼籲在解除報禁以前，應該立法限制市場壟斷，以建立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當時兩大報系合占報業市場的三分之二，而三家電視臺又分別是黨政軍三股勢力的禁臠。余先生對我的言論不以為忤，他說《中國時報》報系的市場擴張是時局造成的。他還多次請我去他府上吃常州的家常飯。

他老人家曾經四度紆尊降貴，慫恿我加盟《中國時報》。第一次，我還在密西根大學念書，碰到福特總統競選連任失敗，回母校擔任一個月的短期訪問教授，他與十多位教師做了小範圍的早餐座談。（侍者端來一盤安檢過的美式早餐，福特總統幾乎整盤未動，只抓一片麵包咬在口裡，其他人取用簡單的歐陸早點。）我忝為唯一的學生代表，事後寫了一篇通訊稿〈福特總統的一堂早課〉，寄給總編輯歐陽醇老師。余先生讀後深為嘉許，當即希望我畢業後去報館當副總編輯。第二次，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時，他要我兼任駐港特派員，我以違反大學規定婉辭。第三次是1986年在中央研究院客座一年，他要我期滿以後留下來。1991年我回臺做研究，有一天深夜去看他，他又舊議重提。我既然進了學術界，就不好隨便轉移跑道，但幾十年來我始終在學術界看新聞圈，而未曾忘情於新聞。余先生的好意我無以為報，整個1990年代期間，我只能多寫評論文章報答他。臺北編輯部來一通電話，提供背景資料，我就開工寫一篇評論傳真回去。

1980年代初，我剛剛從香港到明大，余先生在紐約創辦《美洲中國時報》，因為言論開放，立場開明，發展勢頭相當火旺，竟觸怒國民黨內部保守派的政敵，他們聯手在中常會以莫須有的罪名圍攻他。當局執意派黨部「信得過」的人去當總編輯，余先生寧願打落牙齒和血吞，斷然結束該報的生命，財務和人才損失慘重，每當和我們後輩提起這件事仍憤憤然。1986-1987年間，眼看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在即，他以老邁之年，卻像年輕人一樣野心勃勃，志氣昂揚，一心想回北美洲大顯身手，可能也有雪當年之恥的意味，可惜後來不知何故未遂。1989年他突然主動提議，要捐助我一筆經費，在明大成立「時報社會與媒介研究中心」。我提三項合作的條件，他都爽快一口答應：一是學術獨立，按照美國大學的方式辦事，不能干預；二是言論自由，要信任我的判斷力，不能限制我講什麼，不講什麼；三是文化中國，不是政治中國。

圖15　我在明大主編的叢書之一：《中國的聲音：政治與新聞的交光互影》（1990）。

圖16　叢書之二：《中國的傳媒，傳媒的中國》（1994）。

圖17　叢書之三：《錢、權力與媒介：文化中國的科層控制與傳播形態》（2000）。

圖18　叢書之四：《中國傳媒，全球脈絡》（2003）。

「時報中心」維持十二年，做了一些事，最重要的是拓展中國傳媒研究的疆域，提高它的學術能見度。美國有「門羅主義」的文化孤立傳統，而又睥睨天下，凡是探討外國的學問皆被編制在化外的「區域研究」（如東亞研究），而不是放在主流學科建制（如社會學）之內。國際傳播是邊緣的，中國傳媒更是邊緣的邊緣，根本不足為奇。在我讀書期間，由新聞傳播出身的學者研究中國傳媒的，做得好的不多，做得比較好的是政治學家，但他們回到政治學的範圍卻也是邊緣的。這是特殊政治文化的產物，在學術上沒有道理可說。但我這個人一旦認定對的事，就不管它是中心還是邊緣，總是勇往直前，因此盡心盡力辦了幾次高品質的會議，邀請研究中國的著名政治、社會、歷史、法律學家來剖析傳媒。我一向反對傳媒研究關起門蠻幹，有意引進其他老資格學科的理論視野，至少在早期可以救濟傳播領域的貧乏。以別人的肥料灌溉自己的園地，這個「周邊包抄」的迂迴策略，把中國傳媒研究帶出傳統的窄圈，成為人文與社會科學風景線的一環。

將近十五年，時報中心結集會議論文，出版了四本主題連貫的叢書。第一本書《中國的聲音：政治與新聞的交光互影》（1990），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黃煜教授當時在英國念書，他事後告訴我，初見此書時，大有驚豔和觸電的感覺。第二本書《中國的傳媒，傳媒的中國》（1994），延續第一本書的特色，結合學者和記者的對話，一個主題是分析改革開放以後傳媒結構和內容的變化，另一個主題是回顧美國媒介報導中國所呈現的歷史映射。第三本《錢、權力與媒介：文化中國的科層控制與傳播形態》（2000），則更加深入探討媒介的政治經濟互動，作者群中增加不少同輩和下輩華裔學者的面孔。第四本《中國傳媒，全球脈絡》（2003）與時俱進，分析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全球化接軌以後，傳媒如何因應新情勢。這套叢書在我的學術生命史上——尤其是在明尼蘇達的歲月裡——是不可磨滅的印記。我有幸在某個歷史階段發揮觸媒作用，為學術發展及時搭幾座堅固的橋梁，飲水思源，這是余紀忠先生給我的機會。

