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有点“时过境不迁”的精神

  《易经》的伟大，在于强调变与不变的辩证精神。变与不变，需因地因时因事而定，该变不变或者不该变而改变，与事物发展规律相抵触，最终将为此付出代价。在改革成为时代语境之下，"变"的重要性可能被片面强调了，以至于传统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容易被视作"僵化"，对它们不改造一番，好像就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违背似的。教育业也不例外。以语言教育为例，在国际化程度不高的时代，国语教育占据龙头老大地位，及至改革开放，人们突然发现外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工具意义，于是外语教育成为时尚。对人们而言，语言意味着机会，多掌握几门外语，就等于给自己的未来事业储备了更多的机会。只是过分强调一种语言的重要，语言的天平难免失衡。

　　在外语刚刚在高考中的比重有所降低，舆论持肯定态度的时候，最近报道却聚焦到了被称为"高四语文"的大学语文身上，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取消《大学汉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一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果说以前"保卫汉语"还只是少数学者的倡导，伴随着这个事件，"挺汉派"终于找到了为汉语教育摇旗呐喊的证据。

　　教育活动不会也不能一成不变，并且要适应时代的需求，这早已成为共识。变化的最佳状态是循序渐进，忌讳突变。纵观我们的教育事业，有时变化的步伐太快，有时改革被异化成"革命"，丢掉了传统教育的精华。这样的转陡弯式的改革，不出现后遗症反倒不大正常。以母语教育为例，大中小学对汉语的教学重视程度、学生对母语的学习投入明显低于先前。由此造成的尴尬是，一些英语成绩不错的学生，甚至英语教师，让其翻译点汉语，他们显得比较难为情。究其原因，在于母语功底欠缺，对母语理解有难度，理解不到位，翻译成外语自然不大容易。

　　而反观民国时期的一些学人，因为先夯实了母语基础，再去读其他领域的书，再去修外语，他们的外语实际运用能力则相对较高。对比民国和现代的一些学者，民国时期中西贯通的学者，汉语表达能力强，外文的表达能力也不逊色；今天的学者，基本的外语阅读和表达能力虽然说得过去，但因母语素养不够深厚，影响了他们中国学术文化的对外传播。至于多少人，更是汉语水平差、英语水平也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不够，而在于教学的方法和学习兴趣的偏颇。无论中外，但凡卓越人物辈出的时代，与其国语教育的科学有一定关系。以语言课为例，重视文法、逻辑和修辞三个部分，可以让学生对一门语言（包括母语）的掌握较为全面，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也颇有促进。现在，一些研究生学历的人对母语掌握得还很不够，文字语病百出，这绝非危言耸听，与我们今天的汉语教学偏重意义和人物形象分析有关。民国的汉语教育，恰恰重视了文法、逻辑与修辞的兼备，成就了一个时代的人。

　　今天，我们可以喊着要保卫汉语，喊着力挺汉语，至于如何保卫汉语，如何力挺汉语，显然不是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课程性质所能改变的。遵循语言教学的规律，多点内在的驱动力，大家能够自觉对自己的母语感兴趣，形成一种良性的语言运用氛围，才是改善国民语言能力的根本。以民国时期为例，那个时代也没有现成的教育模式，一方面人们深知文言文的精华，不想丢弃；另一方面人们又对文言文的口语交际不便所困惑，才有了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较量。需要强调是，白话文的出现目的在于普及文化知识，让普通老百姓看得懂文字。现在，人们重视文言文修养就是补充白话文的不足，但一些人制造的网络语言，则是人为增加语言的交流难度，以让人搞不懂为荣耀，未免偏离了语言的方向，把语言变成了娱乐的方式。

　　语言教育，要尊重规律，不能不加分析强调时过境迁，好像以往的经验全部作废似的。故此，我们的教育不妨有点"时过境不迁"的精神，用扬弃的方式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不是一个时代使用一个时代的"炉灶"。如果是那样无疑是拿一个时代的人在赌博，风险太大，我们的民族承受不起这样的失败。

    （作者：刘海明 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