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期《龙新周刊》“阅兵进行时”作品汇总

杜锦瑞

主题“阅兵进行时”

杜锦瑞

自作自受者无需同情
文/叶畅
一纸判决书，将让郭美美在冰冷的牢笼中耗上五年的青春。这看似是为风风火火的郭美美赌博事件画上了句号，然而，社会的声讨还在持续燥热。郭美美的人生，也算是印证了“不作不死”这句时下流行语！
爱马仕手袋、纪梵希经典颈链再配上火辣的自拍，这些令人流鼻血的画面均产自郭美美的微博。郭美美不爱“闷声发财”，却偏爱“高调炫富”。在这个分配不均的社会，有钱人很多，穷人也不少，本就在不断滋长的社会仇富心理被郭美美彻底点燃，引火烧身的做法令人啼笑皆非。同样身为知名土豪，“国民老公”思聪少爷，也遭到不少人表示不满，却不像对待郭美美那样口诛笔伐，很大的原因是思聪少爷不爱炫，对外鲜少提到自己的生活消费。反观郭美美，被包养、性交易是她主要的钱财来源，得到不光彩的钱，她本该藏在被窝里偷笑，偏偏拿到桌面上见光，最后落得个见光死。
另外，郭美美将微博认证由“演员”改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在微博上大炫各种奢侈品，引发红十字会的社会信任危机。如今面对摄像机，她试图用泪水表达歉意，可是她似乎不明白泪水根本值不了几个钱，反而更让人觉得作。强烈的虚荣心和无知促使她一步一步地作死，不以为耻反以为傲地大肆炫富怎能不会引起民愤？
郭美美的另一种炫，炫赌，更是将不打自招诠释得淋淋尽致。她多次在微博上称自己在巴西世界杯期间买球或者深夜看球。郭美美与某赌博网站的负责人杰某共同编造“郭美美赌输2.6亿”的传言，兴许在郭美美的眼中即使赌输了也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至少证明自己有那么多的钱，因此并不在乎此类的负面新闻。赌博是一根高压线，大多数社会人群都敬而远之。郭美美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赌博，自认为是给自己贴金，实则却在一步一步地将自己送进牢笼。一个弱小的女子在赌场上挥金如土，但她的金钱来路不明，这让人们滋生仇视心理，最终引起公愤。
从炫富到炫赌，郭美美坐实了“拜金女”的形象。她强烈的虚荣心导致她太想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关注，然而却走上一条注定失败的不归路。挥金如土、名声躁起的几年让她尝尽了被社会高度关注的滋味，接下来等待她的将是暗无天日的监狱，以及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畸形的三观者是社会的产物，金钱、名利至上社会造就了一千一万个类似郭美美的人，如果他们还不以此为鉴，迎接她们的估计是冰冷的牢笼。

杜锦瑞

“郭美美”号外不必全员唾弃
文/林玉萍

9月10日，《北京晚报》一份关于郭美美的电子号外刷屏社交网站。关于郭美美2014年世界杯期间涉赌的案件在北京东城法院开庭审理，在庭审结果揭晓之前，《北京晚报》以官微大图和微信链接的形式发布电子号外。
以郭美美案件审判为噱头的电子号外一经发出，立即引起社会巨大争议，不少业界人士对此发出批评之声，认为《北京晚报》的做法完全是降低了号外的逼格。
产生与19世纪的号外，确实是为重大突发事件而设置。《辞海》对报纸号外的解释是：“定期出版的报刊，在前一期已出版，下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对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报社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报道而临时编印的报刊，因不列入原编号，故名。”从号外刊出的历史来看，正如柯南出场必有命案一样，号外一出必有大事发生，例如“张勋复辟”、“中山先生千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等重大事件。
  事实上，“电子号外”和传统上的报纸号外应该分别对待。
首先，“电子号外”不再是专为重大新闻事件而设，它的受众是拥有多重消息来源的互联网使用人群，而非只靠报纸获取消息的旧时代群众。号外的性质也从特重大事件传播媒介发展为互联网时代追求时效性的产物。故而，不应该拿过期的报纸号外标准来衡量新鲜出炉的“电子号外”。
其次，要结合号外刊登重大事件的特质来解读当今时代的号外。第一步应该做的是解释清楚什么是“重大事件”。报业竞争愈发激烈，在难以挖掘稀缺新闻资源的情况下，所谓的“重大事件”不再是“抗战胜利”、“申奥成功”等客观事件的严肃程度，而是其引起的关注度和相应的舆论影响力。报业集团在社会大环境下逐渐市场化，媒体的报道方向也在开始追逐受众的口味而发生改变，简单来说有受众需求的、受到大众关注的也可称为“重大事件”，尽管事件本身并没什么特异之处。
斯蒂芬斯在《新闻的历史》中提到：“我们的结论尽管不合时宜、令人不悦，却难以被否认：煽情新闻依然大行其道，最该怪罪的不是贪婪的媒体，而是人的天性。”媒体错了吗？人性错了吗？显然我们并不能找出让两者出面承担哪怕一种罪名的理由。这不过是媒体发展的一种必经过程：将受众的关注作为媒体报道新闻的参照点或者关键因素，是媒体行业愈加市场化的表现。媒体行业竞争愈加激烈，又少了宏观政策的保护，将媒体抛在市场大环境下就要理解其市场化的作为。《北京晚报》为郭美美事件出电子号外，没有对错之分，也不必遭受唾弃和无谓的批评。

