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人治”矮化“法治”为哪般？

12月6日，在环球时报社的2015年会上，中国社科院学者房宁发言认为，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好比汽车大还是司机大。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

房宁的言论一出，即掀起轩然大波。有欣赏其高见的，但更多的声音是批评：“中国社科院，年度之最！”“要是法治是党治、人治，那就是说，苏联是模范，皇帝同志们的人治，才是榜样。现代史都要改成‘房宁’史了。”“‘人治’在80年代是‘惨痛教训’，因为当时执政诸公深受毛式‘人治’的戕害，伤痛在身；才过30年，‘人治’垃圾又成宝贝了。确实，谁在台上，谁都会偏爱权贵式人治。”

第一个宪法日刚过，在“依法治国”已经升级成“依宪治国”的今天，法治符合当今世界的政治审美标准。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缺乏学术涵养的人站出来美化人治、矮化法治，不足为奇。堂堂的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公然给人治唱赞歌，并轻度诽谤法治，虽然这是其学术自由的体现，他也有这样的言论自由权利，怎奈像这种违背常识、缺乏学术道德的言论，除了出格和雷人，貌似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

人们更想知道的是，缘何在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成为全国共识之时，房宁们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这类刺耳的言论呢？其实，只要读过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小说评价的人就知道，巴尔扎克虽然认识到贵族制度的衰落不可避免，他的小说也曾无情地讽刺过贵族制度的腐朽，出身决定了他还是对这种制度有点含情脉脉。今天，虽然人治的危害众所周知，要想让所有的人放弃对人治的赞美还有点难度，因为人有怀旧情结。以房宁为代表的学者，当属于这样的群体。他们很清楚人治的落伍和腐朽，但为了个人能受到社会的关注，甚至进而幻想高层也和自己有类似的怀旧情结，有意用出格的言论吸引舆论的眼球。这样的学术投机行为在中国屡见不鲜，暂时投机对的有之，并短暂地得到回报，如给重庆模式唱赞歌的专家学者。靠出格的言论投机，虽可能获得一时的名利，怎奈这是在透支个人的信用，也是在挑衅公众的智商。这样的言论，最终能保温许久的，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因为，“当今的信息社会，人治显然要被淘汰掉，因为这个社会一切飞速发展，瞬息万变，没有规则和轨道肯定要到处撞车”。

美化过时的、腐朽的、害人的东西，矮化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能自圆其说真的很难。作为学者，若非有高超的学术水平，具备所谓的“化腐朽为神奇”之魔力，最好不要贸然和社会发展趋势对立。可惜房宁先生的学术修行还欠缺许多，人大的张鸣教授公开鄙视其学术水平，李剑芒则把这个“房氏理论”解剖得更彻底：“房宁偷梁换柱，自己给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法治、人治定义。法治不是‘规范性的治理’，而是权力受法律制约。人治不是‘经验性的治理’，而是权力不受控制。法律是笼子，权力在笼子内运作叫法治，权力突破了笼子叫人治。人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魔鬼。”

言论自由是权利，但言论要有个伦理的底线。跌破底线的言论，注定会成为舆论的跳梁小丑。遗憾的是，房宁先生并不孤单，这个时代敢于挑战常识和伦理底线的学者，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中国的法治之路，注定要曲折和艰辛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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