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新闻记者生态调查报告

中国新闻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2014（完整版）

作者：张志安、张京京、林功成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4》

原文标题：《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

一、导言

过去十余年，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普及和网络新闻业的蓬勃兴起，对整个新闻行业生态、生产方式和传播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伴随web2.0时代的到来，公民新闻、草根新闻、众包新闻等社会化新闻生产形式，对专业化新闻生产带来冲击、也形成互补。当下，全国持证的新闻记者约有25万人[1]，而实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从业者规模超过百万。对今天的中国新闻从业者来说，新媒体环境的变化对他们的新闻观念、职业意识和生产方式造成了哪些影响？当行业生态发生变革的时候，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生存状态有哪些变化？为此，我们试图在新媒体环境下比较系统、全面地考察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状况。

本次调查于2012年11月-2013年1月间进行，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选取样本，样本对象主要为国内不同区域的报业集团（包括主报、子报及其网站）。首先，从地域的角度，为了覆盖全国范围，选取了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华商传媒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4家报业集团以及中国青年报。其中，华商传媒集团的从业者分布比较特殊，其总部位于西北地区的西安，除《华商报》外，集团旗下三份子报《华商晨报》、《新文化报》和《重庆时报》分别位于沈阳、长春和重庆。由此，我们的调查样本便覆盖了华东(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华南（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西南（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华北（中国青年报）、西北和东北（华商传媒集团）等不同区域。其次，针对每个报业集团的新闻从业者，我们均采取全样本调查，主要由集团办公室或人力资源部提供支持，由集团工作人员或项目团队成员直接将问卷发放至新闻采编人员。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期间，总共发出问卷3522份，截止2013年3月底，共回收问卷2258份，剔除部分无效问卷后，共有210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4.1%，有效回收率约为59.9%[2]。
国外新闻传播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新闻从业者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1971年，美国学者Johnstone和同事对美国新闻从业者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调查[3]，为今后的同类研究提供了方法和内容上的基本框架。之后，美国学者Weaver和Wilhoit等合作，于1982年、1992年和2002年进行了三次全美新闻从业者的调查[4]，第四次调查计划于2012年实施，基本上形成每十年做一次全国调查的惯例[5]。在全球层面，1998年，Weaver召集全球数十位新闻学者合作出版《全球新闻人：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The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2012年，Weaver &Willnat合作主编出版了《21世纪的全球新闻人》(The global journalist inthe 21st century)。此外，由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ThomasHanitzsch担任主席、全球各地80多位学者实施的“世界新闻业状况研究”（The Worlds ofJournalism Study)项目[6]，亦试图通过新闻从业者的跨国比较，本次调查项目采用的多数问卷内容即来自这个跨国比较项目的全球共享问卷。这些研究主要从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职业满意度、职业忠诚感、工作自主性、对争议性手法的态度等层面入手调查和分析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和职业现状。整体上看，更加细分地研究某个从业者群体和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是新闻从业者研究的主要趋势。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迄今，台湾和香港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港台两地的新闻从业者，陆续产生了一批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问题涉及职业满意度[7]、工作价值观[8]等不同方面。其中，比较具有原创性的成果集中在跨地域比较研究，如第一本从媒介角色、职业伦理、职业满意度等角度比较香港、大陆和台湾新闻从业者的学术专著《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9]。总体上看，港台学者的研究注重实证、重视数据，研究问题明晰，而且较早关注新闻从业者的新媒体使用及其扩散路径[10]。

大陆学者对新闻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体上呈现出三个特点：1、问卷调查的范围从全国性调查[11]延伸到特定区域从业者的调查[12]；2、研究对象从总体的记者编辑细化到女性从业者[13]、网络新闻从业者[14]、调查记者[15]等特定群体；3、研究问题从整体生存状况延伸至职业满意度[16]、职业选择观[17]、职业忠诚度[18]、互联网使用[19]、职业倦怠[20]、心理焦虑[21]、健康状况[22]、自我审查[23]、角色认知、职业伦理等更加具体的议题。十多年来，大陆学者的相关成果逐渐增多，研究取向逐渐从生态描述转向关系阐释。不过，由于对从业者做问卷调查需要有丰厚的业界资源，进行实证研究难度较大，一些学者只能采取在线调查获取数据[24]或者获取的有效样本数非常少。