這四本書對於美國的中國傳媒研究具有指標作用，也至少有五個階段性的貢獻。第一，它們代表學者與記者別開生面的對話。作者群的層面廣泛，赫赫有名的學者不說，美國頂尖媒介（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派駐中國的記者也撥冗參加，參與者還有對華政策的制訂者，也有同政策者打交道的智庫學者——這些大忙人，五湖四海，要會合起來做一件事，有賴精心策劃，鍥而不捨溝通，絕對是心力交瘁的考驗。第二，作者的背景不同，但我們特別強調緊扣深刻的問題意識，這套叢書早已超出簡單敘述，也超出以往僵化的冷戰思維，共同把中國傳媒研究的境界推上另一個臺階。第三，它們代表跨文化、跨學科的交流，一方面涵蓋有代表性的美國和華裔學者與記者，一方面又橫跨新聞、政治、歷史、科技和法律各領域。無論橫通或縱貫，都聚焦在特定的問題上面，不能如脫韁野馬各說各話。第四，這四本書不啻記錄了時代變化的一鱗半爪，關注的深層問題始終聚焦於新聞媒介的政治經濟生態與影響，但分析議題則緊跟國內國外國際情勢的發展而變化，也隨著中國日漸開放而加深。第五，這四本書自成一系列，在美國著名出版社連續密集出現，既為中國傳媒研究在英文世界建立基本文獻，更是提高它在學界的普遍認受性（legitimacy），一般學者再也不能嗤之以鼻了。今天中國傳媒研究行情陡漲，比起我入行時的冷遇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傳媒研究的地位上升，當然與中國崛起息息相關，但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沒有白費。

我在明大時期，還無意中做了一件「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事。1990年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在明尼亞波里斯召開年會，參加會議的華裔學者不消雙手就數完了，我記得不出十五人。我們坐下來聊天，好像是張讚國說不如趁機成立「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CA），聯絡情誼，甚至開拓學術合作的可能。大概是因為在我們的地盤開會，又以我最年長，所以被推上去做了兩任光桿會長，四年後才交棒給更能幹有為的朋友們。歷任會長的名單串起來，就是一個光鮮傲人的譜系。最初的通訊主編是普度大學劉端裕，印刷和郵寄費用由明大的時報中心資助。尤其值得一提的「功勳」是：我們積極遊說國際傳播學會、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以及後來的全國傳播學會，爭取到每年年會撥專場給CCA宣讀論文。會後大家依照慣例，抽空聚餐，舊雨新知，彼此結緣，行之有年。這個出身寒微的「丫頭」，不期然已經廿八年華了，婀娜多姿，開枝散葉，不僅數代人才輩出，更像一條無形的文化臍帶，跨越並聯繫著太平洋兩岸的學府與學人。專屬的「微信群」已滿五百人，熱鬧非凡。現在CCA輪流與各大學合辦接待會，除了財源有保障，也是大學宣傳和個人求職的好平臺。國際傳播學會在布拉格開2018年會，參加的華人學者很多，和1990年的稀疏相比直如天壤之別。CCA趁著ICA開會外會，頒賜給我「終身成就獎」，這是對「資深公民」的溫馨獎勵了。

五、再續香港因緣，見證回歸

上個世紀80年代初離港赴美時，香港前途的陰影已經開始浮現。市場最怕不明朗，我們買的物業跌價一半，我們分期付出的款項是另一半，血本無歸，兩人在港工作四年的積蓄完全付諸東流。我們在美國從頭開始。香港主權從談判到回歸，提供活生生的社會實驗室，是研究者難逢的好機會。陳韜文和我合作寫了不少論文，最後成書在紐約出版，題目是《大眾傳媒與政治轉型：中國勢力範圍下的香港報業》（1991）。這本書聚焦於權力結構改變與傳媒互動的關係：
　　（一）從港英獨大的一元權力結構，轉變為港英政府與新華社（港澳工委,代表國務院港澳辦）勢均力敵的雙元權力結構，這個改變對香港報業的定位與認同有何影響？我們發現右派報紙逐漸式微，中間偏右的向中間靠攏，中間派各打五十板，左派應該抬頭但元氣尚未恢復。
　　（二）港英政府和新華社角逐權力，贏取民心，在這個的過程中，它們用什麼手段、有什麼資源對報紙展開統戰攻勢？立場各異的報紙如何回應中英雙方軟硬兼施的壓力？報紙的外部關係和內部作業有何改變？
　　（三）中英談判跌宕起伏，雙方不斷展開宣傳戰，報紙歷經「過山車」的心理試煉，如何在社論反應出來這種微妙的變化？

圖19　與陳韜文合著《大眾傳媒與政治轉型：中國勢力範圍下的香港報業》（1991）。

圖20　與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合著《全球媒介奇觀：香港的新聞戰》（2002）。

我在1994年放一年學術假，回到中大。高錕校長聘我為講座教授，他希望我多駐留幾年，於是我1994-1995年按原計畫在中大，次年回明大，再請假兩年回中大，因此親眼見證香港回歸的前後。中英當局對峙甚至對罵不已，一幕連環戲在眼前不斷演出，數年後更是鬧到幾乎翻臉，這點點滴滴都變成我們觀察研究的對象。九七回歸的不確定性引發沸沸揚揚的移民潮，師資顯得青黃不接，一直到回歸以後，局面逐漸穩定下來，情況才陸續改善。高錕校長是科學家，謙謙君子，在那種騷動不安的大環境下堅定掌舵，特別重視學術研究，他把中大的國際地位提升了好幾個臺階。中大的崛起，固然拜賜於香港經濟社會高度成長，但高校長無疑建立了一塊重大的里程碑。他退休以後，榮獲諾貝爾獎，無論識者與不識者都引以為榮，可惜那時他已患病，不能享受這個終身的至高榮譽了。

