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应杜绝日丹诺夫主义

稍微读点的书都会发现：不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在原创理论方面的贡献实在不多。这种状况，当代尤为严重。不是我们没有庞大的社会研究机构，不是我们没有可观的研究基金，不是我们缺乏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而在于有灵性、富于个性色彩研究的事务，被套用了神学的枷锁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一方面要求学术研究按照既定的步法跳舞，一方面希望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准。结果，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看看诺贝尔奖对我们的青睐程度，就知道这种学术管理的弊端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赵胜轩表示：“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中国社科院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政治纪律作为首要考核因素，在课题立项、职称评聘、干部选拔、成果评奖、经费资助等日常管理中，严格实行政治责任考核一票否决制。”（《人民日报》7月10日报道）

常言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学术管理，把研究和宣传混为一谈，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纪律，这样的管理思维模式，显然是日丹诺夫主义的翻版。日丹诺夫是前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他有个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著名公式：唯物主义＝正确＝革命，唯心主义＝错误＝反动。在民智已开的时代，意识形态差别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日丹诺夫主义早已没了市场，多方面的国际化才是大势所趋。社会科学研究虽有地域性和历史继承性，但不该成为束缚学者的紧箍咒。如果抹杀了学术研究和政治宣传的区别，用政治纪律管理学术研究，相信这样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被预期出来，因为按要求定做观点、定做答案就足够了。问题在于，如果学术研究真的这么简单，管理部门又何必投入那么多资金和人力，何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遍地开花呢？

日丹诺夫在得意的年代，他的名字被当作城市的名字，他的模样被塑成雕塑展出。随着日丹诺夫主义主义的破产，一切都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唯物主义等同于真理的金科玉律同样也成了笑话。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日丹诺夫主义被历史所抛弃，就在于其机械性，在于用权力的大棒苛求学术研究必须按照自己规定的方向前行。这种思潮让社会科学研究过多沾染了教条化、庸俗化和宗派性倾向的色彩。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能汲取日丹诺夫的悲剧，给学术研究戴上意识形态的眼镜，把自己认同的价值观等同于真理，学术就失去了研究的本义，沦为“解释学”，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了。

学术研究应警惕日丹诺夫主义卷土重来，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秉承休谟把“是”与“应该”严格划分的传统，尊重每个学者的独立研究，让学者称为学术研究的主人而不是打工仔。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不能和日丹诺夫主义说再见，我们的后代在读书的时候，怕是仍然难以从自己的先辈那里汲取到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营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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