回顾以往关于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调查研究，可见本项调查具有两个重要意义：一则，这是继1997年喻国明在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新闻从业者调查之后，时隔16年最大规模的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问卷调查项目，可以直接反映中国新闻从业者当下最新的生存状态；二则，过去十多年，互联网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生产实践和职业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项调查是继2003年周裕琼调查互联网在新闻从业者中的扩散之后，再次系统、深度考察新闻从业者的互联网使用及其影响的研究。因此，总体上，这是一次全面呈现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生存状态和职业观念的重要调查。

二、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状况

1、性别比例

在2109位受调查者中，华商传媒集团696人（占比33%）、四川日报报业集团482人（占比22.9%）、浙江日报报业集团438人（占比20.8%）、南方报业传媒集团399人（占比18.9%）、中国青年报社94人（占比4.5%）。如果从媒体属性及其人员规模来看，市场化媒体的从业者规模明显大于党报机关报。本次调查的样本中，都市报及其下属网站的新闻从业者占69.7%（N=1469），党报机关报及政府网站的新闻从业者占30.3%（N=640），比例大体是7:3。其中，网站新闻从业者为585人，约占调查有效样本的27.7%。[25]

从本次调查样本看，男性与女性新闻从业者的比例构成分别为48.5%和51.5%，男女比例基本持平。这与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比例[26]（男女比例为56:44）有所差异。但与1997年喻国明的全国新闻工作者调查结果（以下简称“97调查”，男女比例为67:33）相比，则差异较大。纵向比较看，女性比例明显提高，这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近年来在新闻院校就读的女生人数迅速增加，比例明显高于男生，因此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比男性多[27]；二、报业受到数字化冲击后面临生存压力和危机，而男性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尤其物质回报的要求更高，投身传统报业的积极性相对减小。

2、年龄结构

新闻从业者的年龄结构整体比较年轻。平均年龄为32岁，这个数字与1997年调查时平均37.4岁的年龄相比要小了5岁左右。约有76%的新闻从业者年龄在35及35岁以下，50岁以上的仅占2%。另外，从媒体组织内部的职位分布来看，基层编辑和从业者占本次调查总样本的80.5%，中高层的新闻从业者不到总样本的10%。可见，活跃在工作一线的基层采编人员的年龄呈现出明显年轻化的特点和趋势。

比较来看，党报/机关报从业者的平均年龄最大，为35岁，都市报从业者的平均年龄为32.7岁。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平均年龄最小，仅为28.6岁，这个数字与近期一项全国网络新闻从业者调查（周葆华、谢欣阳、寇志红，2014）的结果（平均年龄29.1岁）非常接近。可见，从事网络新闻生产的记者编辑是新闻从业者队伍中最年轻的“新生代”。

3、工作年限

从工作年限来看，从业者的工作资历较十多年前要偏浅。调查表明，新闻从业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总体平均年资为8.4年，其中，工作6-10年的占39%，工作11年以上的仅占26%。而“97调查”显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平均年资为12年，工作11年以上的占比为48.4%。这一方面可能因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都市报兴起之后新闻从业者规模快速增加，很多年轻人加入进来，使得新闻从业者呈现年轻化态势；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新闻从业者队伍的职业流动比过去频繁，从业者“跳槽”的不断增多，由此导致平均工作年限有所降低。