時局變化迅速，觸發很多感想，每每發而為文，這是我寫政論的另一個高潮。我的主題一以貫之，總是圍繞著政治與新聞的互動關係。我在校園晨運時醞釀想法，邊散步邊打腹稿，上班時坐在電腦前一口氣寫出來，就傳真給報社。寫政論幫助我清理一些學術問題的關節，而學術觀點的發展也自然會滲透在政論之中。我寫報紙文章，不愛掉書袋，能夠直白講，就不繞圈子，也避免引述這個或那個權威以壯膽。我自期是學術與新聞的兩棲動物，有時也胡思亂想，倘若回報館當總編輯會怎麼樣。可惜因為一再拖延，這些文字錯過結集的時機，已成為過去式，即使再出版也沒有當年迫切的節奏感了。

那幾年，我體會到什麼是「滄海桑田」。沙田迎風搖曳的稻禾不見了，大片海域填得剩下一條城門河，政府宣傳在打造「新市鎮」，處處聳立一棟一棟高樓，擁擠如市區。從大學火車站旁邊的馬料水，已經不能悠哉悠哉划艇過吐露港，到對面的烏溪沙露營；而馬鞍山移山倒海，平添幾十萬人，蝸居在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樓宇內。貝聿銘設計的低調和諧中大校園，逐漸夾雜了高聳突兀而色調不協調的大樓。電氣化火車呼嘯而過，取代了每小時一班燒煤炭、放黑煙的鐵皮火車。中大不斷擴招，班級人數膨脹，很難對得上學生的名字和面孔了。新亞書院舊貌不再，而雲起軒昔日「天下第一桌」的風光已成歷史。「民主牆」稀稀落落，不是國家發展、民主前途的宏大敘事，而是食堂校車等身邊生活瑣事。師生分拆到其他書院，這一回我配到校園另一角落的逸夫書院，形式大於實質，沒有太深的參與。

在這三年間，過從最密的是陳韜文、潘忠黨和蘇鑰機，我們幾乎每天碰頭一起吃中飯，談學術。九七年香港回歸，距離八九年風波記憶猶新，這也是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以後東西方陣營第一次意識形態對壘，引得數千名各國記者前來這個彈丸之地採訪。其實，「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外國記者感興趣的是中國，不是香港。正當外國記者追逐新聞的時候，我們追逐這些記者。我們深度訪問了八個國家地區的七十六個記者，收集他們3900篇的報紙和電視報導，以抽絲剝繭的方式歸納其「意識形態束叢」（ideological packages），進而聯繫新聞視角到各國的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這個碩大工程最後以英文寫成《全球媒介奇觀：香港的新聞戰》（2002）。回歸之前，外國記者假定「東方之珠」必然動盪不安，回歸之日發現平靜無事，他們反而必須找雞毛蒜皮的事填補。

我們發現整體光譜形成一場國際意識形態的話語角逐：中國強調雪洗自從鴉片戰爭以來150年的民族恥辱，香港和臺灣的報導以「文化中國」沖淡「政治中國」的調門；英國媒介緬懷昔日帝國的榮光，宣稱香港是「具有英國特色的中國人成功的故事」，但絕口不提鴉片戰爭，反而諷刺香港的難民源自動盪的中國；美國報導惋惜「東方之珠」送入「虎口」，美國必須挺身護衛香港的「自由民主」與生活方式，美國既非宗主國，卻有國際霸權的意識形態；澳大利亞媒介呼籲要採取獨立的外交政策，但報導充滿了反對中國的偏見，幾乎與美國無異；加拿大有大量香港移民，聲言香港回歸直如國內新聞的延長；日本最關心的是經濟，不是政治，以第三者旁觀的角度報導中美英的爭執，自己不介入其中。我在〈傳播研究的時空脈絡〉（2017）一文，即是以這個個案為引頭，進一步結合現象學，闡述（一）真實的多重建構，（二）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辯證關係，以及（三）歷史脈絡和全球視野下的常與變、同與異。

正如東坡居士所形容的：雪泥鴻爪，各奔東西。九八年我如期返回明尼蘇達大學，不久潘忠黨也去了威斯康辛大學，陳韜文和蘇鑰機留在中大，但多年來我們一直懷念這個合作。在中大的第二段因緣中，我直接間接教過的李立峰（現任院長）和邱林川（副院長），已是蔚然有成的學者了。而我在明大指導的兩位博士馮應謙（第四任院長）和張詠（現任教於密蘇里大學，剛剛獲得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的傑出教師獎），都曾有中大求學的背景。中大的傳承是溫暖的，有序的，也是源遠流長了。

六、最後的學術驛站：香港城市大學

我第二次到中大，家人留在明州，只要北國飄大雪下冰雹，我在香港不但惴惴不安，甚至有罪惡感。1998年合約期滿，中大留我常駐，我以家庭理由堅持要回明大；女兒還有兩年念大學，再不及時回去她都不認我了。中大極寬待，建議我請假兩年，等女兒讀大學再回來，但我不敢貿然接受。我回歸明大，香港城市大學立刻就伸出橄欖枝，我說剛回來沒有興趣。沒想到城大耐心「追」了我兩年。一直拂逆人家的好意，未免太無禮，所以2002年我答應來看看，以為是緩兵之計。但我終於熬不過張信剛校長的魅力，因此回去明大要求請假兩年。我從中大回去明大四年，又要到城大兩年，明大抱怨我怎麼老想往外跑，我答應下不為例。