杜锦瑞

壁画：不灭的艺术，传承的文明
记者/张译允
随着近日网上一条名为《西班牙那些怪萌的宗教壁画》的走红，“壁画”又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并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这组西班牙宗教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神态各异，动作滑稽，使网友大呼“壁画也能这么萌”！相较于西方“萌萌的”宗教壁画，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壁画文化以及它们由繁华到衰落、再由颓废到复兴的历程，更为我们铺开了另一张关于壁画的、不同韵味的历史画卷。
千年前的中国壁画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在洞壁上刻画的以记事表情的各种图形就是最早的壁画。现存史前绘画多为洞窟和摩崖壁画，最早的距今已约 2万年。这次在西班牙大红大紫的壁画属于宗教壁画，其所表现的内容与形象也大都与宗教相关，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色彩。
而在中国，抛却原始时期人类的“信手涂鸦”，真正可以算作是艺术品的壁画可以追溯到距今2300年的秦朝——70年代发现的秦都咸阳宫壁画遗迹第一次使我们领略到了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与宏伟。自打第一次被皇家“宠幸”，壁画就在我国持续繁荣，到唐代进入了兴盛期。在唐王朝那个不可一世的王国出现了如敦煌壁画、克孜尔石窟等直到现在都还被全世界所惊叹的壁画群。这种壁画被官方所喜爱并大力推崇的境况一直维持到宋代，自从蒙古汉子忽必烈打开了中原的大门，也许是看惯了野马和草原，壁画这种细腻的玩意儿入不了他们粗犷的眼，壁画也就逐渐衰落，直到1949年建国后，才再次得到恢复与发展 。
与古代西方单一的宗教性壁画不同，我国的壁画种类繁多，从秦汉到宋元，出现了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寺庙壁画、道观壁画、有关现实重大题材的描绘以及民间小说与文学名著的表现等多种形式的壁画，其功能也不一，几乎一个朝代不重样儿。
除了在道寺庙内以及墓穴内出现，壁画也曾被当做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和上层阶级的独享品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极度推崇，宫廷内曾刮起过一股股“壁画风”。据文献记载，元代宫中建嘉熙殿时，一些著名画家如商琦、唐棣等人就曾应召为该殿画壁，蒙古族道士画家张彦辅也曾奉旨画钦天殿壁，也算是拓宽了“业务”了。一些贵族、达官为附庸风雅，也请名画家在府邸厅堂内画一些山水、竹石、花鸟一类题材的壁画以表示自己跟上了时代。但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建筑物的损毁，这些壁画大都已经消失不见，遗留给世人的只有史书上零零散散的记载，和文人墨客笔下黑白墨水的潜心晕染了。

也曾风雨飘摇，也曾不知归处
为大家所熟知的敦煌莫高窟壁画，曾在疾风骤雨中遭受无情催残。莫高窟藏经洞在光绪二十六年被发现，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意识到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当时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内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
太优秀总会招惹是非，莫高窟的悲惨命运才刚刚开始。清朝末年陷入战争泥潭后，窟内落入和破坏于列强之手的壁画不胜其数。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到了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至此，莫高窟壁画已经所剩无几。
不同的身世，几乎相同的命运，名扬四海的法海寺也曾有过痛失壁画之殇。众所周知，法海寺美就美在那十铺彩绘壁画。《中国壁画史纲要》中说到明代的寺观壁画，首举就是宫廷画师所画的法海寺壁画：“线条流畅，色彩浓丽，天衣飘动，漫笔生辉，诸如梵天肃穆，天王威武，金刚刚毅，天女妩媚，鬼子母慈祥，儿童天真，都真切生动……”这般奇幻绚丽之景曾让两位西方女性所倾倒。
1933年，24岁的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来到了法海寺，她说西山“最有意思的寺庙是法海寺，这是一座不大而颇具景致的的寺庙，它以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画而受人关注，壁画在大殿的墙上，永远位于阴暗处，处于非常好的保存状态。”
为了将这些位于暗处的壁画拍摄下来，她的影友用小轿车喇叭的橡皮球茎向点燃的三聚乙醛燃料上吹镁粉，使之发出巨大的光亮，充当电灯泡。由于过于专注，又或许是被眼前的不可思议的壮丽景象“吸了魂儿”，这位女摄影师还不慎把自己烧伤了，足以看出当年法海寺壁画的不同凡响。
另一个记载法海寺的人，是英国女记者安吉拉•莱瑟姆，除了影像，她还写下了宝贵的文字《发现法海寺》。回到国内，她把在法海寺的所见所闻写成报道刊登在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她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任何其他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
就是这样令世界都为之惊叹的伟大艺术品，却在文革中变成了一摊废墟。壁画被损毁，壁画前的罗汉像被打烂，千年的传承瞬间化作云烟。如今的我们只能从当年赫达•莫里逊靠一台照相机、一辆自行车和一颗捕捉东方艺术敏锐的心所记录下的影像中去找寻法海寺82年前的真实模样了。
焕发新生
新中国的礼炮打响，壁画文化连同经济在我国一起抬起了头，壁画保护也被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就被批准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到了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同时敦煌莫高窟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旦成为了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的开展就是重中之重。除了出台相应的保护措施，大量的专家学者也给壁画们“把起了脉”、“治起了病”，分析出壁画在经历了千年风波后存在酥碱、空鼓、起甲等“病症”并制定了“治疗方案”，通过手工检测壁画起鼓、歼灭蚊虫以及给壁画“打针”等多种途径对壁画进行了整修。
现在的莫高窟早已经成为了国内外游客的旅游胜地，壁画、彩塑，尤其是那出神入化的飞天形象不知让多少人为之着迷。来自甘肃省现就读于甘肃政法大学的高鹏基同学说：“即便莫高窟现在变为了一个旅游景点，但它每天的游客数量也是有限制的，为了加强保护，随意拍照也是不允许的，当地政府对此很重视。”
至于法海寺，在郭沫若打开大雄宝殿殿门的那一刻它也就获得了重生。尽管殿内的光线暗淡，墙内布满尘土，但这位著名的文物专家一眼就看出了壁画的价值。他认为，法海寺壁画是与敦煌石窟、芮城永乐宫壁画一样宝贵的艺术珍品，应该妥善保护。郭沫若回到单位后，很快就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了保护法海寺壁画的意见，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57年10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法海寺为第一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一支古建队进驻法海寺，对法海寺壁画的大殿进行修缮，并安装了避雷设备，法海寺的春天再次降临。

当代壁画文化的新使命
当代的壁画早已不是千年前的那种“花瓶式”的观赏性壁画了，自北京机场壁画以40多位画家、500多平方米的总面积，通过传统重彩画、传统水墨画、陶瓷拼镶画、腐蚀玻璃画、磨漆画、丙烯画、油画、贝雕画等多变的画种以及突破性的思维方式呈现在世人眼前时，我国当代壁画的时代就到来了。
与古时只能为皇家贵族所观赏的情况不同，“旧时王谢堂前燕”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现在，人们利用各种“镶嵌壁画”、“3D壁画”来装饰自己的家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面对清一色的玻璃幕墙和单色瓷砖，壁画则可以通过花草鸟鱼来为封闭的房子打开一个窗口，给人们带来田园般的清新享受。为此，各种壁画装潢公司层出不穷，只要顾客一声令下，万里长城都可以“搬”到家里来。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副教授、壁画与公共艺术专业教研室主任郗海飞说：“因为任何材料和画种均可介入壁画创作，只要它满足环境、尺度、建筑功能、空间、材料等方面的要求。它既可以和观众产生互动，而不仅仅是一件供少数人观赏的架上作品，又是一件独立的、具有精湛的技法和职业水准的艺术品。”
除了在私人空间的大规模存在，公共场所内的壁画也在大放异彩，各种类型的现代壁画已经逐渐承担起建设公共文化的重任。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名誉主任李化吉认为，壁画艺术在艺术家和公众之间能实现有效的沟通和互动，从而反映出本时代人民的基本文化价值取向和态度，它应是新时代公共文化的建设者和引领者。