4、教育程度

新闻从业者的教育程度整体较高，绝大部分都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学历。其中，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占83.3%，拥有硕士或博士等研究生学历的占15.4%，共计98.7%。这个数字比“97调查”的结论（93.2%的新闻从业者拥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要高出近6个百分点，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3年公布的数据（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占99.66%）基本吻合。可见，我国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皆拥有大学学历。[28]

此外，大部分新闻从业者都学过新闻和传播类专业，其中主修新闻学专业的从业者占总样本的46%，比例略高于“97调查”时的30.6%。另外，本次调查显示还有18.4%的新闻从业者修读传播类专业。如果从业者是否接受过新闻传播的专业训练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新闻行业专业化程度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出，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新闻媒体的专业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

5、收入水平

在收入方面，九成以上的新闻从业者月收入低于10000元，其中47.7%的从业者在5000元以下，44.3%的从业者月收入在5001至10000元之间，只有7%的从业者月收入在10001至15000之间，而高于15001元以上的从业者只有21人，占比1%。

三、新闻从业者的互联网使用

为了更好地研究互联网对从业者新闻生产过的影响，本调查首次按照新闻生产的具体过程来考察新闻从业者的互联网使用频率。该题目为4级量表，共询问了16道题项。调查显示，新闻从业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最经常的3项互联网功能分别是：“使用搜索引擎来获取报道相关数据”、“使用网络数据库来查找报道背景资料”、“使用网络论坛或博客来寻找新闻线索”。而新闻从业者最少使用的互联网功能包括“翻墙在境外网站发布报道相关信息”、“翻墙浏览被禁网站的信息”等。可见，新闻从业者注重使用互联网来查找背景、寻找线索，而不太会用互联网来突破管制、推广报道。

我们对其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该16个题项中呈现三个因子，共可解释62.1%的变异量。

第一个因子可命名为“获取信息”，由“使用搜索引擎来获取跟报道相关的数据”、“使用网络数据库来查找报道背景资料”、“使用网络论坛或博客来寻找新闻线索”、“使用社交网站来寻找新闻线索”和“使用从业者聊天群寻找新闻线索”构成，爱根值为1.743，可解释10.89%的变异量。因此，我们在分析时将这5个题项加起来除以5，组成“获取信息”指标（M=3.34，SD=0.57）。

第二个因子为“网络翻墙”，由“翻墙在境外网站发布报道相关信息”和“翻墙浏览被禁网站的信息”构成。爱根值为1.091，可解释6.817%的变异量。我们将这2个题项加起来除以2，构成“网络翻墙”因子（M=2.06，SD=0.97）。

第三个因子为“互动推广”，由剩余的其他9项构成，分别是“在论坛或博客转贴、推广自己的报道”、“在社交网站转贴、推广自己的报道”、“在网络上就自己的报道跟网民进行交流”、“使用社交网站来扩大人际网络”、“使用博客或微博来扩大人际网络”、“使用个人社交平台（微博、博客）来跟受众互动”、“使用我所在媒体提供的电子邮件或社交平台（微博、博客）与受众互动”、“在网络上阅读关于自己报道的评论”和“使用社交网站上一般受众（非新闻同行）所提供的新闻素材”。爱根值为7.097，可解释44.35%的变异量。我们再把这9个题项加起来除以9，构成“互动推广”因子（M=2.83，SD=0.75）。

可见，从业者主要使用互联网来“获取信息”，即发现线索或查找资料；其次会使用互联网来与受众进行互动或推广自己的报道；而网络翻墙功能，新闻从业者很少使用。

另外，我们还使用T检验对党报和都市报从业者的三种互联网使用行为进行了比较。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翻墙浏览或发布信息方面上，党报和都市报从业者没有显著差异。但在获取信息、互动推广两项上，党报和都市报从业者存在差异：相比较于党报从业者而言，都市报从业者更频繁地使用互联网来获取信息（t=-5.544，df=1984，p<.001）和互动推广（t=-4.076，df=953.46，p<.001）。因此可以大体发现，都市报的新闻从业者比党报新闻从业者更善于使用互联网来提高新闻生产的效率、增进与受众的互动。

