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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的“钱学森之问”,经原总理披露后国人皆知。当代中国出不了顶尖级人才的困惑,在其它领域是否同样存在,是否有类似的“×××之问”呢?
文化部长蔡武称经常面对“我们的文化界为什么不出大师”的质问。他认为,杰出人才涌现很重要的一条,是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政府的评奖要压缩到最低限度。同时要积极推动国家文化荣誉制度尽快出台,标准定好了,观念转变了,文化艺术的大师就在眼前。”(《京华时报》3月24日) 尽管我们从不缺自封的“大师”,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并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化界有真正的大师。大师匮乏,作为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这次可谓把准了脉搏:权力干预。只是他没有回答权力为什么要干预文化。在我看来,想象中的“文化安全幻影”,让行政主管部门缺乏对文化市场的正确认识,莫名的不安全感时刻笼罩心头,促使其喜欢以外行管理内行,把文化当作橡皮泥,或者是皮影戏,自己站在幕后操作,文人在前台演唱而已。 对文化生产、传播的不安全感,让行政主管部门患上了“文化近视眼”,最终不得不戴上“意识形态的眼镜”。意识形态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本来是虚假现实的反映。在我们这里,意识形态变成了官方意志的代名词。只要不符合官方意志的,都被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进而变成有毒、反动的东西。越是没有安全感,越是渴望安全。为所谓的文化安全起见,刻意倡导主旋律。至于文化有没有主旋律,什么样的旋律是主流的,最终变成了符合官方审美标准的旋律唯一入选。安全幻影笼罩下的文化生产,就这样变成了政治幻影的附庸。为消除不安全感造成的恐惧,文化部门开始用评奖来制定文化标准。文化的标准一旦被确立,符合主旋律标准的文化生产才有市场,文化规律则退居次要位置。这样,我们从来不缺少文化大奖,只可惜这样的“标准”缺乏既民意也缺乏国际认可度,最终变成了自娱自乐的游戏。 单靠评奖并不能消除文化方面的不安全感。要取得安全感,主管部门实行变相的文化审查制,给文化颁发准生证,给文化产品上“户口”,让文化戴上了无形的重重枷锁。这样一来,许多文化产品从出生到传播,其“一生”都不得逾规矩。可想而知,这样的文化无论形式上多么花哨,也不过是一种“皮影文化”,只需按照他人规定的调子尽情歌唱就行。 文化要变成“皮影戏”,还要给文化生产者戴上思想的枷锁才行。从文化生产者的个人职称评奖评定、到他们的各项荣誉,用利益捆绑的方式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样,管理部门再也不怕文化会给自己造成某种恐慌,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已经在思想上失去了自己的想象力,失去了无忧无虑创造的空间。当文化从业者受到了束缚,文化管理部门的安全感才油然而生。当然,这样的文化,自然以数量的繁荣而呈现在世人面前,只不过没多少国际竞争力,没太大的竞争力罢了。 认识到文化贫困的原因固然很好,不砸掉形形色色的文化枷锁照样无济于事。这一点,不知蔡武部长能有多少具体的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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