杜锦瑞

日本文化的艺术品：艺伎
文/屈玉巧
手抱三弦上画楼，低声拜手谢缠头。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
                                                          ——《艺伎》黄遵宪
艺伎之源
正如多数人一提起中国便想起长城、瓷器一样，富士山、樱花、茶道、相扑同样也成为了日本的标签，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另一种文化也代表着日本，那就是美丽优雅的艺伎。在2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通过不断的吸收、融合，最终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文化，如茶道、花道等，都蜚声中外，尤其是独特的艺伎，更成为日本艺术中的一绝。
艺伎最早出现在日本元禄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那时是一个武士统治天下的时代，并且正处于整个社会男女比例不平衡的情况，大约三个男人就得争夺一个女人做妻子。这时，商人们动用他们精明的头脑，创办了商业性的妓馆，很快便在武士中盛行起来，并且进入了上流阶层的筵席。因此，上流人士渐渐不满足于现状，对妓女的要求越来越高，商人们开始对妓女进行关于高雅艺术的系统训练。在这些受过训练的妓女中逐渐产生了一些舞艺绝佳的艺伎，后来单独发展为一个行业，脱离娼妓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艺伎”中的“伎”字造成了很多人的误解。其实，这只是源于翻译成中文后的偏差，艺伎在日语里叫做“艺者”，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去掉了“者”，加了一个“伎”，于是很多人都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艺伎确实能歌善舞，并且也要陪酒卖笑，可是，她们和那些在“游郭”（旧时的烟花巷）里从事的“游女”和“花魁”（两者都指妓女）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她们卖艺不卖身。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如果有某个艺伎是卖身的，那完全是她自己的个人行为。
在艺伎刚成立之初，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最初的艺伎是商人们在社会上召集的一些流浪女艺人，让她们表演歌舞，供武士观赏。但由于伎馆人员不足，所以也从民间找来一些男性来男扮女装，为歌舞助兴。可惜，在那个崇尚男性的社会上，男艺伎不太受欢迎，渐渐地也就消失在了舞台上。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艺伎皆为女性，也就开始作为一种正式职业合法化。
艺伎之涵
艺伎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完美的女性”，可不仅仅是因为美丽的样貌和高超的才艺这等外表的东西，更在于她们拥有的高贵修养。因此，想要成为一名艺伎，所付出的努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传统意义上的艺伎，并不被人看做下流，相反，许多家庭还以女儿能成为艺伎而为荣，因为这不仅表明这个家庭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还能提供足够的资金供女儿学艺。能够当上一名艺伎实属不易，除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外，艺伎自己的学习过程很艰苦。学艺，一般是从10岁开始，在5年内要完成从文化、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再到鞠躬、斟酒等课程，到16岁学成之后下海，先当“舞子”，再转为艺伎，直到30岁。
艺伎们的生活是忙碌的，在学艺期间更是辛苦。在日本的京都，如果你能早点起床，也许还能在街上遇见匆忙的学艺女孩，因为她们一般都是从早上开始学艺，每天训练12个小时。初入行者要到“女红功”（艺伎学校）学艺，各种乐器，唱法以及舞蹈都要求学习，茶道、斟酒及走路、谈吐等各种礼仪也是必修的课程。实习艺伎学艺到18岁时，就可以举行“换襟”仪式，向师姐、艺伎馆老板和歌舞老师敬酒，喝下九杯米酒，才算正式艺伎。因为实习艺伎的衣领是红色的，而正式艺伎的衣领是白色的，所以形象的将这种成为正式艺伎的过程成为“换襟”仪式。
正式成为艺伎后，就要开始“接客”，陪客的时候，就是艺伎们展现她这几年学艺成就的时候。艺伎会陪客人饮酒，但不吃饭菜，以歌曲和舞艺为宴会助兴，时不时还会吟诗诵词，或者插科打诨，为每一位客人带来最舒心的享受。除了表演，艺伎们还要和客人聊天，也就是时候展现她们的谈话艺术了。对于艺伎来说，说话也是一门艺术，为此，她们每天都会学习很多的知识，无论是严谨慎重的国家新闻还是街头巷尾的花边新闻，她们都能与男人侃侃而论。所以艺伎们十分懂得察言观色，进退有度，以此来满足客人的精神世界，甚至有人说，艺伎是男人的心理医生。
不过，成为艺伎还将放弃一样对于女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婚姻。作为艺伎，是不能结婚的，因为艺伎必须是“纯洁的”。所以，艺伎美丽优雅的外表下实则隐藏了一个悲伤的灵魂，她们无法得到女人渴望的爱情，感情世界只能是一片空白。即使不再做艺伎，她们的结局也大多不乐观，或者成为别人的情人，或者被抛弃。
“心会慢慢死去，就像落叶一样，渐渐失去希望，直到有一天完全绝望。心如止水，一无所有，艺伎是滚滚红尘中的过客。她抹上浓妆，掩饰她的真面目，她的双眼宛如一泓深渊，她在世人面前唱歌跳舞，讨人欢心，付出一切，真正的自我却躲在阴影里，内心充满秘密。”《艺伎回忆录》中这段话道出了艺伎的心酸和悲哀。
艺伎之意
艺伎被认为是日本文化中活的载体，对日本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艺伎，在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后，仍然存活了下来，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艺伎”与“和服”、“寿司”等词汇一样，作为日本文化的象征而直接成为英语的有数几个日语名词之一。
虽然艺伎是日本的象征之一，但在普通日本人的概念里，“艺伎”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词语，绝大多数人是无法一睹艺伎的真面目的。能够见到艺伎的人通常都是非富即贵的人，因为要请到一位艺伎是需要大价钱的，也只有那些上层社会有钱有势的男人才能支付这笔昂贵的钱财。不过，他们通常不会在乎，一来，他们拥有这个实力，二来，请到一位艺伎在身边作陪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方式，即使价钱昂贵也是值得的。
阿瑟•高顿这样描述过艺伎：“艺伎是艺术家，艺伎就像是一件活生生的艺术品。”所以，即使艺伎不像樱花、寿司那样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因她们是时代独有的“艺术品”，也就无怪乎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尽管艺伎在时代的交替中，依然存活了下来，可是也开始逐渐衰败，不同于以前的昌盛。日本最著名的艺伎“花街”当属京都的袛园，最繁华的时候是19世纪初，当时艺伎多达3000多人。每年4月，艺伎在这里表演“京都舞”，向世人展现艺伎的风采和日本古典歌舞艺术。但到了现在，艺伎只剩100多人，这些都在向世人传达着艺伎弱落的信息。
简书推荐作者唐薇在微博上发文称：“艺伎是日本女性极致美的体现，是柔情与妩媚，端庄与佻达的结合，是神秘不可言的艺术。在过去，艺伎曾风靡一时，致使无数少女对其心向往之，渴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在舞台上大放其彩。而现在，艺伎风光不再，对此感兴趣之人，寥若晨星，而依旧坚持着所谓传统者，也不过是形式大于内容，艺伎真正的精粹已随历史长埋地底。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但无论艺伎是否消失，不可置否的是，它都成为了日本文化长河中无法泯灭的痕迹。
艺伎们用这带有凄美色彩的精彩一生赢得了这个时代的认可，一提起艺伎，人们就会想起美如画的场景，艳丽的和服，白皙的脸庞，纷扬的樱花，一座年代感久远的日本建筑中，身着日本和服的女人，伴随着三弦琴低低地吟唱这个名族，这个时代。