最后，我们对服务于报纸和网站的从业者在互联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比较。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使用互联网以获取信息方面，纸媒从业者和网站从业者没有显著差异，都呈现出较高的频率。但在互动推广、网络翻墙这两方面，纸媒从业者和网站从业者存在显著差异。相比较于报纸从业者而言，网站从业者使用网络进行互动推广的频率更高（t=-10.13，df=1817，p<.001）。同时，网站从业者在网络翻墙的频率上也更高一些（t=-7.74，df=916.54，p<.001）。可见，从事网络新闻采编的从业者比从事平面报道的从业者更加善于利用互联网。

四、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

1、媒体功能认知

关于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评价，新闻从业者最认同的媒体功能依次是：“以事物本身的样子进行报道”、“支持国家发展”、“做一个置身事件之外的观察者”和“对新闻时事做出分析”；相对比较不认同的媒体功能包括“设置政治议程”、“提供休闲娱乐”和“监督政府”等。

我们根据问卷设计的18个选项，通过主成分因子分子显示，这十八个题项中呈现了4个因子，共可解释61.46%的变异量。其中第一个因子由九项组成，它们分别是：“监察和检视党政领导人的行为”、“设置政治议程”“监督政府”、“监察和检视商界”、“推动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提倡社会变革”、“提供人们做政治决定需要的信息”、“让人们表达意见”和“影响大众舆论”。该部分量表的爱根值为5.97，可解释33.17%的变异量。我们将这九项加起来除以9，组成“监督与影响”指标。

第二个因子由三个题项构成，它们分别是“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建议和指引”、“提供能吸引最多受众的新闻报道”和“提供娱乐休闲”。该部分量表的爱根值为2.323，可解释12.9%的变异量。我们将其合并组成“服务和娱乐”指标。

第三个因子由三个题项构成，分别是“传达政治领袖的正面形象”、“支持政府政策”和“支持国家发展”。该部分量表的爱根值为1.5，可解释8.35%的变异量。我们将其合并组成“宣传与动员”指标。

第四个因子由三个题项构成，分别是“以事物本身的样子进行报道”、“做一个置身事件之外的观察者”和“对新闻时事做出分析”。该部分量表的爱根值为1.27，可解释7%的变异量。我们将其合并组成“提供信息”指标。

数据显示，首先，新闻从业者对于媒介的功能打分依序分别是提供信息（M=3.97，SD=0.64）、服务与娱乐（M=3.6，SD=0.81）、宣传与动员（M=3.49，SD=0.99）、监督与影响（M=3.16，SD=0.85）。可见，新闻从业者更倾向于“中立”的媒介观，普遍认为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信息，这与“97调查”和2003年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的结果相似。[29]

其次，从第二个因子的较高均值可以看出新闻从业者也比较重视满足和迎合受众的需求。虽然多数新闻从业者对媒体提供娱乐这项功能并不十分认同，但却比较认同吸引受众、为受众提供服务的功能。

第三，比较而言，新闻从业者“参与”的媒介功能观较弱。虽然从业者们承认媒介可以用于宣传和动员以及监督，但对此的评价并不如前述功能那样明显，其评分只轻微偏向正面。换言之，对新闻从业者来说，媒介提供信息和服务功能才是重要的，宣传和监督的作用比较不重要。

另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支持国家发展”与“让人们表达意见”这两项反映“参与功能”的指标分列第2和6位，这说明，媒介的宣传功能在新闻从业者的认知中仍较重要；而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尤其微博、博客等web2.0传播工具和平台的出现，给网民以更加充分、自由的表达机会，因此也可能让从业者更加重视“让人们表达意见”。

