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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前编辑去世 奥巴马赞其真正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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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揭露水门事件期间担任主编的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于周二逝世，享年93岁。水门事件不仅导致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下台，还奠定了布拉德利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报纸主编：作风粗犷、富有魅力、立场坚定。
据邮报报道，布拉德利在家中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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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O'Leary/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主编的布拉德利。图片摄于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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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的全力支持下，布拉德利带领邮报跻身美国一流报刊的行列。该报不惧争议，令华府官员宛如芒刺在背。
当政府官员打电话过来抱怨时，布拉德利就会挡在他们与报社员工之间。“只要保证事实准确，”他总是这样告诉记者。大多数时候，记者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有时也会犯错。有一次的错误非常严重，以至于邮报不得不归还了一个普利策奖项。
布拉德利——“最后一位狮子王般的报纸编辑”，《旧金山纪事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前主编菲尔·布龙斯坦 (Phil Bronstein)这样描述他——可雅可俗，精力充沛，鼻梁扁平，几乎总是穿着一件白领粗条纹的滕博阿瑟(Turnbull & Asser)衬衫，两只袖子卷起。
他要么是像一个焦躁不安的教练那样在新闻编辑部里来回走动，鼓励自己精心挑选的记者和编辑，要么就会坐在办公室的玻璃墙后，让人们能看到他，他也能看到其他人。
他的继任者小伦纳德·唐尼(Leonard Downie Jr.)曾说过，“我们愿意跟随这个人翻山越岭、浴血奋战，不管前路如何。”
布拉德利在邮报升职很快。他曾在《新闻周刊》(Newsweek)担任记者，而且还是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邻居和朋友。1965年，布拉德利作为执行副主编重新进入邮报工作（在职业生涯早期，他曾在这里当过几年记者）。三个月之内，他便被任命为执行主编，成为报社的二把手；三年之内，他就荣升主编。
他发现，邮报当时与《华盛顿晚星报》(The Evening Star)和《华盛顿每日新闻》(The Washington Daily News)相当，没有太强的竞争力。于是他开始为报纸注入活力。他把“女性”版改造成了“时尚”版，以一种自以为是的口气对华盛顿风潮说长道短。他开始建设员工团队，正如他在1995年的回忆录《最“危险”的总编辑》(A Good Life: 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中所写，他坚信“《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每次报道中都应该是最出色的”。他说，“我们的路还很长。”
1971年6月，他终于痛苦地认识到这条路究竟有多长。当时，《纽约时报》先邮报一步，报道了“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这是美国政府对其介入越南事务的秘密记录。在时报连续三天刊登文件节选后，一家联邦法院以这些内容会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为由，禁止时报公开更多内容。与此同时，邮报也获得了这份文件，正准备发布。
但是，当时邮报正欲发行价值3500万美元的股票，而刊登这些内容可能会让这笔交易泡汤。同时，布拉德利也受到了压力，因为记者威胁他说，如果退缩，他们就辞职。最后，选择权交到了格雷厄姆手上。她决定发布这些内容。
巩固名誉
政府试图阻止邮报曝光这些内容，就像对待时报那样，但最高法院最后做出了支持这两家报纸的裁决。布拉德利回忆道，五角大楼文件的发布“在格雷厄姆家族与编辑部之间永久性地建立了一种对邮报的信心、一种使命感”，这是其他事情都无法比拟的。
水门事件之后，邮报新闻斗士的声誉得到了巩固。1972年6月17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在水门大厦的总部遭人闯入——白宫迅速将其定性为“三级入室行窃案”——这件事吸引了两名负责华盛顿本地新闻的年轻记者的注意。这两人分别是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很快，他们便开始不断打电话，四处奔波，拼凑蛛丝马迹。
在邮报其他记者的帮助和布拉德利等编辑——以及格雷厄姆本人——的支持下，他们揭发了一起涉及秘密基金、间谍活动、蓄意破坏、卑鄙伎俩和非法窃听的政治丑闻。一路上，他们成功抵御了白宫的反复否认、（最后锒铛入狱的）司法部长的威胁，以及在报道这桩世纪新闻时的那种难熬的孤立无援感。
当对这些罪行和阴谋的审判直接指向白宫时，尼克松最终被迫于1974年8月辞职。他用来记录椭圆形办公室对话的录音带证实了邮报的报道。在当年写给布拉德利的圣诞信中，格雷厄姆说，“有人竟然疯狂到这种地步：不仅给自己录音，还录下了自己谈论如何掩盖这种行为的内容。我们因为这个人才得以免于毁灭。”
水门事件之后，新闻学院里挤满了想成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学生；整个新闻行业也改头换面，形成了比越战时期更为明显的质疑风气。
“无论存在多少争论，这些争论有多少层面，又有多少人来引导舆论，”布拉德利写道，“从水门事件开始，在听过官方叙事后，我都会去探寻真相。”