翌年（2003）4月1日愚人節，SARS肆虐，我戴著口罩以嗡嗡聲告訴張校長，明大催我速回甚急，我可能無法依約做滿兩年。他突然說：「明尼蘇達這麼冷，別回去了！」因為這句話，我留下來了，而且一留十六年。雙子城的文化人情生態樣樣都好，然而西伯利亞的冷風從加拿大平原長驅直入，比同緯度的哈爾濱還冷，一年有半年嚴冬，遙遙看不到盡頭，而在北國我的文化情懷也得不到慰藉。這是為什麼張校長的話發生威力。當我們決定留在香港，子女萬般不捨，但只能尊重我們的意願。其實我的淵源一直在中大，卻偶然地來到城大，更宿命地在城大退休，人生的道路冥冥中自有安排。2008年新校長郭位上任，對我尤其支持有加。我原本2012年到退休年齡，郭校長一再禮遇，特例延聘三次共六年，直到2018年正式告別。
（1）媒體與傳播系
我到城大是傳播學講座教授，兼英文與傳播系主任。英文（文學）與傳播拼湊在一起，在英國有先例。在香港這是歷史的特殊邏輯，城市理工學院尚未升格為城市大學以前，許多系都是這樣「拉郎配」的怪異組合。我的朋友祝建華和何舟已先我而至，所以我毫不以為意。真正到了城大，才發現「英文系」不是文學系，而是教外國人英語，系內近親繁殖的傳統甚深。我既來之則安之，中大那時還要我回去，我也沒有動心。前兩年相安無事，我替同事頂住上面的壓力，他們對我不錯。但一旦香港政府突然決定抽資，把英語教學的資助項目從城大轉給香港教育學院，而傳播這邊卻發展得風風火火（為此獲得校方的嘉許），矛盾就全面爆發了。兩邊的想法、利益和素質簡直南轅北轍，校方高層心知肚明，卻投鼠忌器，一味和稀泥。我們經過三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在2008年獲准成立媒體與傳播系。

我們在喘定之餘，必須重起爐灶，捲起袖子做事。我對行政已意興闌珊，但新任的郭位校長態度誠懇而堅定，執意要我出任系主任，我想想也有義務挺身而出，開創一個新的局面。一個新系急著要做的事很多，片刻不能等，例如設置課程、教學設備、招聘師資；有些規範需要碰到實際情況時一一建立，例如教師分工、研究獎勵、招生策略、學生外訪；而學術文化更需要時間醞釀才能成熟，但一開始就必須端正風氣。

在輕重緩急的考慮中，要永遠保持一個長遠的願景，我們自始就是以國際前沿的標準自期的。在招聘師資方面，我的原則是不預設領域，只要做得出色的就要，我相信好的學者碰到好的學者就會擦出火花。除了在美英港各地登招聘廣告，我透過溝通網路請各地師友推介傑出的人材。我邀請美西潛在的候選人到伯克利，請美東潛在的候選人到芝加哥，和他們面對面溝通，然後鼓勵他們正式申請。決定聘任以後，我以高於大學起點兩級的標準敘薪。報到以後，第一學期不用上課，要他們去企業界實習，學點本事回來教學生。我也隨時留意其他學校的才俊，主動延攬並說服他們加盟。我相信有了好的人，再配以好的環境，同事會裝上自動馬達運行不已。認真做學術研究是我們的底色，不出幾年，我們在港府的學術研究評估便獨占鰲頭了。這當然是大家的努力，我不敢邀功，但我願意相信我用「赤子之心」打下的基礎是不錯的。

學術界不像商界或政界，能爭的權奪的利不多，但凡是有人就有事，故稱「人事」。「學術政治」不可怕，怕的是「只問立場，沒有是非」。有人說學堂和教堂內部紅起眼惡鬥，除了凶狠，人人更振振有詞，但那絕對是殘害生命、兩敗俱傷的悲劇。學術行政只能靠「軟實力」，無法硬壓，我希望同事之間可以有親疏，不要有派系，共同營造一個優良的學術生態。其實，文人相輕，教授的自尊心特別強，同事之間利害關係又不斷改變，彼此未必做得上朋友，但至少要有專業態度，對事不對人，能坐下來討論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再結交朋友，那是真朋友。我在任內儘量開誠布公，不斷努力向大學爭取資源；我為同事送出去的升等、實任和續聘案幾乎都順利通過；我號召同事全面參與系裡各種會議和活動；若有什麼機會，我往往讓渡給他們。當然，「豈能盡合君意，但求無愧我心」，我做不到人人滿意，但若偶有小摩擦也能化解，基本上杜絕派系，互相尊重，這是其他系同事羨煞的文化。

課程設置方面，我們充分發揮「後發優勢」，一開始就抓住先機，注重新媒體的發展，而且得到校方的支持，投資大量先進設備。這對學生的就業很有好處。如今媒體與傳播系座落於「邵逸夫媒體創意中心」，這座後現代建築的設計師丹尼爾•里布斯金（Daniel Libeskind），也是負責紐約世貿大樓被911恐怖襲擊重建計畫的主腦，CNN選出全世界十大校園建築，我們名列第七名。在拓展對外關係方面，我們牽頭與復旦大學、臺灣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組成華人四校聯盟，又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韓國延世大學組成亞洲三角聯盟，輪流召開年會，讓研究生發表論文，並借機開拓眼界，熟悉別人在做什麼。