我们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党报和都市报从业者在以上四种功能上的评价进行了比较。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监督与影响、宣传与动员这两项上，党报和都市报从业者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提供信息、娱乐和服务两项上，党报和都市报从业者存在差异。相比较于党报从业者而言，都市报从业者更加看重新闻的提供信息功能（t=-2.63，df=1055，p<.05）和娱乐功能（t=-11.08，df=966，p<.001）。这个调查结果比较符合党报和都市报的定位差异和实际需求。

同时，我们对服务于报纸和网站的从业者在四种媒介功能认知方面的差异进行了研究。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监督与影响、宣传与动员、娱乐和服务这三项上，纸媒从业者和网站从业者都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提供信息上，纸媒从业者和网站从业者存在差异。相比较于网站从业者而言，纸媒从业者更加看重新闻提供信息的功能（t=4.09，df=916.42，p<.001）。

2、新闻伦理观

新闻从业者在当今社会现实的影响下持怎样的职业伦理观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首先，我们请受访的新闻从业者评价自己日常在多大程度上依靠职业道德守则来进行报道，依据5点量表进行测量（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问卷结果显示，大陆从业者对新闻伦理观的自我评价较高。当然，自我评价高未必意味着实际的新闻伦理水平也高。其中，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从业者都应该遵守职业道德守则”这一项上，从业者的打分最高（M=4.62，SD=0.616）。其次分别是“什么是新闻工作应守的道德守则要视乎情境而定”(M=2.94，SD=1.099)、“在非常特别的情况发生时，暂时将职业道德标准放置一边是可接受的”(M=2.74，SD=1.091)、“什么是新闻工作应守的道德守则是个人的判断”(M=2.41，SD=0.954)。总体而言，在后三个题目中，从业者都给出了低于3分的回应，这说明了从业者普遍赞同的新闻伦理观是不依具体情境而发生变化的，显示出他们对新闻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具有相对一致的看法。

为进一步考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我们也调查了他们对一系列争议性采访手法的态度。这些采访手法在从业者的实务操作中经常被使用，但其中部分手法与专业主义的理念和规范并不符合。表3显示了大陆新闻从业者对于这些争议性采访手法的看法。

由于题项设置，该题分值越低的题项，即从业者越认为该行为是正当的。根据表中结果可以发现，从业者感到最无法容忍的采访手法依次是“改变或编造消息来源说话的内容”（M=2.92，SD=0.405）、“接受来自消息来源的金钱”（M=2.89，SD=0.517）和“发表含有未核实内容的新闻”（M=2.87，SD=0.487）。而在容忍程度较高的采访手法中，得分最高的则是“向提供机密信息的线人提供报酬”（M=1.75，SD=0.787）、“声称自己为其他人（即隐瞒身份，暗访）”（M=1.9，SD=0.668）和“对新闻事件进行情境再现”（M=2.04，SD=0.786）。这一调查结果显示，新闻从业者认为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是违背新闻伦理的，但对暗访调查、向匿名线人付费等行为表示理解。

3、工作自主性

关于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自主程度，我们采用了10点量表（1表示非常有限、10表示非常充分）。调查显示，新闻工作者在工作自主性方面的评分一般，均值为5.31。来自党报机关报及政府网站的从业者对于工作自主程度的打分（M=5.27，SD =2.4），比都市报及其下属网站的从业者略低（M = 5.32，SD =2.27）。不过，T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t=-.462，d.f.=2048，n.s.）。

当报道受到社会控制时，针对不同的控制因素，新闻从业者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有所不同。对于政府部门打招呼的稿子和经营部门打招呼的稿子，新闻从业者多数都倾向于考虑他们的要求。不过，比较而言，从业者更在乎政府部门打招呼的稿子（M=3.93），而对经营部门打招呼的稿子的顾虑稍微低一些（M=3.85）。另外，在从业者的想法和自己的领导不一致时，从业者也不太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处理（M=2.76）。可见，在媒介机构内部，领导的决定和观念比较具有权威性，新闻从业者很难有争取或博弈的空间。