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赢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这是布拉德利在任期间，邮报获得的18项普利策奖之一。（邮报此前获得该奖项的次数寥寥无几。）倘若邮报未曾被迫归还颁发给年轻记者珍妮特·库克(Janet Cooke)的奖项，总数就应该是19个。当时，库克因为一篇题为《吉米的世界》(Jimmy’s World)的报道获奖，文章讲述了一名8岁男孩染上毒瘾的故事，而给他提供海洛因的是母亲的同居情人。她获奖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个故事纯属编造，而且她在进入报社工作时还伪造了自己的履历。
因为此事，布拉德利提出辞职，但如同在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危机期间获得了格雷厄姆的支持一样，他得到了当时的出版人、格雷厄姆的儿子唐纳德(Donald)的支持。
在珍妮特·库克事件发生前，布拉德利还经受住了报业工会(Newspaper Guild)成员联合印刷工人举行的罢工。罢工者当中，有许多是他的朋友，印刷工人还破坏了印刷机房。在此期间，他充当过记者和邮件收发员，还经常给大家打气。
此外，他还经受住了数桩诽谤诉讼，以及政府的多次禁言企图——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由来阻止该报刊登文章，但均未得逞。其中一次，就连他自己的朋友也施加压力，要求他毙掉一篇报道，但他没有屈服。
本·布拉德利全名本杰明·克劳宁希尔德·布拉德利(Benjamin Crowninshield Bradlee)，1921年8月26日出生于波士顿，是小弗雷德里克·乔赛亚·布拉德利(Frederick Josiah Bradlee Jr.)和约瑟芬·德格斯多夫·布拉德利(Josephine de Gersdorff Bradlee)夫妇的次子。布拉德利一家先是从灯塔街211号搬到了295号，又搬到了267号，最后搬到了280号。正如他写的那样，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他的童年“并不惊险刺激”。
布拉德利和哥哥弗雷迪(Freddy)及妹妹康斯坦丝(Constance)一起学法语、上钢琴课、听交响乐、看歌剧。就读于圣马可中学(St. Mark’s School)期间，小儿麻痹症流行，他未能幸免。但他的自信心并未遭到削弱：他在家里大量运动，接下来的秋天重回校园时，他的手臂和胸部非常结实，而且能正常行走。
他延续了家族自1795年以来的传统，入读了哈佛，并在那里加入了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大二时，他和另外一些哈佛学生因为“良好的适应能力”，获选参加如今大名鼎鼎的格兰特纵向研究(Grant longitudinal)。当时共有268名学生被选中，其中包括约翰·F·肯尼迪。该研究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常年追踪。
1942年8月8日，布拉德利以希腊语和英语专业学生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万分惊险地”）毕业，并被委以海军少尉之职，还娶了琼·索顿斯托尔(Jean Saltonstall)。总而言之，这是繁忙的一天。
一个月后，布拉德利乘“菲利普号”(Philip)驱逐舰前往太平洋，并在那里作战两年。在二战的最后一个年头里，他协助管理了其他几艘驱逐舰的舰载信息中心。
二战结束后，布拉德利和一群朋友创办了周报《新罕布什尔周日新闻》(The New Hampshire Sunday News)。他在1960年曾说过，有一段时间，他“非常、非常、非常认真地”考虑过从政。当这份报纸在1948年售出后，他获得了在《华盛顿邮报》的第一份工作。
一个周六，当他在白宫参观时，一支由法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正在拜访时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当时找不到翻译，于是便由布拉德利代替。
1951年，得到去巴黎担任使馆新闻专员的工作邀请后，布拉德利携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小本杰明(Benjamin Jr.)前往法国。1954年，结束大使馆的工作后，他去了《新闻周刊》，担任其驻巴黎记者，报道欧洲事务。
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婚姻却濒临崩溃，并在他遇见昵称为“托妮”(Tony)的安托瓦妮特·平肖·皮特曼(Antoinette Pinchot Pittman)后最终瓦解。两人于1957年结婚。一年后，布拉德利开始在《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担任低层职务。
一个回报颇丰的主意
一天深夜，对《新闻周刊》将被出售的传言感到担忧的布拉德利，自行其是地决定给《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打电话，并传达了一条紧急消息：买下《新闻周刊》。
“这是我打的最成功的电话，最幸运、最有成效、最令人激动，”他后来写道。
当天夜里，菲利普·格雷厄姆见到了布拉德利，两人一直交谈到黎明。1961年3月9日，邮报收购了《新闻周刊》，而作为奖赏，布拉德利得到的邮报股份，足够他过上富人的生活。那是他推介这一机遇的回报。不久后，他成为《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社长。
布拉德利保持着与肯尼迪本人及其家族的友谊。肯尼迪总统1963年遇刺时，布拉德利是受邀在华盛顿迎接第一夫人的友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杰姬·肯尼迪(Jackie Kennedy)脚步酿跄地慢慢走进医院的那些房间，粉色套装上还沾染着丈夫的鲜血，那是我看到的有史以来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一幕。”
在肯尼迪遇刺身亡的几个月前，菲利普·格雷厄姆自杀，将家族企业留给了遗孀凯瑟琳掌管。两年后，她依然未能在这家年亏损100万美元的报纸找到出路。她提议布拉德利加入邮报，担任执行副主编。两人就此结成了长久的合作关系。
布拉德利在邮报工作了26年，直到1991年以70岁的高龄退位。他被任命为名誉副总裁，在邮报有一间办公室，并成了他自嘲的新记者“入职参观的一个景点”。
2013年，布拉德利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这是美国平民享有的最高荣誉。
在回忆录中，布拉德利坦承在新闻实践方面，他并没有通用原则。他写道，自己听到的最有智慧的话，是他的一位小学老师的座右铭：“今天做到最好；明天做到更好。”
“今天在报纸上拿出能力范围内最好、最实在的内容，”他说，“第二天再拿出更好的。”
Ashley Southall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柳、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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