有學生好奇地問我，行政工作似乎並未太干擾我的研究，每年照常有論文發表，原因何在？我想想，大概歸納出四個原因，一是專注，我明知做行政會吃掉很多時間，所以更加保護時間，善用時間，心無旁騖。二是我的心境很容易「換檔」，不會因為要處理行政事務或死等開下一個會而浪費光陰；開會前要是有點空隙，我會修改一篇文章的幾個段落，或從書架上取下薩依德的書溫習若干章節；開會後很快轉換心境，回到原來的節奏。第三，施拉姆夫人有一段憶述，我初讀時就很感動，以後常會回想當初的感動。她說，有一次他們回去俄亥俄州老家，探望施拉姆的母親，但見婆婆繫上圍裙滿臉通紅忙裡忙外，收拾屋外繩子上給太陽晒乾的衣服，廚房的爐灶起了好幾個火頭，每個鍋子都在冒煙。為什麼同時可以做好幾件事？婆婆說：「開了幾個火頭，我就得一一照顧它們」。這正是施拉姆一生的寫照。我不敢自比施拉姆，但的確有意模仿他，我只要先起了頭，就必須及時完成這些研究。第四，我不是「完美主義者」，不太患得患失，凡事盡其在我，上天給我的能力就這麼多，只要付出努力，就算做得不夠好我也認了。

國際傳播學會（ICA）在西雅圖開2014年年會，頒發年度「費雪導師獎」（B. Aud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給我，據說是美國以外第一人。2019年又獲選為國際傳播學會「會士」 (ICA Fellow)，以及獲頒中國新聞史學會的「卓越學術獎」。為此，常有人問我是如何指導學生的。其實，我和學生亦師亦友，互相切磋。我為李紅濤和黃順銘的《記憶的紋理》（2017）作序時說：「回顧教學研究四十載，我從未企圖把博士生塑造成為自己的翻版。他們有不同的個性、才情和機遇，我做的是觸媒劑，盡量讓他們發揮出最好的潛能」。我的觸媒角色大致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我幫助他們找到學術興趣。有了興趣就會有熱情，有了熱情就會像裝上馬達的機器，自行運動不已。第二，我幫助他們提高學術境界。發現興趣是「知己」的功夫，而提高境界是「知彼」的功夫。學生應該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取法乎上，又不好高騖遠。第三，我幫助他們提出好的問題。問好的問題，就成功了一半。我常開玩笑說，好的博士論文題目應該要像一隻八爪的章魚，每個觸角伸出去，都能接觸到其他的新問題，然後從理論上關照它們，達到觸類旁通的地步。第四，敦促他們養成好的工作方式和習慣。如今看到我在明大、中大以及城大的學生陸續卓然有成，青出於藍，不但感到欣慰，而且彷彿覺得他們替我延續學術生命。

我提醒學生，論文是學術生涯的里程碑，不要等閒視之。選的題目最好畢業五年以後那把火仍在「腹中燃燒」，所以必先嚴肅叩問自己關懷什麼。我尊重他們的選題，有時候也給他們出題目，他們可以不接受。我在城大一直開一門「社會科學工作坊」，實際動手做，訓練學生在理論與證據的抽象階梯上下自如，每一立論便旁敲側擊試圖駁倒它，直到邏輯無懈可擊、證據充分有效為止。有一陣子，我召集我的博士生舉行定期圓桌分享會，他們最怕的問題是：「能不能用兩句話表達整篇論文的題旨？」經過這樣反覆練習，抽象思考的能力自然提高。他們交給我的英文論文初稿，我總會挑一兩章仔細改，被形容為「祖國江山一片紅」；然後，我要他們照著我的路子，不但一章一章改，而且一遍一遍改，他們不免叫苦連天。我說，別抱怨，將來你們會感謝我。現在有資格「憶苦思甜」的，包括李紅濤（浙大）、黃順銘（川大）、宋韻雅（香港浸會大學）、劉璟（香港大學專上學院）、陳楚潔（中山大學）和曾苑（英國利茲大學）等人。

我相信潛移默化的力量，建議學生選幾本與自己性之所近的經典著作（不一定在傳播領域）反覆研讀，認真揣摩作者提問題和答問題的方法與境界。這些著作每讀必有所得，得暇隨時翻閱，直如智者在眼前對話一樣親切，最富啟發和勵志的功效。其次，在相關的研究領域內，有幾個特別心儀的作者和一批重要的著作，值得仔細讀，讀到相當熟悉的地步，以便學習其中的問題意識、語言表述、邏輯思考和證據鋪陳，直到他們看世界的方法逐漸內化為自己看世界的方法。進一步說，現代學術轉益多師，在加減損益之間要慢慢培養自己的看法，甚至塑造個人的風格——學術是需要講風格的，要不然就是一個平庸的匠人。立志無妨大些，然而實踐起來務求篤實自信，一步一腳印，下工夫，不要浮誇，更不要急於成名。畢業以後，把大的關懷好好規劃一下，一篇一篇文章從容地做，裡面有內在聯繫，初時外人未必知道，但等到它們匯流在一起，就顯現一脈相承的力量了。好的學者應該「吾道一以貫之」，不是東抓一點西抓一點。我說，要有定力，不怕寂寞，等到哪天這裡在說你，那裡也在說你，你已經成名還不知道。但做學術最要緊的是有趣，成名與否是次要的，也不在個人控制的範圍內，我就不羡慕某些前輩學人的「盛名之累」。