杜锦瑞

另一种伟大
——《我遇到你》
文/ 张子颜
一个主播，一个记者，一个央视的长辈——敬一丹，坎坷的求学道路，跌跌撞撞的主持生涯，这条路走到尽头，她用一本书的厚度记录下了这段时光。翻看这本书，也越发看清这个职业的神圣，记者的伟大。
记录
都说有两种人比较适合做作家，一种是医生，另一种，则是记者。
这本书由无数个故事组成，无数个敬一丹作为记者走过看过的故事。连考三年，28岁考上研究生，从研究生到教师，从教师到央视主持人，38岁创办一丹话题，40岁到了焦点访谈。在央视的三十年里，她也走过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户口、扶贫、反腐、下海等热点话题，被她一一参透。
记者在采访之前都会有采访的提纲，采访之后，会有手记，这本书，就有点像一本厚厚的手记。那个时代，她记录之深，深到她自己的思维活动，书中有那么一节，叫做《人穷得没了表情》，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听老师说：记者拟标题的时候要吸引人的眼球。这样的标题就着实吸引了我的眼球。得穷到什么样的地步，才会连表情都没有了？细细想来却是十分的贴切。扶贫时期，敬一丹走进了贫困的广西都安，虽说对哪里的贫困程度做了思想准备，但是她还是震惊了。除了数据，还有一些写在纸上的镜头。那种沉重的气息，用书中的那句话来说，就是：很多天，压抑的情绪都挥之不去。
这本书上记录了很多类似的故事，记者之所以适合做作家，就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独特的故事，接触了太多独特的人群，对一些事才有了自己的见解。让人觉得，原来这个世界除了自己生活的一片圈子，还有另外这么广袤，这么陌生的地方，那里的人可能以你想象不到的姿态存活着，这本书让我明白：记者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是世界的眼睛。积极地探索着每一个不被接触的领域，并告诉大众。
人情
杨澜曾经说过：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如锚一般，沉着持重，不离不弃，让我们的心在风雨摇荡中有所依靠。敬一丹就是这样的人。在这段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旅程之中，她接触了无数的人，有给她机缘的老师，有央视的友人，有作为记者认识的各种身份各种背景的人。这些人不乏弱势群体，有的贫困，有的残疾，虽然记者在报道时不可以夹杂任何个人情感，但是在与被采访者交流的时候，高情商就显得很必要。“沉着持重”，她记下的那些场景，却让我对她这个人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仿佛遇到任何场合也可以从容应对，能给各种地方带来正能量。
读书中她写过的那些人，可以在心中勾勒出他们的样子，一个一个从身旁走过。每个生命都有权利发光，的确如此。她去过贫困的山村，邂逅了一群有梦想有追求的孩子，她坚定地告诉他们：孩子，你们不白瞎，你有才能，有本事，不白瞎。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于一个记者意味着什么，但对于一个在深山里不见天日，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塑胶跑道跑一圈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这让我体会到记者另一种伟大，记者有这种机会体验各种人生，一个合格的记者，他走过的路越多，能播撒下的阳光和希望也就越多。
迟钝
敬一丹在书中说道：迟钝，也许成全了我。是因为她认为她邂逅话筒的这段经历是迟钝的。她说：如果当初老师选播音员的时候，叫中的不是她的名字，那她是不是就错过这样一个机会了？其实从一开始，她从未向这方面争取过，只是淡淡的憧憬，渴望，只是这一段段机缘，终究是把她带回了这条路。
书中有一节的名字叫做《我是“挑毛病专业户”》，虽然写的是在参与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对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培训的过程中的情景模拟教学。在这个模拟教学之中，敬一丹的职责就是挑领导主任的毛病。这让我想起了记者的工作，世界存在太多毛病，贫困是毛病，腐败是毛病，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找到这些毛病，将其公之于众，才会有人注意到，解决这些毛病。
电影《等风来》里有一句经典的话：我们需要扫雪工，把那些诱惑人的假象清扫掉。读完了这本书才发现，“记者”一词原本在脑海里形成的敏锐、机智的印象却慢慢改变了，记者是迟钝的，因为迟钝，所以才贪婪的探索世界的真相。
迟钝，不仅仅成全了敬一丹，它更成就了记者这个行业。记者是需要这份后知后觉的迟钝的，正因为此，才会觉得有所探究。
一个节目的主播，在普通观众的眼里看来是很光鲜亮丽的，坐在镜头前说话，多么简单。这本书带我们走近镜头后的主播生活，原来主播的身后有那么多的坎坷，走过看过的风景也有那么多的心酸。他们也如同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思维。在我看来，他们显得那么与众不同的原因，也只是看过的东西多了，才变得越老成，越随和。
书中她用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有无限的吸引。白岩松说过：叫一丹为敬大姐，不仅因为年龄，更因为她完美的诠释了大姐的含义。做人，利而不害，身边的人都是受益者。做事，为而不争，也正因为不正，没人能与她争。很多人庆幸能在生命里遇见敬一丹。

