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战场，你的新闻值吗？

　　后藤47年的生命里至少有10年在中东的战场度过。对于死亡他是清醒的，知道自己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的家人，包括那个尚在襁褓的婴儿。从职业角度，他是坚定的、强大的；从亲情角度，他是决绝的，甚至是残忍的——一位妻子痛失爱人，两个幼小的孩子失去父爱。想到这里，许多人会留下泪水，或许还会暗问：那些战地记者们，当你们抛却亲人走上战场，你们值吗？

　　跟许多问题一样，没有也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从有“战地记者”这个行业以来，他们的行为、心态、价值就一直是复杂、冲突、纠结的舆论话题。不要以为他们都是铁石心肠。后藤健二在生命最后几天一直奢望寻回生机，从极端组织发布的视频看，他在祈求解救，他对生命和亲人有着深深的眷恋。

　　还有去年八月被“伊斯兰国”杀害的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在押期间他曾请求一位即将获释的人质为家人捎话。他说：“我还记得和父亲去购物，记着和母亲一起骑车，那些美好的家庭时光和亲友的梦想让我摆脱牢笼的痛苦，快乐汇聚心间……我知道你们在思念我，即使在黑暗中祈祷，我依旧能感受到你们的心跳。”

　　后藤健二和詹姆斯·福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死曾经被舆论关注，但很快会过去，而他们的亲人将在活着的岁月里持久地经受失去家人的折磨。外人绝难与亡者亲人感同身受，我们或许可以猜想，当那些战地记者身陷绝境，他们的亲人一面祈祷，会不会也有困惑：做战地记者，与死亡为伍，你们值吗？

　　战地记者作为职业，最早大约始于英国的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作为《泰晤士报》记者他一生以采访军事新闻著称，他报道过十九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在采访美国南北战争时，他还受到林肯的接见。拉塞尔是公认第一位前往战场采集新闻的记者，在此之前军事新闻由军队提供，公众无法得到真实的战况，从拉塞尔以后，战地记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战地记者。

　　战地记者是离死亡最近的新闻人。据非官方统计，过去一百多年里死在战地的记者接近1000人，尽管二战以来世界进入难得长时间持续的和平时期，但是死于战地记者的数量并无显著的减少。根据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FJ)统计，2014年，在全球的定点清除、炸弹袭击或枪击事件中丧生的记者人数从前一年的105人上升至118人，其中的战地记者有60多人。

　　战地记者是一批特殊的人。他们起码要有很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还须具备丰富的战地报道经验和自我防护能力。在记者安全方面，尽管存有保护记者的国际条例和行为规范，但很多时候形同虚设，更何况枪弹不长眼睛。近年来，当许多战争的交战方不再是主权国家，比如“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战地记者面临更大危险，不仅得不到正当的保护，甚至成为恐怖威吓和“绑架经济学”的猎捕对象，后藤健二和詹姆斯·福利的死亡凸显了当代战地记者生存环境的更趋危恶，而不是相反。

　　作为“另人类”的战地记者，他们并非不怕死亡、没有孤独、不惧痛苦。战地记者埃米耶·派尔二战时随美军出征，他的文章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都是对战争的恐惧。1944年他在诺曼底写道：“这里什么都没有，留下的只有一片狼藉。没有生命的残骸，阳光、花朵和死一般的沉寂。一个人在战后的废墟中走着，可怕的孤独感紧紧包围着你。一切都已死亡——人，机器， 动物。只剩下你孤零零的。”不久，派尔牺牲于枪弹之下。

　　美国作家海明威年轻时参加一次战争，并因此创作出《永别了，武器》、《太阳照常升起》等传世作品。二战期间他以随军记者参战，并创作了《丧钟为谁敲响》等反法西斯主义长篇名著。他是自愿地、决然地冲向沙场，他的文学作品里却那么渴望和平、安宁。海明威不是孤例，反而，细查那些战地记者的内心和情感，人们发现他们往往更有激情，对和平生活更敏感，更渴望爱，更珍视生命。

　　珍视生命，却把生命押上战场，他们究竟要怎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神经精神病学家安东尼·范斯坦曾试图从神经学、心理学上做出解释。他发现，很多战地记者其实并不嗜好战争，反而因战争造成心理和情感的创伤。很多人的家庭、情感是破碎的，很多人回到和平环境竟然无法忍受没有枪炮声的平静。那么，是什么吸引他们去战场？传递真实的战斗？披露残酷的历史？对和平的追求？对人性的关怀？高薪的诱惑？极度自由的吸引？最激烈的生活刺激？是的，这都是原因。但是，代价可能是生命。而且，记者圈里从来都有一个信条：没有什么新闻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人类发展至今，还难以去除战争的低劣，既然战争难以避免，就还会有战地记者。无论他们受到敬仰、赞佩，或是担心、质疑，最不容质疑的一点是，他们从最危险之地传出最接近真实的战争信息。这是战地记者独一无二的价值。如果他们死去，他们值得被记住。生在和平，我们值得记得他们的笑容，那是他们生命最灿烂感人的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