媒體與傳播系創立十年，我們在QS排名攀升到全球第27，當然值得欣喜。我覺得排名遊戲如選美競賽，這種事最好以平常心對待，既不可以不看重，也不可以太看重。要看重，因為亞洲的校方、學生和家長都看重，城大正因為排名不斷扶搖直上（十多年由全球198升到47），外面捐款源源而來。但不要太看重，因為排名的指標粗糙甚至粗暴，因噎廢食，窄化和扭曲整個學術評價體系。教研評估是必要的，問題是怎麼評；排名現在是一盤龐大的生意，全世界的大學跟著它的魔棒團團轉，根本是「新自由主義」統治學術場域的表徵。

（2）傳播研究中心：聯繫東西，走進歷史
我在2005年創立傳播研究中心，並負責主持十年。香港是中西會合的樞紐，我認為傳播研究一方面必須深入華人社會的特殊文化肌理，一方面要能在普遍理論上和西方對話。面對媒體融合和全球化的挑戰，尤其應該站穩立場，做出獨特的貢獻。

剛到城大時，我選了一束20世紀90年代在明大時發表的英文論文，改寫成中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名為《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2004），內容分成社會理論、歷史經驗和世界脈絡三部分。其中有許多華人社會傳媒與社會變遷的個案研究，最後寫成開首之篇：〈視點與溝通——中國傳媒研究與西方主流學術的對話〉，延續我一向的關懷。可惜香港市場太小，此書中國大陸流傳不廣，有人告訴我（我也親見）他們從「淘寶網」買到的竟是複印的贗品。

圖21　傳播研究中心集體合著《都市中國的傳播、公共輿論與全球化》（2013）。

我們的研究受到國際同僚的注意，以致2011年承美英同時出版的期刊《新聞學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主編垂青，邀請我寫一篇文章，概述城大的傳播研究中心。我以〈來自亞洲的聲音，並超越之〉為題，介紹傳播研究中心所做的新聞史、中國傳媒生態與政經互動、中國記者的角色與意識、媒介話語與公共影響，以及跨文化的媒介話語比較分析。這些研究在這裡無法細說，只能舉三個例子說明。一，我會同何舟、黃煜在京滬廣深四地，帶著研究生，深度訪問媒介機構高中下層一百多人，以瞭解中國面對全球化格局，媒介生態的外部和內部條件有何變化。二，我和宋韻雅、李紅濤、李立峰分別合作，做了一系列研究，分析美國精英報紙在各歷史階段、以及對當前事件如何報導中國。三，我策劃並主持北京、上海、西安和成都四個城市的問卷調查，正值我主持系務，聘請不少新人，所以建議提供數據，邀請姚正宇、沈菲、林芬和張讚國各寫一章，由李立峰總其成，在英國出版《都市中國的傳播、公共輿論與全球化》（2013），算是一份系裡的集體獻禮。（我從中大投奔城大，李立峰從城大回歸中大，學術界的流動很正常，但我深以李立峰的離開為憾。）

城大給我很大揮灑的空間，使我有機會涉足新聞史的領域。我對新聞史有興趣，但做新聞史研究必須坐上十年冷板凳，我沒有下過這種功夫。我也沒有受過正規的史學訓練，但畢竟讀過好的歷史分析。我從余英時先生的各種著作中得益最多，特別佩服他的選題都擊中關鍵性的要害，論旨層層推進，證據旁徵博引，結合中西古今，每每在其他學者不注意處出新意，其文字之優美而娓娓道來則猶其餘事耳。取法這個標準，我自然對坊間一般以中文書寫的新聞史相當有保留。

圖22　我自認是余英時先生的私淑弟子，但他不知道。

我以傳播研究中心搭個平臺，兩次邀請二十多位治民國史的著名學者來分析報刊；他們研究民國史，必定繞不過報刊的材料，讓他們來談報刊不啻是另闢蹊徑。我以前在明大，請政治、社會、歷史和法律學者來分析中國傳媒，這次也借助民國史家，為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注入新觀念，新理論，新方法。由於辦會的需要，我自己動筆試寫新聞史的文章，用社會學概念勾勒並燭照歷史材料，而又不能喧賓奪主，把歷史材料變成抽象概念的附屬。在出書寫導讀時，我都做過獨立研究，以延伸並聯繫各章的主題。此外我也和新聞史行家張詠合作，向她學習，研究過好幾個題目。承若干新聞史學者不見外，居然引我為同道，這是我在學術道路上意外的收穫。

圖23　《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2008）。

圖24　《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2013）。

第一本書是《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2008）。文人論政是近現代中國報刊的主旨，為的是啟蒙、救亡圖存、現代化和革命，本書聚焦於知識分子（尤其是「胡適派」）的理念之分與合，報刊與社會文化的互動，民國時期報刊鼓吹的憲政、自由和平等觀念，以及報人與當局的關係。第二本書《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2013），是《文人論政》的姐妹篇，一方面推進文人論政的主題，另一方面涉及更廣闊的題目，例如報刊成長與公共輿論的形成，公共輿論與清議、宣傳的異同，新聞職業意識的興起，報刊對於自由和個人主義的闡釋，報人以「真相」為名成為新聞檢查員，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矛盾，知識人和報人在政權變化的抉擇等等。不論單篇的由小見大，或合起來鋪陳成面，都是另一種新聞史的讀法。（退休以後，我冀望能夠披閱原始檔案，追溯臺灣幾十年來前仆後繼爭取新聞自由的歷史，並進一步探討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以後，為何媒介的立場撕裂至此，而且內容瑣碎化甚至「嬰兒化」到不忍卒睹的境地。這個課題等於「反芻」我此生的經歷。）