杜锦瑞

“宝马”之争，舆论迭起
文/宋昕益
2015年6月20日，在南京市秦淮区石杨路与友谊河路交界处，一辆宝马轿车与正在正常行驶的马自达轿车相撞，马自达轿车内的一男一女不幸身亡，肇事驾驶人王季进事发后离开现场，后被警方找回。在随后的近三个月内，多方媒体频频报道，肇事人被判结果迟迟不能令人满意。事发后，多个质疑问题的提出，又给本就争议不断的该事件增加了舆论风波。一时间，南京“宝马案”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6月20日事发当天下午，有媒体称，有目击者说，在宝马车上查到了疑似毒品的粉末状物品，司机可能涉嫌毒驾。另有媒体报道称，驾驶员是个90后。
当日19时54分，中新网发布《南京多车相撞致2死事故续：肇事嫌疑人无证照且疑为毒驾》的报道。报道提到，被抓获的逃逸肇事嫌疑人许某某没有行驶证、没有驾驶证。同时，警方在肇事车内搜出冰毒，肇事嫌疑人许某某疑为毒驾。文末还提到，“据派出所内目击者介绍，肇事驾驶人在派出所时疑似毒瘾仍在发作，用头撞墙，警方给肇事者头上戴上头盔，以防不测。”相比中新网，人民网的报道有官方证实的消息，“目击者说，在宝马车上查到疑似毒品粉末。”就在大众以为，这是一起涉嫌“毒驾”、“超速”且“无证驾驶”的案件时，剧情发生了反转。
6月21日凌晨2时40分，南京交警通过微博发布了肇事人排除酒驾和毒驾的通报，并解释，经过鉴定，该粉并不是毒品，而是玉米粉。警方通报也开始受到了群众连连质疑，“没毒驾，没酒驾，他开那么快干吗？”
然而随后网上流传出了肇事人被派出所被控制并戴上头盔的照片，经装饰城熟知的朋友与同行反复观看后，称从衣着与体形来说，应该就是王本人。“为什么会被警方约束住，还戴着头盔呢？怕他寻短见吗？”是大多数人的疑问。紧接着，《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梅建明经采访说：“当时王情绪激动，并不配合警方的调查，被警方强行带回派出所后，不仅辱骂民警，还踢打民警，甚至有自伤自残的倾向，无奈之下，警方给他做了约束措施。他很亢奋，身上有血迹，衣服也有破损，还很不配合辱骂民警。”而网友却认为该举动与嗑药人的行为无异。
2015年6月29日天下午2点半，南京交警部门在其政务微博“@南京交警”第四次发布了“6•20”事故的最新进展，肇事宝马车通过事故路口时行驶速度为195.2km/h。与警方一开始声称的“只是比边上的车子快一些”的结论相距甚远。并且一般情况下，高速公路对小型轿车的限速都在120km/h。据悉，一般动车的行车速度在150—200km/h。而肇事宝马车在经过事故路口时的时速是195.2km/h，已经超动车的平均时速。
在主城区道路如此高速行驶，在法律上可认定他对事故的发生是间接故意的，且严重危害了道路上多数人员的安全。如果检方以该罪名对王季进定罪量刑，他很有可能将面临10年以上刑罚，甚至无期徒刑或死刑，但是该案件在一开始给其的量刑确是七年。
就在案件将要平息，众人认为一切终于要尘埃落定之时，南京交管局发布的一则通报，又让剧情出现了又一次的反转。
9月10日，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犯罪嫌疑人王季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一则新闻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舆论浪潮。
该通报一出，就遭到大量网友的炮轰，是不是只要犯了错，即便杀了人，只要说自己有精神病就可以减轻处罚。
对于网友的质疑，刑诉法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建明认为，这里的“作案时”，严格来讲应该是指王季进从闯红灯开始，直到造成严重后果离开这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王季进应该是处于精神疾病发作状态，而并不是像很多人理解的，在造成严重后果的那一刻才出现了精神疾病。
但是网友似乎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甚至有交警私下发牢骚：“这样的发布会，至少应该由市一级部门牵头，把公安、检察院、医院都叫上，有什么说什么。”直到8日，南京交管局的微博下，还有网友要求“公布鉴定报告全文，公开鉴定人姓名，接受同行和社会的监督”。
“那么有精神病的人是如何拿到驾照的？”这一问题也很快被网友抛出。因为根据法规，精神病人的驾照必须注销。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如何处理，还依旧没有答案。
9月18号，七点半，一小段5秒的视频就被发布在了网上了。画面中，一辆轿车像子弹般迅速穿过马自达轿车，画面直视感丝毫不输于好莱坞大片中的电影特效。然而，视频流传后却遭到了相关领导的极其不满，其上传视频者——指挥室的一个辅警，很快就被解雇。
新浪微博网友@苏東陽_评论：“公布了视频，相关领导为什么要生气，是想掩盖事实还是什么不得而知，仅因为引爆舆论而遭到开除，相反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难以使人信服，不去关注社会百姓的疑问，而是对发布视频的所谓临时工大发雷霆，如果因为公布现场视频而惹来“灾祸”，那以后还有谁敢站出来，又会有多少新闻消息没被传递而遭扼杀。”
时评作者高路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信息社会，警方需要充分地估计公众对真相的渴求。当社会需要真相时，不能提供模棱两可的说法；当社会需要态度时，不能不合时宜地表现出漫不经心。自媒体这么发达，不仅警方掌握着发布信息的权力，普通的民众也掌握着这权力。要得出各种细节的内在联系，可能依然需要警方专业的调查，但一些基本事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公众费力去追溯，各种现场记录的拼凑就能大致还原真相。遮掩、淡化处理只会让自己更加被动。”
至此，南京“宝马”案依旧没有一个准确结果。时评作家舒圣祥在《西安晚报》发表“对于前赴后继的恶意交通事故肇事者而言，立法速度不仅跟不上车辆狂奔的速度，立法惩处的威慑力也远远不足以形成有效的震慑。危险驾驶罪也好，交通肇事罪也罢，在那些参与公共交通时根本毫无敬畏之心的人眼中，似乎根本算不得什么。”

