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政治传播网络的构建

　　战时日本政治传播体系的构建表现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上层建筑的高度组织性；二是基层媒体的广泛参与性。两者互相配合、互相交叉，自上而下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传播网络。

　　日本政治传播网络的组织建设

　　上层建筑对传播网络的逐步强化与完善，主要表现在政治体制的高压态势和经济要素的遏制政策：在政治制度上，主要是通过完善统制机构和统制法令实施一元化的统制；在经济制约上，则是牢牢控制了印刷纸张的配额，致使报界丧失了自主自立，成为“总力战体制”的重要一环。

　　1.强化言论统制法规建设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政府强化了对已有言论统制法规的扩充和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对言论统制实行了有组织的、系统化的、全面的改造。1933年3月，众议院通过了“关于思想对策的决议”，并于同年4月设立直属内阁的思想对策协议会，相继制定了“关于教育宗教的具体方策案”、“思想善导方策具体案”、“思想取缔方策具体案”等法令。这些法令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第一，对现有的个别法令中所呈现出来的不够完善的地方加以系统化的改造；第二，改变事后取缔的做法，强调建立事前预防性的对策。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政府强化、扩充了现有的统制立法，大力镇压与侵略战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唱反调的思想、言论，试图将其连根拔除。日本政府依然不满于此，认为从道义、法律、行政等方面对报纸进行控制的做法存在一定局限性，而“报纸的本质是以销售为第一要义的商品”，因此“报纸对策的根本在于压制报纸的营业”。①其具体方法有二：一为控制印刷纸张的供给，设置“新闻用纸管理委员会”，对各报社的印刷纸张消费量进行限制；二为对作为报社主要经济来源的广告进行干预，以实现对报纸的有效控制。至此，政府或以赤裸裸的行政命令，或利用其经济资源“确保了政府拥有对中央有实力的报社的经营及编辑两方面的发言权”，给言论自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从其主要做法来看，政治强压、经济遏制的双重手段在这段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可视为战前传统言论统制方法的继续和延伸。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政府的言论统制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消极的“言论统制”变为积极的“言论诱导”。1941年12月8日，内阁制定了“对日英美战争的情报宣传方策大纲”，要求各报“同军人作战遥相呼应，对内外局势进行指导”，从而将报界等舆论工具视为完成战争不可或缺的战斗工具。

　　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在此背景下，情报局前后三次发布“现阶段舆论指导方针”，宣称对那些“动摇国体信仰、阻碍战争发展的恶性言论进行严厉取缔”。1945年1月，又通过了“大东亚战争现阶段的舆论指导方针”，要求舆论对内要“阐明战争目的，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并号召国民克服空袭下的生活困难，积极协助政府的战时政策；对外则要对被占领区人民开展宣抚工作，协助政府推行皇民化政策。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制定的舆论政策把鼓舞士气作为重点，并极力为侵略战争寻找“正义”的借口，宣称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大东亚人民，从而迷惑国民，驱使他们为侵略战争服务。

　　2.完善言论统制机构

　　为更好地加强对全国报刊的统制和利用，日本政府不断完善言论统制机构，扩大其规模。战时言论统制机构主要有以政府为主导的情报局以及以军部为主导的大本营报道部。

　　以政府为主导的情报部门——情报局是由情报委员会演变而来的。1932年9月，政府在外务省设置了以外务省情报部长为干事长的非正式组织——情报委员会，主要负责宣传舆论的监管和调控。1936年7月，内阁会议决定充实情报组织，成立了直属内阁总理的内阁情报委员会。它不仅是情报统制的政策立案机构，也是情报统制政策的实施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负责联络调整与各厅情报相关的重要事务”。②1937年9月，内阁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从联络调整的媒介一跃升格为具有独自管理权限的国家情报机构，对报纸及杂志进行积极的“内部指导”。根据战局的发展，内阁情报部于1940年12月又升格为内阁情报局，其职权范围得以强化，它将原属递信省、外务省情报部、内务省警保局以及陆海军情报部的职责集于一身，实现了一元化的集权统治，成为战时国策宣传和对外思想战的最高统治机构。它凌驾于各有关宣传部门之上，使政府的言论统制更加体系化、细致化和有组织化。

　　大本营陆海军报道部是战时日本军事统帅机构——大本营设立的舆论统制部门，主要通过定期召集报纸杂志的负责人召开“恳谈会”的方式左右舆论方向，此外还同陆军省报道部、海军省军务局、内阁情报部以及外务省情报部等部门进行协调，制定并实施对内对外宣传报道计划，发布战况以及日本军部的声明，即所谓的“大本营发表”。据统计，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到日本战败的45个月内，大本营共计发表通稿846次，再加上陆海军发布的“基地特电”，大本营平均每天发布消息达2次。③

