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通奸算不算腐败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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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查处官员腐败，官员的权色交易是打击的重点，而如今，反腐出现了新的动向。就在昨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等7人涉腐败案件。其中，除一女性官员外，6名男性官员有5人在被通报时使用了“与他人通奸”的表述。

“通奸”，一般泛指有配偶者与第三者出于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也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来界定，在风气渐开的当下，被很多人视为“那都不是事儿”的“一夜情”、“约炮”等等行为，其实都是“通奸”。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通奸”这个词或许还有市场。随着法治社会的到来，“通奸”因涉及公民个人的隐私、因涉及意志的自愿，很快就隐退“汉语江湖”，以至于很少有人使用这个词了。现在，中纪委通报官员腐败案件，一次性批量使用“通奸”这个词，未免让不少感到既陌生又刺耳。

或许因此会有人追问：没有利益交易的通奸，该不该被当作官员腐败的罪证呢？如果官员通奸算犯罪，普通民众的自愿性关系，又该如何治罪？如果同样的行为，官员和民众一个犯罪一个无罪，会不会造成法律的紊乱？

我们不妨来看看法律对通奸行为处罚的历史演变。在中国，通奸古称“和奸”。这种行为不但是犯罪，而且是极端严重的犯罪。譬如：

《尚书》记载：“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

春秋时代，魏国法律规定“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

秦朝的刑法中，“私通”被定以极刑，且可“人人得以诛之”。

汉代法律规定，“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这是第一次将官员和普通百姓通奸分开处罚。

《唐律疏议》记载：“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

大宋法典《宋刑统》中对此有明文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

元、明时代，对通奸的处罚在不断加码。清朝的法律将维持明代的处罚标准。

民国时期，刑法中还保留通奸的罪名。新中国的刑法，考虑到公民权利的原因，只规定了重婚罪和破坏军婚罪，取消了通奸罪。

（图为中国古代对犯了通奸罪的女性的惩罚）

而在西方，不少国家也曾对通奸罪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例如：

1910年《美国联邦刑法典》第五百一十六条规定：任何人犯通奸罪处三年以下徒刑。已婚妇女与未婚男子相奸者，男女双方均构成通奸罪。已婚男子与未婚女子相奸者，男子犯通奸罪。

1968年《意大利刑法》第五百六十条不仅规定了通奸罪，还特别规定了丈夫蓄妾罪。

1971年《西班牙刑法》专有“通奸罪”一章，规定极为详细，通奸男女均处短期徒刑六个月至六年。

前《罗马尼亚刑法》第三百零四条规定：“已婚者实施非婚姻范围之性交者，处一个月至六个月监禁。”

（现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还保留着对通奸者施以残忍的石刑）

古今中外的法律条文告诉我们，通奸若被治罪，首先要有法可依。无法可依的处罚，难免会造成法治秩序的紊乱。以“通奸”为例，这个词的贬义色彩过于浓厚，才给人以十恶不赦的罪恶感。问题在于，人的情感不是一成不变的，婚姻的幸福与否，已经不是一部婚姻法可以包办了的。这样，该如何评判无金钱关系的婚外性行为，衡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虽然官员的社会身份特殊，但约束官员应该用法律而不是用纪律。如果把纪律和法律混为一谈，或者用纪律取代法律，甚至将内部的纪律凌驾于法律之上，怕是难以服众吧？

惩治腐败，是以考量官员的所作所为是否危害了社会为前提，还是违背良俗规则为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反腐败能否深得民心。良俗是道德的理想境界，反腐败立足的是法律的底线。在法律底线和道德天花板之间如何自由裁量，希望我们的纪检监察部门能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的法律尽快完善配套，让官员知道该如何行事，让民众知道反腐败的理性依据，法律依据。这也是反腐由运动式，向法制化、常态化转变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