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兼听造就了“后遗症工程”

    俗话说，世上没有后悔药。现在科技虽然发达了，好像仍不具备发明后悔药的可能。明知世上没有后悔药，却挡不住人们制造后悔事情的热情。让个人后悔的事情已经够尴尬了，让社会后悔的工程项目，多半隐患多多，我们不妨把这样的工程叫做“后遗症工程”。普通的建筑工程存在后遗症，并不奇怪。那些国家级建设项目如果变成了“后遗症工程”，危害就大了。举个例子，当初鸟巢设计的图纸有个顶盖，因某院士上书领导，觉得那是浪费，反正奥运开幕式是在晚上召开，就取消了这个顶盖，结果，后来为弥补缺乏顶盖所花费的钱，远远超过了取消顶盖所节约的钱。即便如此，“后遗症工程”依然遗留着后遗症。

　　前些天，三峡大坝所在地发生了两次4级以上地震，公众担忧三峡大坝会因此受到影响。按照湖北地震专家的说法，地震没有对三峡大坝造成危害。但愿这次地震专家的结论靠谱。但是，公众对三峡工程的诸多议论，如果说以前还是无稽之谈的话，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要求妥善处理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外承认三峡工程对生态、地质环境以及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构成威胁。相反，当初论证三峡工程的积极作用，比如防洪、发电等也许是真的，但防洪的作用被夸大，同时还忽略了三峡工程造成的地质灾害以及对气象环境的改变这些隐患。

　　尽管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工程，但“后遗症工程”无疑是弊大于利的工程。现在，虽不说三峡大坝就是后遗症工程，但这项工程所带来的危害正在逐渐浮出水面。由此我们想问的是，后遗症工程究竟是如何炼成的。人造的工程，通常要经过、论证、设计、修改再施工等程序。重大项目的论证更为严谨和繁琐。那么，在三峡工程论证之时，是不是就没有反对的声音呢？在1985年3月的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以周培源、李锐等许多政协委员强烈反对这项工程，167位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1992年11月14日，黄万里曾就三峡工程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认为若坚持上马三峡工程，终将被迫炸掉。也许黄老先生的观点过于悲观，我们也希望黄老先生的预言不要实现。但是，哪一个后遗症工程不是事先没有反对的声音，只是反对的声音没被当回事，最终等木已成舟后才变得后悔起来。假设我们的决策部门能够事先兼听各种声音，重大项目遇到有多数反对声音，决策部门真正尊重这些反对意见，还会有这么的后遗症工程吗？相反，拒绝兼听，后遗症工程才此起彼伏。所以说，别怪世上没有后悔药，只不过总有不爱吃后悔药的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