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困新闻”的精神实质

　近年来美国自由作者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大力推介他提出的“解困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缩写为SoJo）理念，“解困新闻”作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理念，值得我国业界和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伯恩斯坦在《纽约时报》以及斯科尔世界论坛（Skoll World Forum）等网站撰写文章，告诉大众为何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解困新闻”，并为此专门创办了一个名为dowser.org（中文为“探矿者”之意）的新闻网，致力于对社会改革的报道，主要关注的是Who is solving what and how（谁正在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他还创办了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解困新闻网络），旨在传播他的理论，试图改变传统媒体对新闻报道的认识，并通过网络影响更多有志于做“解困新闻”的新人。

　　所谓“解困新闻”，是指致力于解决问题而非只是发现问题的新闻报道。如在报道某贫困偏远山区失学儿童时，“解困新闻”报道的落脚点是哪种现有的模式能够降低辍学率，这一模式是如何运行、发挥作用的？

　　“解困新闻”与社会企业家

　　伯恩斯坦所倡导的“解困新闻”又与他提出的另一个概念“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相关联。伯恩斯坦这样定义社会企业家：“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的人。”与商业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是，社会企业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盈利，他们多为社会公益组织的发起者和运营者，在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等领域谋求革新与改善，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暖和美好。例如为印度的流浪儿童创设24小时救援热线的杰鲁，为南非的艾滋病人建立看护网络的霍萨，为巴西的贫苦牧民提供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罗萨等。

　　2004年伯恩斯坦曾参与创办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家论坛，在他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2006年中文版在中国问世）这本著作中，他讲述了许多通过个人努力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如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向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以帮助他们实现个体创业摆脱贫困生活，尤努斯因此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并获得了200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美国的J.B.施莱姆帮助上千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南非的维洛尼卡·霍萨推出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艾滋病人护理模式，并由此引发了南非政府卫生医疗政策的改变……这本书中所介绍的人物都怀有一种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强有力的理想。

　　香港前商业电台策划总监黄伯康于2013年成立了社会企业媒体“言论自由行”(www.hksow.hk)，用以推广和践行“解困新闻”。他对其所倡议的“解困新闻”曾做了如下的举例说明：在每年的风季雨季，新闻媒体便会到上环的店铺和街道，拍摄水淹和财物损失惨重的情况；但传媒真正要着眼的，应是导致上环水道淤塞的因由，偏偏这一层无人有兴趣继续跟进。媒体本身说故事的能力很强，而人们爱看的是有关“情绪”的故事，为了迎合市场便顺理成章去说这类故事。①

　　“解困新闻”在美国

　　其实，“解困新闻”的理念在之前国内外的新闻实践中已见端倪。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自由记者苏珊·贝内施（Susan Benesch）在其1998年发表于《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解困新闻”的兴起》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美国媒体包括提供新闻供稿服务的机构American News Service、电视台、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就已经在做“解困新闻”，如以“寻找解决之道”为口号的American News Service在1996年8月刚开始创办时曾免费供应此类稿件两年，1998年8月开始按每周两篇800～1000字的特写共7.5美元的初始优惠价售卖。1996年8月至1997年9月期间，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ABC News）的《詹宁斯秀》（Jennings Show）每周播出两到三次“解困新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也在1998年开列了一个名为Silver Bullets（直译为“银色子弹”，其引申义为“良方，高招”）的清单，寻求诸如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地雷阵、肥胖、大学生运动员的教育缺失等社会问题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把这个清单上的问题作为年终的封面故事刊发了一篇特写。《美国新闻》（U.S. News）在它的《1997展望》也发布了一个解困的清单，这份清单涵盖了从犯罪到高等院校学费到棒球运动催眠曲式的节奏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其编辑James Fallows认为记者们应该传播什么是正确的，对那些不良的问题应如何改善。他批评社会上大多数新闻记者只是简单直接地记录事物的表面现象，却不去考虑如何为社会问题寻找解决之道。②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秉承的新闻价值观自大众化报纸时期之后，“坏消息才是好新闻”成为其典型注解。趣味性、冲突性成为新闻价值的核心要素，20世纪30年代，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采编主任斯坦利·瓦利克尔即认为新闻建立在三个“W”上，即：women（女人）、wampun（金钱）、wrongdoing（坏事）。这样的新闻价值观使新闻记者在受众的眼中成了所谓的只关注坏消息的“愤世嫉俗者”。③在历届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中，揭露性的负面新闻报道占有绝对优势。故“解困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所奉行的传统新闻价值观的反动和颠覆，但“解困新闻”绝不是吹捧与阿谀奉承式的新闻，不是只停留在报道好人好事的层面上，它有其重视批判性的一面，通过深入的采访解释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挖掘其背景及深层次的原因，而与揭露性报道不同的是，它的终极目的是为某一问题的解决提供行之有效并可推而广之的方案。所以，从发现问题到为所关注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这才是立志于“解困新闻”的新闻人士的职业追求。

　　“解困新闻”与“公共新闻”和民生新闻

　　如果对世纪之交前后的新闻传播的历史进行梳理，会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于美国兴起的声势浩大的“公共新闻”运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解困新闻”理念在其中的渗透。这场新闻改革运动对美国的社会发展和新闻传播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学者是美国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Jay Rosen教授，他被公认为“公共新闻”运动的学术领袖。他认为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观点中就有对于新闻报道要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强调，如“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认为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④