杜锦瑞

         难民照片背后无处安放的媒体责任
文/李旭
9月2日，一张被称为“最让人揪心的照片”传遍了整个欧洲。照片的主人公是叙利亚的3岁男童艾兰•库尔迪，在与亲人从战乱的叙利亚偷渡欧洲的过程中不幸溺亡，他的遗体被海水冲刷上海滩。而更为不幸的是，艾兰的母亲和哥哥也在这场偷渡中死亡，只有父亲侥幸存活。
在德米尔拍摄完艾兰后，更多的灾难报道纷纷涌入媒体平台，无论是照片上还是文字上都大量运用了难民的逃难形象，直观地传达逃亡难民的艰苦与辛酸，一张张痛苦扭曲的脸展现在大众面前。
该不该将这些照片公之于众？
艾兰的死亡照片很快占领了欧洲舆论场：大众对艾兰的痛惜、欧盟对难民问题也投下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也有专业人士提出了对这张照片的新闻伦理问题的质疑：该不该拍摄这种照片？是不是消费了难民们的苦难？是不是利用了受众的同情？是不是客观的媒体披上了煽情的外衣？
1993年新闻界也曾因为一张令人揪心的照片引发了争议。摄影师凯文•卡特拍下了《饥饿的苏丹》，照片中一个苏丹女孩饿得跪倒在地，而身后有只兀鹰正在虎视眈眈等待捕食女孩。这张照片使得摄影师获得了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实际上也使得各国对待饥荒难民的态度，拯救了更多濒临饿死的人的性命。但这张照片因直面人性的罪恶，他的作品招致议论：“只想着获奖，多么自私！”，最后凯文不堪舆论压力而自杀。
而这次面对非议，拍下艾兰的摄影师德米尔对CNN 表示，拍下这一幕是作为摄影师的本能，工作职责不能允许她犹豫：“我很庆幸这终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希望我的照片能改变大家对欧洲移民的看法，希望再也没有人死在逃离战火的路上。如果这张照片能让欧洲改变它对难民的态度，那刊登出来就是正确的做法。”此言一出，《华尔街日报》等报刊纷纷刊文对德米尔表示支持。
而对将大众视点引向难民问题的媒体，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曾如此批道：所有的人道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站在抽象的第一人称“我们”的位置上发言。当问题涉及到观看他人痛苦时，任何“我们”也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那些大肆挥霍同情的泪水的媒体恰恰是往日以民族主义的敌意反对接纳难民的媒体。
针对拍摄下叙利亚小难民的照片的行为是否恰当，新闻摄影师傅拥军则表示：“这幅新闻照片不存在新闻伦理问题，而难民照片大量在媒体出现，是一些人借此炒作吧。”
《济宁晚报》评论员宋延坤同样也认为这些难民照片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渲染新闻效果的最佳途径，而最后的实际影响就是判断是否应该将照片公之于众的标准。”
“从震撼效果和实际影响这个角度来讲，这张新闻照片是成功的，但是欧洲接待难民无疑是给自己的国家增添了负担，从国家利益出发，媒体是否应该大肆报道难民而逼自己的国家当个好心的‘施舍家’是更应该讨论的问题。”宋延坤说道。
人道主义呼声高涨背后的危机
大多数中国网友纷纷表达了对小艾兰的同情与痛惜之情，名为@鉴湖风的网友表示：“呼吁欧洲能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坚持人道主义和人权价值观。”当然，国际上呼吁欧洲国家接待难民的声音也高涨起来。
而从实际意义上看，难民照片的确让欧盟行动起来了：欧洲对待难民的态度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欧盟正在推动各国接纳难民，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欧洲各国应该共同成立一个强制机制，让各国分担难民责任。德国预计到今年年底将会接收超过80万难民。英国也公开发表了电视讲话，表示将进一步接受叙利亚难民，再拿出数千万英镑的人道主义援助金。至此，英国的人道主义援助金额已经达到9.2亿英镑，成为欧洲第一。
可事实上，欧洲难民危机已经使得主要难民接收国不堪重负，希腊和意大利表示接待和此服务设施远远不能满足迅速增多的难民的需要。而近几年向欧洲申请庇护的数量在迅速增长。
面对不断涌来的难民潮，欧洲应对失措，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给出的评价是“失败”。眼下的欧洲,不仅引以为傲的人道主义和价值观已被难民危机冲得七零八落,而且实际处置上亦不断面临新的挫折,难民问题正在给欧洲制造新的撕裂、对立。
相比之下,由于远隔重洋不受难民潮干扰,负有更大历史责任的美国却当起了“甩手掌柜”,悄无踪影。据联合国数字,美国只接纳了约1500名叙利亚难民。
“伦理也是相对的，难民虽然值得同情，但是，有很大一部分难民并不具备‘难民’的属性，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战争、政治等原因离开母国的，他们投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就是看中了欧洲国家的的福利待遇和保障低收入群体上的投入足够大。人道主义使用的对象是特定的，如果提倡一味接纳难民的呼声占很大的优势，那么也是欠考虑的。”网友@杀破狼表示：“真正的难民仍然在战争地受苦，因为要偷渡还需要花钱，他们根本没有资本投奔欧洲，而那些赶着难民船而来的‘难民们’，并不一定值得同情，而有证据指明，小艾兰的父亲就是偷渡船上的蛇头。”
危机浪潮中媒体责任何去何从
在难民危机中，媒体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纽约时报》发文告知大众全球媒体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报道了小男孩不幸身亡的事件，随后，大家愤怒的焦点一下子对准了那些消极救援的国家。
“欧洲如今大肆同情欧洲难民的媒体们，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媒体发出反对难民的声音非常正确，难民的进入，必将在客观程度上消减接收国民众的福利，影响到本国人的利益，媒体反对难民，恰恰就是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体现。本来欧洲国家现在是自顾不暇，那些一心忽悠民众和国家接收难民的媒体，我只能说他们是别有用心。”宋延坤如此评价：“在新闻相对自由的西方国家，同样倡导着新闻的社会责任。难民的悲惨处境的确值得引起大众的同情，但是一味的煽情将会使得大众只接收了感官上的触动，而对事情背后深层的原因缺乏理性的认识。而缺乏理性的思考会使得大众的思考方向发生偏差，媒体的作用不容小觑。”
在中国对东莞扫黄运动中，有些媒体进行了舆论反弹：他们反而去同情那些涉黄的人员，把本来是该收到谴责的人拿出来演绎了一段凄惨的故事，使得大众对涉黄人员产生了同情，而在脑海中弱化了他们违背法律的事实。钟新文曾在《人民日报》中谈到：“面对观点百舸争流、表达千帆竞发，媒体更应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做法律底线的守护者、主流价值的弘扬者、社会共识的缔结者，传播事实真相，而不是夸张炒作。”
新闻学理论中的社会责任论列举了现代社会对于大众传媒的五项具体要求中提出：对事情做真实、正确而完整的报道并赋予其意义，不但对事实报道，真理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纽约资深摄影师Mary panzer表示：“一味的使用“震撼”照片，只会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悲伤情绪，而让我们丧失了思辨的能力。”
宋延坤评论员认为，媒体最需要的是理性，“就如同这次的难民照片引发的呼吁人道主义潮流，同情过后我们该如何看待难民危机问题？难民危机的根源在哪？到底应该谁来为难民的流离失所买单？而不是让群众沉浸在被煽情后的同情情绪里久久无法回神。”