我们使用T检验对党报和都市报从业者的工作自主程度进行了比较。对于政府部门打招呼的稿子和经营部门打招呼的稿子，都市报及下属网站的从业者均比党报从业者更多地考虑到政府和经营部门的要求（t1=2.621，df1=2039，p1<.05；t2=-4.08，df2=1369，p2<.001）；在想法和领导不一致时，都市报及其下属网站的从业者更难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处理(t=-3.44，df=2015，p<.05)。

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一些具体情境，以考察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自主程度。当和领导意见冲突时候，从业者更多采取“妥协”的态度，较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最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陈述自己意见但服从主管指示”、“和主管沟通达成共识”和“默不作声，按主管的意见处理”，而“委婉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处理方式较少，最不可能采取的应对是“放弃写稿”。

五、结论与探讨

在对全国5家报业集团2109位新闻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大体了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总体特征、互联网使用情况、职业意识和工作状况。

在样本总体特征方面，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分别占总样本的48.5%和51.5%；活跃在一线的基层采编人员普遍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在35岁（含）及以下的新闻从业者约占76%，从党报/机关报、都市报到网络媒体的从业者平均年龄逐渐降低，分别为35.0岁、32.7岁、28.6岁。从工作年限和受教育程度来看，新闻从业者总体平均工作年限为8.4年，其中有39%受访者的工作年限介于6-10年之间，同时，具有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为83.3%。可见，我国新闻从业者呈现出日益年轻化、高学历的特征。

在互联网使用方面，统计分析发现，获取报道相关数据、查找报道背景资料和寻找新闻线索等是新闻从业者使用互联网的最主要方式，而推广自己的报道或查阅相关信息而在论坛转帖或翻墙的情况比较少见。主成分分析显示，新闻从业者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可以归结为获取信息、互动推广以及网络翻墙等三个方面。

在职业意识方面，大部分新闻从业者最认同的媒体功能是以事物本身的样子进行报道。整体来看，新闻从业者的媒介功能观可以归结为监督与影响、服务与娱乐、宣传与动员和提供信息等四个方面，新闻从业者更倾向于“中立”的媒介观，普遍认为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信息。不过，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也让从业者更加重视媒体的意见表达功能。

在新闻伦理方面，五级李克特量表测度表明，从业者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从业者都应该遵守职业道德守则”这一点上有较高的认同感，平均得分为4.62分，一般不会因情境变化而改变。新闻从业者对争议性采编手法的认知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在职业状态方面，近半数新闻从业者的收入不足五千元，92%的从业者月收入在一万以内；新闻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评分一般，不过，与党报/机关报及附属网站的新闻从业者相比，都市报和网络媒体从业者的工作自主性相对稍高。对于政府部门和经营部门打招呼的稿子，从业者一般会考虑他们的要求。都市报及下属网站的从业者要比在党报的同侪更多地受到“打招呼”的影响。而且，当和领导意见冲突时，从业者主要采取妥协的态度，而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

总体上看，本文基于新媒体环境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现状，发现其最新的三点特征和变化：

1、跟过去相比，在报业集团内部从事网站新闻采编或同时给传统媒体和网站供稿的新闻从业者队伍显著增加，网络新闻从业者在传统报业集团内部的比例已接近30%，而且整体呈现年轻化、高学历的特点；

2、互联网已经成为新闻从业者生产实践的重要辅助工具，基本上贯穿了从发现线索、查找背景、新闻采访和推广报道的新闻生产全过程。但互联网对新闻实践发挥的作用主要还是“获取信息”，而对突破管制、传播真相的作用并不大。换言之，其对新闻从业者的“赋权”意义尚不凸显；

3、不同定位和取向的新闻从业者具有不同的“自我审查”意识和自主性，市场取向媒体的从业者比行政取向媒体的从业者更具有自主性，可见遵从和追寻专业主义的从业者会更加倾向于追求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