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投毒者吁求免死注定自取其辱

　　言说的权利，通常被视作人的自然权利。言说虽然自由，但言说必有对与错、得体与不得体之别。错误的言论虽不受欢迎，但不能剥夺错误言论发表的权利和机会，因为错误言论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让人们看清楚某种错误言论的荒谬之处，进而让人们珍惜正确观点的社会意义。抽象地谈论错误言论的积极作用容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类言论的时候，相信我们的感受不会有太多的愉悦。

　　2月18日，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复旦177名学生签署请求信，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立即执行。受害者黄洋的父亲不接受请求信的内容。（《京华时报》5月8日报道）

　　复旦投毒案震惊全国，作为准高级知识分子，因为一点摩擦就对室友痛下杀手，夺其性命。这样的杀人行为，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在保留死刑的国度里，也凶手不能证明自己杀人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偿命就成了必然。奇怪的是，对于法院的一身判决，少数复旦学生居然联名吁求宽恕凶手，甚至以愿意代为死者父母尽孝作为免死凶手的理由。从言说权利的角度看，这177名学生有发出请求的权利。所以，我们不能借口这样的请求有失偏颇而禁止他们发表看法、表达吁求的权利。与此同时，肯定一项权利，并不等于赞成这种权利的内容。如果无法推翻林森浩故意杀人的事实，纵然吁求者再喜欢自己的这个同学，法院也很难因为少数人的吁求而亵渎法律。这是因为，“投毒属于重大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西方属于一级谋杀，当然要重判，看本案几无减刑可能，法律不是没有同情心，而是治法必严”。（网友观点）

　　这个新闻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吁求，而是为什么明知罔顾法律条文、罔顾情理，却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出离谱请求？我国刑法保留了死刑，法院判处杀人者死刑，属于依法作出裁决；吁求者没有颠覆判决的事实依据，仅凭一方的情感因素，联名向法院上书，希望改判，假若吁求者学识有限，法律常识匮乏，倒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吁求者是名校的在校生，甚至是研究生，以这些人所接受的教育，不该作出与其身份明显不符的事情。吁求法院改判，也许满足了他们个人的愿望，但却置受害者的家人感情于不顾。如果受害的是这177名学生中的任何一个人，他还会支持这些吁求者的请求吗？何况，有些错误有补救措施，有些错误无法补救。所谓的代为尽孝说，很可能是这些吁求者想当然的说法或一时的冲动。真让他们伺候被害人父母若干年，有法兑现吗？正如网友所说：“这177个人真是自以为是，往受害者家属心上捅刀子。”“披着圣母的外衣，做着残忍的事情，同时对受害人家属造成舆论层面的二次伤害。”

　　违背法律，背弃常识，为一己之私希望法院亵渎法律、改变判决的念头可以有，只是这样的念头不该变成行为，否则就近乎闹剧了。闹剧的东西，闹剧的始作俑者注定是在自取其辱。复旦这177名联盟吁求的学生，以及幕后指导这些学生写请求信的那位教授，应该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结果是自取其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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