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伦理困境不该无解

　　　　鲸鱼集体自杀之谜，至今困扰动物学家。动物无法和人类用语言交流，它们为什么会想不开，选择自杀，给我们留下太多的难解之谜。人是社会动物，人可以通过语言描述自己的心理活动。不少选择自杀的人会把寻短见的缘由留给世人。当代社会，自杀的低龄化现象也不容忽视。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没有满足讨要零花钱的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孩子迁怒于人父母，用暴力手段杀害双亲。还有的孩子，因为觉得活着无趣，选择自杀；有的学生因为功课压力选择自杀。每一起类似悲剧事件的发生，都在拷问我们的教育伦理，甚至让整个教育界成为被谴责的对象。最近的类似事件，也不例外。

 

　　“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10月30日，四川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的10岁男孩军军（化名），在课本上留下这句遗言后，从30层高的楼上跳下。事发前，语文老师曾因军军不遵守会场纪律批评了他。1日上午，语文老师见到孩子的遗体后晕了过去。”（《北京青年报》11月2日报道）

　　10岁的孩子，按说经历了三年幼儿园教育、一年学前班教育、两年多的小学教育，在六年多的幼儿园、学校阶段，想必也淘气过，老师们也该批评过他。至于为什么这次老师的批评，竟然让他走上了绝路。罚站，美国小学课堂也有类似的Time-out惩罚性措施，按说并不出格；写检讨，可能是字数多了。二选一的惩罚，这种自选式的惩罚，表明当事老师的做法符合教育伦理，体现了课堂教育的人性化。这个孩子的跳楼，不仅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也给任课老师和学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相信任何一个老师看到这个新闻，都该绷紧神经，思量自己在以后的课堂上，还敢不敢批评学生。一旦再有前赴后继者，自己岂不是千古罪人了吗？

　　人是社会动物，但人是从动物人逐渐过渡到社会动物的。这个过渡期相对漫长，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家长、学校、社会的教育。一个从不受到约束和惩罚的孩子，必然不是一个合法的社会人，因为社会是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个人必须让渡自己的某些自由和权利。遵守课堂纪律和遵守社会规则没有区别，违反了受到警告、惩罚，也是育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实现育人的效果，必须赋予教师相应的权利。具体来说，老师在课堂上享有批评权，对于迟到、早退和干扰课堂秩序的行为，批评学生是老师的职责。相反，对于学生违反纪律不管不问的老师，反而应受到伦理的质问。现在，军军这个孩子“忍受”不了老师的惩罚，选择了自杀。家长的维权、舆论的不满和学校的尴尬，相信会让当事老师感到巨大的恐惧。这种恐惧，会传导给整个教育界。如果片面强调学生的生命权，两权相遇取其重，无疑逼着教师群体放弃自己的批评权。这样，任何一个学生都可能因不愿完成老师的课程要求以死相威胁。对此，网友纷纷假设：“我也不想做作业，写不出，老师叫我做作业，我也好想跳楼；我也做不到。好几次想吞药，可是都缩回来了。化学实验真的很难，老师！”类似的尴尬，笔者也曾遇到过。上学期的新闻评论课，要求学生发表作品。当时也有学生威胁我要跳楼，我没有退缩；好在学生只是威胁的话，没有酿出人命案。现在想想，真的感谢我的学生没有让自己的老师陷入困境，没有因为一点挫折献出自己的生命。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太多的家庭“小皇帝”；家长对孩子不忍心批评；孩子的任性得到强化，孩子的心理过于脆弱，学校教育的风险在增加。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孩子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有很多麻烦，自己必须面对许多困难和挫折，动辄以死相逼，教育机构再不履行教育的义务，中华民族的未来岂能光明？老师能不能、该不该批评学生，教育的这个伦理困境问题，不该继续无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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