圖25　召開國際會議，為「國際傳播的國際化」努力。

圖26　《「國際傳播」的國際化》（2015）。

在學術生涯中，我一直對國際傳播最感興趣，從《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1980），到《全球媒介奇觀》（2002），到《超越西方霸權》（2004），關懷始終如一。傳播研究向以美國傳播稱霸，國際傳播相對邊緣化。這是「美國中心」的世界觀作祟，不是國際傳播沒有價值。學界假定「國際」是美國理論在海外的延長，也是美國理論的試驗場，而不看重他國、跨國、跨文化和跨邊界的主體性。為消弭西方理論的霸道與偏見，必須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源頭下功夫。我邀請了十四位來自各國的著名學者召開會議，由卡茨發表主題演講，這是西方學者（美、英、荷蘭、義大利、瑞典）與第三世界學者（印度、阿根廷、以色列、匈牙利、華裔）的「南北對話」，最後由我母校密西根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目是《「國際傳播」的國際化》（2015）。我多年來的思索也寫成〈在地經驗，全球視野——國際傳播的文化性〉一章。從1980年到2015年的漫長學術旅程中，我一貫保持這個宏大的關懷，並以它引導個別問題的專題研究。我很喜歡這本書，正由李紅濤、黃順銘、宋韻雅、陳楚潔和袁夢倩諸友生迻譯為中文，將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印行。

圖27　學術生涯有幸與許多前輩學者結緣。卡茨曾為拙著（1980）賜序。此幅合影於1998年耶路撒冷，左起為蘇鑰機、陳韜文、卡茨、作者和潘忠黨。

圖28　卡茨偕同夫人（以色列希伯來大學音樂系教授），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發表主題演講（2010年12月）。

（3）多聞雅集：中國大陸青年傳播學者到訪項目
城大歷史短，必須迎頭趕上，多交朋友。我到城大兩年後，即以傳播研究中心的名義，在2004-2005年成立「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青年學者到訪計畫」，促進與大陸高校新聞傳播院系學術交流。我們著眼於青年學者，因為他們可塑性大而機會少。每年分兩期，各駐校一個月。第一年準備匆促，專邀我剛剛走訪的幾所大學，第一期是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第二期是南京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組成。後來逐漸擴展版圖，先「南征」，再「北伐」，第一步是容納華南的廈門、深圳、暨南和中山大學，再向華中和華北有序發展，到我退休時（2018）時已經有217位，幾乎遍布大江南北的重要高校。

他們來自不同高校，年齡相若，完全沒有利害關係，更無所芥蒂，他們互稱「多友」，不必勾心鬥角。尤其是他們共同進出、活動、遊玩、覓美食、學習一個月，好像回到大學時代那樣單純，所以很容易變成好朋友。其情之篤切，我形容為「不計利害，只有交心」。很多同期「多友」會自行在各地聚會，友誼長存。他們駐校時，和城大同事密切交流，打成一片，走了以後經常聯絡，甚至合作。最有趣的是週末參加我們的「行山」——說起這個「行山隊」，必須回溯到SARS肆虐（2003）那陣子，人人自危，出門戴著口罩，大學怕細菌傳染關閉兩週，大家悶得發慌，於是響應張校長的號召，到郊外的嘉道理山頂農場踏青。在這以後十多年，腦中有導航器的鄭培凱教授當領隊，帶一批教授好友行遍香港的山嶺，享受山水之樂，並趁便找家好餐館把失去的卡路里補回來。每週張隆溪、張宏生兩位文學教授輪流選一首古詩，先用普通話朗誦，再用巴蜀、粵語和各地方言朗誦；記得我們「多友」中有吳儂軟語的，有豪情萬丈的山東腔，有學北朝鮮播音員朗誦的，也有把唐詩翻成蒙古語的，大家笑成一團，其樂融融。

圖29　多聞雅集書籤，沈國麟刻章，黃順銘設計。

為什麼互稱「多友」呢？因為2006年在我赴美前夕，朱麗麗、陳先紅和黃順銘等人說，來城大一個月以後，不能說走就走了，應該有個機制讓大家保持長期的友誼，發展學術活動。於是，我從《論語》取「友直，友諒，友多聞」之意，成立「多聞雅集」，象徵由「博學多聞」的「新聞人」組成的「無形學府」（invisible college）。當年八月「多聞雅集」首次聚首於深圳和大梅沙。2008年南大多友推動首屆「中華青年傳播學者論壇」，接著遊覽皖南徽商建築，上黃山，不僅談學論藝，並無拘無束盡情嬉戲，喚回青春。其後，每年仲夏由不同院校舉辦論壇，足跡所至包括昆明到大理、鼓浪嶼與客家土樓、臺北、香港、從河西走廊到敦煌、川西藏寨、內蒙草原、珠三角下川島、北京熱河以及西安秦嶺。「多友會」打破上下各期的隔閡和陌生，平日「多友微信群」互通聲息的名字頓成真實；現在「多二代」也紛紛參加，與同齡人年度「約會」，這種共同成長的經歷將是一段佳話。