　　应该指出的是，大本营陆海军报道部同上述的陆军省报道部、海军省军务局以及外务省等情报部门均独立于内阁情报局体制之外，独立行使其对报纸等大众媒体的统制。在如此众多的言论统治机构的重重控制和管理之下，当时的言论自由很难保证，事实上大多数报纸在如此缜密的控制下惟命是从，不敢有半点越轨行为。

　　日本政治传播网络的基层媒体参与

　　战时日本政治传播网络的广泛参与性主要表现在报界战时体制的确立。报界战时体制的确立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1.调整报道机制

　　为适应战时体制，避免出现与军部论调不一致的“误报”，各报社纷纷进行机构调整，设置了由主笔、总编以及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编辑会议，负责制定报社的编辑方针，以保证能够按照政府的言论政策进行报道。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政府以“收集正确情报，粉碎谣言宣传”④为由，派特高人员进驻各报社，各报社相时而动，对内部机构进行了相应改革。《东京日日新闻》在开战当日召开会议，对编辑部进行了调整，新设审查部，负责在稿件提交各有关部门进行审查之前进行自我审查，以防出现与军部大本营报道不符的内容。而《朝日新闻》则强化了报道阵容，以加强对战况的报道力度。同时在东京总社设立编辑总局，实现了东京、大阪、西部三社编辑的一体化。在重重审查之下，各报社与政府的论调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2.自我规制追随军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报界开始对军部的言论发表支持论调，并鼓吹所谓的“爱国精神”，走上了自我规制的道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首相近卫文麿向日本国内媒体寻求舆论支持，同盟社长岩永裕吉当即表示舆论界将“举国一致支持政府的方针”，此后报界便掀起了“膺惩暴戾支那”的高潮。1942年日本新闻会成立后，为完成“报纸作为国家国民公器”的历史使命，各报社根据新闻会制定的报社统制政策，或同其他报社进行合并，如《读卖新闻》与《报知新闻》合并为《读卖报知》等；或对各分支机构进行合并，如《朝日新闻》将位于名古屋的中部本社的报纸印刷发行业务全部合并到大阪本社中，造成了报纸数量的剧减，也方便了政府对报纸的控制和利用。

　　3.为思想战摇旗呐喊

　　全面战争爆发后，报界开始配合政府开展宣传，对形成举国一致的国民舆论起了重要作用。《报知新闻》提出“将人、物和精神全部动员起来”的主张，要求日本无论面临何种困境，“都不能丧失根本的传统精神，即‘日本立足于正义人道，目标是实现东洋的和平，将皇道散布于世界’”。⑤大阪朝日新闻社业务局长刀祢馆正雄发文呼吁国民“一亿一心”，称报纸必须“真正支持国策、指明国民前进方向”。⑥每日新闻社顾问上田正二郎则鼓吹“油墨是汽油，笔是枪剑，新闻人的战争是版面。一定要把整个报纸的版面化作战场，争取胜利，不能失败”。⑦

　　太平洋战争时期，各报还对报界进行了重新定位。《朝日新闻社报》认为报纸在战时体制下的最大使命是“激发国民士气，掀起国民对英美的敌忾心理”。⑧与之相对应，报社记者也被赋予了“报道战士”的身份，成为战争宣传的载体。《读卖新闻》也对战时体制下日本舆论的作用作了分析。该报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最重要的就是要“强化一亿国民的团结”，而“达成国内一致的有力武器则是决战下言论报道的指导”。对于言论报道的具体方针，该报认为原则上要做到“上情下达”，“彻底让国民周知政府意图”，同时要“通过旺盛润达的言论报道昂扬国论，振作国民士气，对大东亚共荣圈、中立国以及敌国人民进行彻底宣传”。⑨

　　战时日本政府话语权的构建是政治网络的构建和政治传播的结果，而政治网络的构建和政治传播的实施又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政府话语权的构建。在这个矛盾统一体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和作为基层组织的媒体又是缺一不可的，二者构成的传播网络不但保障了政治传播的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政治传播的原则、性质和效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项目编号：11FSS009）】

　　注释：

　　①【日】本三夫：《侵略战争与报纸》[M]，新日本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页

　　②【日】内川芳美：《现代史史料·40·大众传媒统制（一）》[M]，美铃书房，1991年版，第642页

　　③【日】富永谦吾：《大本营发表的真相史》[M]，自由国民社，1971年版，第12页

　　④【日】前坂俊之：《太平洋战争与报界》[M]，讲谈社，2007年版，第386页

　　⑤《报知新闻》[N]，1937年9月2日

　　⑥【日】山中恒：《报纸去美化战争吧！——战时国家情报机构史》[M]，小学馆，2001年版，第15～16页

　　⑦【日】上田正二郎：《今后的报纸——战时报纸与读者的心理准备》[M]，综文社，1943年版，第3～4页

　　⑧《朝日新闻社报》[N]，1943年1月10日

　　⑨《读卖新闻》[N]，1943年2月17日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日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