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永揭秘中青报特报部解散内幕

2014年中国青年报别报道部的最后一个夜班，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坍塌提前了。

12月29日（周一），清华附中体育馆建筑工地发生倒塌事故，10死4伤。

伤亡人数如此之多，特别报道理应关注，记者刘星和卢义杰跑去现场。

特别报道部是每周一、三、五出版，周一的事周三出报道，显然很不科学呀。好在操作流程早有规定，遇到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报道可以随时调版。

原本周二的夜班提前一天到了。29号晚上，本就狭窄的301室更显局促——本应2个人值班，结果来了10个人。

张凌，特别报道部的元老，在这个部门上了10年夜班；

叶铁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从部门实习生、记者到副主任，不久前转型去做新媒体——官微运营室主任，现在经常以新媒体人特有的傲骄恐吓我们，“以后不带你们这些传统媒体人玩了”；

来扬，已经调离报社的前同事，就是他，以体验式采访为名考取公务员，离开之后还把我们优秀实习生、他师妹骗到了手。

还有早已结束实习的三个前实习生：张宇，来自“渣科”；王海萍，铁桥的师妹；小荷，“被骗走”的师妹。

他们带来了相机、DV，见证部门的最后一个夜班。在2015年开启的新一轮改革中，特别报道部被“拆迁”了。

特报部的夜班

十年前，也是在一轮改革中，特别报道部诞生了，周一至周五每天一个版，选题包括重大突发事件（国内、国际）、重大公共政策解读等。后来历经多次版面、出版次数的调整，固定为每周一、三、五，在中国青年报的７版刊出。

特别报道前两年的情况，我了解有限，因为那时候我去了冰点周刊，冰点停刊整顿之前又去了教育科学部。

2006年7月，我来到特报，从记者转岗当编辑，每天的工作是找选题、找记者，和主任轮流上夜班。

其实刚到这个部门，我还是有点儿不适应的，一是主任吴湘韩的普通话，二是高强度的工作。

吴湘韩是令人敬佩的新闻人。跟很多湖南人一样，他集中体现了“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的精神，当记者时在湖南驻站，因写了很多监督稿子被称为“湘奸”。回到报社创办特别报道部，5+2、白+黑的干活儿，始终如一，从未听他发牢骚，从未见他有丝毫懈怠。

这个新化人的唯一缺点，恐怕就是他的普通话了。听过很多他的段子，比如说他刚到报社时，从来不吸烟的他见人就掏出一盒烟，真诚地说：“请秋烟……”。

领导是武大毕业的，本科、硕士都是哲学。我们嘲笑他：学哲学，还是马哲，呵呵！

他从一堆报纸中抬起头，装作生气地说：“你们懂什么？哲学，是思维的铁锹（体操）！”

还有一次，我们聊起读哲学书籍的苦恼，文字都认识、意思全不知。哲学就没有通俗易懂的表达吗？他不屑地说：“当然有，黑格尔说，密涅瓦河畔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起飞。”哇，果然厉害，不懂，赶紧百度。

他说什么，我一开始根本听不懂，历经8年，终于大体上懂了。可惜，这个部门也要解散了。

特报的工作节奏，也一度让我很不适应。

记得刚到特报时，我曾设想按冰点的标准编稿。作为一个老同志，张凌早有先见之明，说：你试试吧，够呛！

果真不行。根据出版流程，特报要在凌晨1点40之前结束所有工作。但多数情况下，为了抢时效，记者采访完来不及吃晚饭，就要赶着写稿。交给编辑时，已经是零点了，编辑的时间，最多一个小时，想要精编，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在采编力量还算强大。十年来，特报收获了很多奖项：刊发的报道获得超过十次中国新闻奖，“今日出击”获得新闻名专栏，一人获得长江韬奋奖。非官方的奖包括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一次，年度致敬提名一次，腾讯年度教育记者奖一次。

小到一个部门，大到一家媒体，重要的是要有统一、稳定的价值观。感受很深的是，过去的十年，各位同事对新闻的判断是一致的，对新闻的追求是一致的。

至今还记得2010年12月1日起报道“甘肃一青年举报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被刑拘”的情景：

那年11月底的一天，我正在杭州机场准备返京，突然接到朋友爆料，说一个叫王鹏的因举报被刑拘，涉嫌罪名是“诽谤”。

回到北京，我开始采访，12月1日，特别报道刊发报道《一青年举报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被刑拘  律师质疑：吴忠警方办案是依据领导指示，还是公安部的规定？》。

将近年底，终于抓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新闻，我们都很兴奋，铁桥、来扬和我在后方，两名驻站记者张鹏、蒋昕捷在前方报道这一事件，12月1日起连续3天做了3个整版。

记得晚上在办公室赶稿时，吴湘韩看我们热火朝天的样子，用难懂的新化话说：“你们这些人，跟打了鸡血一样！”

这样的情景，在特报并不多见。常见的是，半夜12点了，记者的稿子还没来，我们急得要死，但又不能频繁地催促，记者本来时间就紧，再接电话更没时间赶稿了。

毙稿更是常见的事儿。记得有一次夜班，晚上9点多收到了记者来稿，顺利编完，心想今天可以早点儿回家了。突然值班领导推门进来问：“今天是ＸＸ的稿子吗？”我说：“是。”领导说：“那个稿子不发了。可以回家了。”“啊，版怎么办？”我问。领导说：“这个你不用管了。”

晚稿、毙稿经历多了，感觉自己越来越淡定。如果哪天凌晨一点多结束夜班，心里还会嘀咕：今天不会毙稿吧？

有一次和实习生讨论什么是好稿子，我说，好稿子，不是早上一看，几大门户网站都放在首页，而是翻遍新浪、腾讯，杳无踪影，再看自己的网站，删了。

这当然是笑谈。如今新闻不好做，做记者，还是希望自己的稿子能引起广泛关注的。

记得一本书上说，华盛顿国立气象研究所的墙上有一句话：当我们做对了，没有人会记得；当我们做错了，没有人会忘记。

回首十年，我们报道过官员腐败、司法不公、学术不端等新闻，有的领先其他同行，有的属于被迫跟进。时效有快慢，文本有好坏，但都是努力做好，无愧于心。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报道，虽然有的给领导带来了麻烦，但还好没有受到同行的唾弃。

十年，对一个人来说，还没过儿童期。对于一家媒体来说，已经很老了。

记得领导谈话，说特报要解散时，我着实难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把这一消息发在微信朋友圈，引来很多朋友的关心和垂询。

其实，按改革方案，我们的深度报道并没有取消，也没减少，而是动员全报社力量为特报提供优质内容。

实际上，历经十年，固有的弊端已经显现：选题范围较窄，呈现方式单一。相信通过改革，能有效克服这些问题。

最后一个夜班，难得在凌晨一点前结束。没有丝毫悲伤，我们在301室特别报道的牌子前合影留念。

这里记录了我们的欢笑，更多地留下了我们的焦虑和汗水。很快，这个办公室就要贴上“全媒体协调中心”的牌子。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和过去的自己说声再见。

“调查性报道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清华6教的“深度报道”课上，铁桥说。

我当然不赞同他的论断，我说：过去的图、表，现在的动画、Ｈ５，无非是一种呈现手段，关键是看我们的报道能否提供读者需要的内容，谁会说王和岩的“谷俊山腐败案”系列报道没有读者呢？

是的，对媒体来说，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媒体忙着转型，H5、记者急着跳槽，我们迷茫于到底应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很多问题的答案，也许要等错过以后才会有。

“2015年，有什么变化吗？”有人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