無心插柳柳成蔭，十五年下來，「多聞雅集」熔友誼和學術為一爐，成為一面重要的旗幟。許多「多友」已經是中年學界翹楚。全國各地召開學術會議，走到哪裡都會看到許多「多友」的身影，彼此見面如家人，選擇聚坐在一起。這是一個形式鬆懈、向心力強的學術網路。於淵淵「多友」在讀完本文初稿以後說：「我從『多聞雅集』看到克萊恩的影子。」這是善解人意的觀察。然而以我系之小，中國之大，遺珠之憾實在太多。現在每年申請者多達150人，而我們的經費只能邀請12人到16人，還要考慮學校、性別平衡、專長和地區分布等因素，最後只能用「緣分」來解釋了，我始終對向隅者感到抱憾。

2014年11月南京大學多友鄭欣帶我們去揚州玩，我感嘆李白詩「煙花三月下揚州」會是何等光景，他立刻說明年三月在南京和揚州開個「多聞論壇」。說到做到，轉年清明節左右，第一屆「多聞論壇」誕生，選定主題，以三十人為限，有充裕的時間交流討論。這個「多聞論壇」規模小，有別於暑假大規模的「中華青年傳播學者論壇」。第一屆和第二屆的「多聞論壇」都是南大多友精心籌備的，2018年第三屆在浙大，西湖湖畔煙雨濛濛，遊人如織，可說「煙雨三月會杭州」，2019年第四屆在南京師範大學，（按：目前已決定2020年在雲南大學，2021年在安徽大學召開），以後煙花三月我都將有所期盼。

圖30　《遇見CC：致我們的燃燈者》（2018）。

佛家說人生萬物都是因緣的聚合生滅，兩百多人結成「多友緣」是我極大的福分。特別是在我大病期間，隨時感受到各地「多友」的溫暖問候和衷心祝福。為了我的退休，他們居然瞞著我，又捐款，又寫文章，編輯一本限量而精美的《遇見CC：致我們的燃燈者》，內收117篇文章，有的文章還配上各地方言的語音版，他們更推三位代表來香港參加系裡為我辦的告別會，使我既吃驚又感動。

正當為《遇見CC》感動不已之際，香港的溫情又吹拂另一個驚喜。將近四十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教過的學生25人，在尖沙咀的帝苑酒家設宴歡送我們。席間，蘇鑰機和陳韜文兩位教授展開「突擊」，推出另一本「祕製」的紀念冊——《結緣相知感恩情》，他們串聯我在中大、明大、城大各階段的學生以及數位多友寫文章，記述具體生動的點滴往事，全無空話，真摯感人。接著大家輪流回憶和我相知的片段，嘉琪更出其不意透露我的三個私密，「短短數分鐘將CC由笑容滿面變得熱淚盈眶，再以一個擁抱作結，令他再展笑顏」（陳鐘坤在臉書的形容）。我何德何能，我又何幸？我把這兩本紀念冊放在臺北和芝加哥家中的心臟位置，以無限感恩迎接人生的新階段。

七、 小結
我這一輩子，大約在臺灣、美國和香港各三分之一；而在學術生涯當中，又是美國和香港大約各占一半，一直遊弋於太平洋兩岸之間。這種遊牧生活辛苦了家人，我卻享受別人少有的學術機緣，能夠以親身體驗直接關懷、觀察、參與兩種文化的互動。

清華大學的老校歌有幾句說：「東西文化，薈萃一堂。……新舊合冶，殊途同歸。……立德立言，無問西東。」這是宏偉的終極目標，但如何「殊途」而「同歸」卻是幾代人所面臨的共同挑戰，而「薈萃」和「合冶」也不純是理論問題，最終還得靠幾代學術社群在實踐中慢慢總結經驗，共同摸索出一些有效可行的道路。

我幸運有機會扮演「溝通」的角色，宛如飛舞在花叢之間採蜜的蜜蜂，大概也塑造我成為「半桶水」，自慚蜻蜓點水，學殖太淺：
　　•溝通傳播研究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
　　•溝通華人社會的傳播研究與西方學術
　　•溝通學術界與新聞圈的藩籬
　　•溝通新聞史研究與社會學的互相滲透
　　•溝通傳播研究的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

四十年間，我又有幸在明大創立時報社會與研究中心、國際中華傳播學會，在城大創立媒體與傳播系、傳播研究中心，以及「多聞雅集」。

五十年來，我有很好的老師、朋友和學生。我有我最愛、也最愛我的家人。我也算自知努力，自從1978年獲得博士學位以來，可以說年年都有學術論文發表，沒有間斷。但自愧像學術工蟻一樣辛勞，此生建樹不多，等下輩子繼續努力。我在本書的〈自序〉說：

陶淵明在臨命之前，猶且引用《左傳》的話慨歎「人生實難」。像我這樣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在退休前夕更體會到「學問實難」的道理，縱使窮盡畢生之力，欲獲得點滴寸進，也未必有太大的把握。回顧這一段既漫長卻又短暫的歲月，不禁欣喜愧怍交集；欣喜的是一輩子能做自己愛做的事，愧怍的是學海無涯，而生命與才情有限……想到莊子說的「如鼴鼠飲河，不過滿腹」，不禁唏噓、悚然而汗顏。
在浩瀚的學海面前，怎能不謙卑？就以這段話結束我的報告。
[1] 根據2018年4月6日在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演講的錄音改寫而成，學生志願者謄寫為文字初稿，初稿寫成以後承數位友人（劉鵬、於淵淵、陳楚潔）提供修訂意見，一併致謝。本文首刊於《新聞記者》（上海），2018年7期，總425期，頁18-41。繁體字版交《傳播理論與實踐》（臺北）刊登，2019年1月，9卷1期，頁131-163。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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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