　　从新闻实践的层面来看，“公共新闻”倡导新闻媒体对报道客体的积极介入，主张记者到社会公众中去，发动和组织讨论，进行民意测验，建构公共论坛，力图通过与公众的互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公共新闻”的理念与做法与西方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倡导的“客观公正”、“中立平衡”的新闻传统似乎是不相符的，它的这种做法在美国也曾受到一些批评和抵制。但纵观西方自20世纪以来在新闻传播理论领域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公共新闻”理论及其指导和推动下的新闻实践吸收了上世纪40年代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关于新闻自由和新闻界社会责任的思想遗产，它是美国新闻传播界对社会责任理论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之一McCombs教授也认为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区公共生活的健康发展负有责任”。

　　而国内近十几年来非常红火的民生新闻也或多或少地包含有“解困新闻”的理念。民生新闻最早出现在以社会新闻为主导的都市类报纸和各地的晚报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电视新闻中出现了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关心群众的冷暖痛痒、喜怒哀乐的新闻，但尚未形成规模。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创办后，《1860新闻眼》、《拉呱》等众多此类电视栏目在各级电视台相继开办，“平民视角、民生内容和民本取向”⑤成为这类新闻从业者的最高理念，以为观众服务、帮观众解忧为节目宗旨，关注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注重新闻的实用价值、娱乐价值，一度形成民生新闻的热潮。“民生新闻作为一种新闻样式，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关于新闻体裁的专业性概念，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的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⑥这种价值取向使民生新闻栏目的记者、主持人以“帮主”、“帮办”自称，担当起了调解员、裁判员甚至法官、“救世主”的角色，如帮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讨薪，为购买劣质商品的消费者找商家协调，造成媒体越位现象。这类事件经媒体公开传播被放大，以致有的受众有了“有事找媒体，帮忙找记者”的心理，媒体疲于应付此类性质相似的新闻线索。这也使得民生新闻在一派喧嚣的娱乐化背后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引起了社会的批评和业界学界的反思。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市场的诱惑，新闻与娱乐的界限已经模糊，新闻有堕落到以媚俗与消费主义为指征的通俗文化领域的危险，“日益失去符合专业主义原则的新闻话语所应当具有的理性和批判精神”。⑦目前，如何改进和提升处于困境中的民生新闻已成为各家新闻媒体的当务之急，西方“公共新闻”和“解困新闻”中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解困新闻”与正能量传播

　　从根本上来说，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方式和组织信息流通的手段，是基于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在新闻业发展的历史流变中，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制度和媒介属性如何，都会有一个永恒的追求贯穿其中，那就是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既是新闻人的职业追求，也是社会公众对新闻人的期盼，同时也是新闻业发展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所以，传播学者陈卫星这样断言：“有关新闻传播的学术史告诉我们，在历史上能够被沉淀下来的有关学术思维都是和当时所思考的传媒的使命、责任及其功能相关的。”⑧

　　而“解困新闻”坚守媒体的职责和使命，以更理性的态度，更强调新闻报道的功能和效果，它远离媒体商业和经济效益的追求，而专注于一个目标——于社会有益、以正能量传播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正如《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首任“解困新闻”的编辑Karen Lin Clark所说：“我的任务是提供希望……除了提供信息还要给予帮助和希望。”⑨而在开始做“解困新闻”特写之前，这家报纸所写的新闻故事关注的是少年吸毒者的数目及拿枪攻击他人的孩子的数目，而很少涉及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及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解困新闻学的目标，是要替饱受各项问题困扰的芸芸众生带来希望和帮助，但采访内容不是权贵的美言祝福和空泛期望，而是根据事实和经历，报道有助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真人真事。也只有实事的报道而非空泛的宏论，更能说明问题症结、改革措施及阻力所在，从而鼓动人心，引导社会。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从以上对“解困新闻”的精神实质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理念追求与我国当前在思想文化战线所倡导的“实现中国梦、传递正能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社会改革转型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如影随形。在当前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新闻传播中不缺少信息，缺少的是为一些正困扰人们生活的社会问题和痼疾提供解决方案的新闻报道。正能量是推动社会不断前进最好的助燃剂，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制度，都需要榜样的力量。典型报道长期以来是我国新闻宣传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新闻媒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的重要手段，我们的新闻媒体应大力报道致力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开拓创新并做出贡献的社会企业家的先进典型和事迹，彰显其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当然，暴露问题的负面或批评性报道能够给人以警示，能够让一些错误和偏差得以曝光，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解困新闻”可以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让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

　　注释：

　　①黄英琪：《社企媒体“言论自由行”：为新闻找答案》，http://column.etnet.com.cn/column-list-EtnetcolB220/21498.htm

　　②Susan Benesch, “The rise of Solutions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Apr98, Vol. 36 Issue 6, p36～39.

　　③Many readers …and conclude that journalists are just misanthropes.见Susan Benesch, “The rise of Solutions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Apr98, Vol. 36 Issue 6, p36～39.

　　④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与现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1期

　　⑤谢勤亮：《用平民意识来做我们的新闻——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电视传媒中心副总裁景志刚访谈》，选自朱羽君 高传志：《中国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心态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⑥滨州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殷炳明：《关于民生新闻的思考》，http://www.bzcm.net/node/2009-11/06/content_21402.htm

　　⑦潘忠党 陆晔：《成名的想象》，《新闻学研究》，2002年，总第71期

　　⑧陈卫星：《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媒介学思考》，《青年记者》，2014年6月上

　　⑨“My task is to provide hope …not only information but help and hope.”Susan Benesch, “The rise of Solutions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Apr98, Vol. 36 Issue 6, p36-39.

　　⑩黄英琪：《社企媒体“言论自由行”：为新闻找答案》，http://column.etnet.com.cn/column-list-EtnetcolB220/21498.htm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