杜锦瑞

自媒体的沉与浮
文/江依凡
   “我有点累了，用户是碎片化阅读，我是碎片化写作，一点一点积攒材料，大把大把时间付出，这近两年来，周一到周五，每天如此。”2015年9月7日，《媒体札记》负责人詹万承宣布，更新长达7年之久的《媒体札记》进入无限期休眠。
当你知道的时候，自媒体已不再辉煌
2008年，媒体人徐达内在FT中文网开设专栏《媒体札记》，每日从纸媒、门户、微博、电视中探寻中国舆论热点，记录转型时代的中国传媒片断，当时被冠以 “媒体日记”之名。因其选择性地呈现中国舆论界的多种声音，《媒体札记》也收获了不少粉丝。2013年，《媒体札记》专栏还获得亚洲出版业协会当年的年度“卓越新闻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大批固定粉丝，并获得专业肯定的自媒体，也还是经受不住现实的打击，无奈关闭。自媒体经过了几年轰轰烈烈的发展，到如今，坚持下来并拥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已经不多了，曾经轰动一时的自媒体《徐达内小报》等现在都已经渐渐消失，类似《一点资讯》等自媒体虽然依旧坚持着，但影响力也逐渐减小。
对于自媒体而言，不外乎两个方面，内容和经营。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自媒体人说，自媒体的内容生产，总是相对好做一些，而它的经营却是最不容易。
自媒体不是一个公益平台，背后的操作者也不是慈善家，不可能一味地付出而不要求收获，他们同样要考虑生计，因而自媒体的经营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自媒体刚出现，不可能就有一大批粉丝，这时候，除了你的内容要吸引人以外，还得要懂得宣传。当这个自媒体开始有了一些粉丝，就要学会如何让这些粉丝成为‘死忠粉’，并获得更多的粉丝。”该不愿透露姓名的自媒体人说。然而，许多自媒体人都是草根、或是传统媒体人，对于内容写作，他们可能得心应手，而对于经营，他们或许一窍不通。缺了经营的自媒体，如何能够在竞争激烈的自媒体圈活下来！
而该自媒体人所说的自媒体内容的生产相对好做一些，也是针对个别自媒体而言的，有些自媒体恰恰就疲于内容上。《媒体札记》就是一个鲜活的代表。詹万承在告别文章《徐徐达内》中说：“那触目惊心的‘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以及频繁出现的‘该微博已被删除’，常使人倍感无奈，我依托印象笔记几乎在与所有屏蔽赛跑，就像是沙滩上的那个小男孩。”《媒体札记》没有败在许多自媒体跌倒的经营上，却败在了内容上。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不够吸引人，它的内容没有人买账，而是面对随时有可能被删掉的内容，作者有些力不从心。
自媒体这条路，似乎已经越走越窄，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倒下了，这些自媒体如夏日的暴雨，来的快，去得也快。
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自媒体已悄然出现
2003年7月，美国新闻中心发布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联合提出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自媒体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
然而，尽管自媒体概念在这时已经被提出，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传统媒体依旧是大部分媒体人的归宿。这时候的媒体人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传统媒体会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个挑战的开始，则是博客的兴起。2005年，博客进入中国并开始在社会公众层面得到认知，到2008年的全盛期，中国有一亿博客用户。博客也成了最早的自媒体应用。博客让许多普通人有了发声的渠道，他们不用被选题等束缚，可以尽情的发表一些文章、看法和思想。而后，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和普及，比博客更为方便简洁的微博出现了，这也是继博客之后又一个典型的自媒体应用，之后，各种自媒体应用如微信等，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
微博、微信等的出现，让自媒体从默默无闻变得炙手可热。甚至出现了“人人都是自媒体”说法。自媒体发展地风生水起，传统媒体的媒体人也逐渐意识到了传统媒体不再是“唯我独尊”，自媒体的传播同样广泛，即便它的编辑器那么得简陋。不少传统媒体人纷纷转战自媒体。原央视《对话》栏目主持人罗振宇2012年底创办了《罗辑思维》，并且通过他自身的名气，一开始便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之后随着内容的丰富，口耳相传，《罗辑思维》成了传统媒体人转战自媒体的一个成功典范。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罗振宇的影响与鼓励下，也加入到了自媒体的行列，创办了《吴晓波频道》。
到了2013年，自媒体迎来了它的巅峰。微信公众号的出现，让自媒体的门槛更加低，同时，微信公众号依附于一个强大的社交网络：朋友圈。低门槛和高交互性，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自媒体这个行列中。据悉，时至今日，微信公众账号有800万个，相当于每160个中国人就拥有一个公众号，而在这些公众号中，有着大量的个人自媒体。
自媒体不能靠单打独斗
媒体从默默无闻到风生水起，再到现在的滑坡，不过短短几年。这短短几年里，许多人来了又走。有许多自媒体人在创办时都是一腔热血，却最后惨淡收场。也有许多自媒体人现在依旧活跃。为什么当初会想到要做自媒体，许多自媒体人有话要说。
成功的自媒体人吴晓波被问到当初为什么会做自媒体时表示：“我看到很多传统媒体下滑的很厉害、大批媒体的朋友纷纷离职转型，取而代之的则是微信公众号的普及、新媒体的崛起，我觉得是时候要加入进去了。”这也是许多人加入自媒体的原因，传统媒体下滑。
但是，大量的自媒体涌现，自媒体也越来越难做。许多自媒体纷纷关闭，知名自媒体人朱海涛在其博客上称：“不是自媒体不够坚持，而是大多死在了坚持的路上。”
为了能够坚持下去，自媒体人纷纷寻找出路，自媒体联盟便应运而生。自媒体人龚进辉在文章《一个非著名自媒体眼中的自媒体》中说道：“自媒体单打独斗的时代即将过去，未来自媒体之间的竞争将属于团队的较量。每个牛逼的自媒体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团队作为后盾，光靠一人之力显然不能傲娇长久。”
而这似乎也是许多自媒体人的共识，知名自媒体人魏武挥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称: “现在的自媒体要想生存下去，就要组成机构，因为单个人的实力毕竟是有限的，就算再能写，也有穷尽的时候，但是组成一个机构，这样可以利用的资源就大多了，才能不断生产出新的内容。”

杜锦瑞

孙春龙：告诉你新闻背后的故事
                                                                      文/陈佳丽
引子：作为一名记者，尤其是一名调查记者，在追求事件真相的同时，经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感受，这些稿件之外的边角料，在有些时候，甚至比稿件本身更有价值。
把这些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零碎记录下来，是见证，或是慰藉。
                                                                     ——孙春龙
2007年8月3日凌晨1时30分，孙春龙写下了一篇名为《于幼军，你为什么还不辞职？》的信，希望于幼军可以主动辞去山西省省长一职。这是山西黑砖窑事件暴发一个多月后，面对一位位被带出“黑煤窑”却迟迟得不到处理的工人，情切之下，他急了。
他说：“在穷尽了一个记者应尽的职责之后，仍然没有让真相大白，我只好履行一个人应有的良知。”
守住记者的良知
知道孙春龙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执着的人，执着于自己的“调查记者梦”。
1997年，21岁的孙春龙成为西安印钞厂的一名“干部”，拿着不算低的工资过着自己稳稳妥妥的生活，但他“不满意”。2年后，他跑到西安晚报成为一名临时记者，过着四处奔波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让他觉得很幸福；后来，他在《瞭望东方周刊》落了脚，开始为自己的“调查记者梦”奋斗。
憨厚老实的外表给了孙春龙的记者生涯极大的便利，在一些被围追堵截的事故现场，他的身份永远会被认定成某一行的工人，却没有人认为他是一名记者。
2008年8月1日，在这个临近奥运会的日子里，山西省娄烦县寺沟村尖山铁矿发生了山体滑坡的事故，当时报道出来的死亡人数为9人，这个敏感的数字让孙春龙心生疑虑，便一直通过网络和当地的朋友关注着事件的进展。
直到8月14日左右，当地公布的遇难人数还是没有多大变化，孙春龙便觉得自己应该去了。孙春龙先去了太原，在那里做着各种准备工作，便启程去往县城。
当时的孙春龙已经工作好几年，对这样的事故采访颇有经验，他知道不能住宾馆，会被查，便跟着建筑工地的一位工人住在一起。去到娄烦的时候，刚跟家属碰上面，便有电话打来询问身边人是谁，还好孙春龙提前做好准备，就说是一名装修工人。
采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家属们不愿意相信记者，因为都觉得记者也是会被用钱“封嘴”的，不愿意接受采访。孙春龙在接受媒体专访谈到这一点时，他说：“我虽然守得清贫，但精神上很富有……虽然这份职业有时让我遭遇很大的压力……但我想必须要有人来留守，守住良知。”
稿子在8月底完成，杂志领导也对报道的一些细节进行了很谨慎的修改，但是，在报道发表出来以后，很快就被删除了，没有达到当初预想的一点点效果，事情依旧没有结果，孙春龙说，他觉得当时他作为一名记者的职责依已经穷尽了，所以他想利用个人博客，再做一次努力，这是他身为记者职责的延伸。
9月14日，这一天是孙春龙做了4年调查记者最“风光”却也最“危险”的一天。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了一篇举报信《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并且通过好友邮寄了出去。不同于其他的举报信，这封举报信结尾清楚的表明了自己身份，并写下了联系方式。这封举报信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发了删，删了再发，虽然孙春龙觉得自己处于弱势，但是想到那些家属，他们更加弱势，他更坚定了自己要发声的信念。
孙春龙的坚守换来了温总理的批示，事情真相才渐渐付出水面。
事后孙春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在事件重新接受调查的时候，他的压力非常大，甚至交代了好友帮忙照顾妻儿，但都在收到的一条条短信和一封封邮件的支撑下熬过来了。
孙春龙曾说过，他不是一个揭黑记者，他做这些是希望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他选择了发声。在他作为调查记者的12年生涯中，他帮陕西省甘泉县桥镇乡“黑户岭”的村民告别了“黑”身份，关注着留守在陕北的北京知青这个群体等等。
带英雄回家
在2005年国际禁毒日前夕，孙春龙在缅甸北部采访当地一支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宣布禁种罂粟一事的过程中，遇上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告诉他“不要相信外界报道的那些，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正是这句话使得他重新去审视了“金三角”这个地方，写下了《金三角毒枭禁毒》一文。
这位老人是国民党的老兵，在解放战争后败退到“金三角”，当孙春龙问到“你们为什么不抗日”的时候，他异常愤怒的说：“你们说我们不抗日，说我们是卖国贼，那你说，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老人在提及历史时尤为激动的样子以及对老人提到的国殇墓园的无知让孙春龙难以忘怀，碰巧一位同事刚好发表了一篇名为《正面描写蒋介石政府抗战书籍上市》，这篇文章描写的是一本名叫《国殇》的书，这篇报道引起了海内外的多方关注，孙春龙看了这篇报道，搜索了国殇墓园，得知它就在云南腾冲的时候，他决心一定要去看看。
也就是在这之后，孙春龙才开始了解到中国远征军这个群体，一个在战争结束后就被遗留在战场的群体。
再次到达缅甸的时候却已是2008年，当初遗留在密支那下来的100多名远征军以及只剩下4名了。第二年，就在孙春龙准备接这些老兵回国的时候却得知，当时奉命守坟的老兵杨伯方就在自己抵达缅甸前的两个月与世长辞，终年89岁。
回国后他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腾冲远征》，文章发表后引起网友的极大关注，孙春龙趁势发出李锡全找家的的信息，希望借由网友的力量帮助李锡全找到家人，很快便传来消息，说是找到了李锡全的家人，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完美，回国的经费成了孙春龙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他试图通过网民筹集经费，但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幸得一公司的资助，虽然将李锡全回家的时间推迟到中秋节，但结果却是好的。2008年10月9日，李锡全给孙春龙打来电话，对他说：“谢谢”。
之后的孙春龙一边干着自己的本行，一边帮助这些流落在外的老兵寻亲，直到2011年。那时，他正努力的帮助一名叫董赵朝的老人寻找家乡，由于老人记忆不太清晰，使得找寻工作艰难许多，就在孙春龙准备告诉老人以及找到他的家乡时，却被告知老人已经去世很长一段时间了。孙春龙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些老人等不起，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活动。
他辞去了总编辑助理一职，专职于“老兵回家”。后来，他将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写成《异域1945》一书，他将自己的行动称之为“无知的救赎”。
转身公益，是理想的延续
2011年的光棍节，“老兵回家”这个活动获得了民政部门的审批，开始从一个草根行为变成国家行动。
孙春龙在自己的博客中记录到：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去做公益是扶助弱者，不是逃避，是迂回……其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日益趋好……转身公益，并不是理想的泯灭，而是延续。让锁着前往，让人性回归，使用另一种方式阻止这个国家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