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慎言举国体制

  在举重比赛中，纵然再有名的大力士，能举起的杠铃重量总有个上限。超过这个临界点，大力士犹如强弩之末，难有作为。创造性的智力劳动，也是如此。对于全国性的科技创新工作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

  6月1日，我国公布了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部署，其中，重新强调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拟实现16个重大项目突破，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分析人士指出，这有助于中国集中优势资源攻克重大科研项目，无疑将加快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的步伐。（新华社6月2日报道）

  不可否认，举国体制在特殊时期、特殊领域、特殊情况下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不论是重大科技攻关还是重大突发自然灾难的救援，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毋庸置疑。我国选取16个重大科技项目，计划在这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该决策并无不妥。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认为举国体制可以适用于整个科技领域，甚至说该体制具有某种普世性质，因为美国的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日本在第五代计算机、电动汽车等方面叶曾采取过“举国体制”，这就值得商榷了。

  缺陷也具有美学价值，真正的完美不仅不存在，而且也失去了美的意义。对于体制来说，也是这个道理。西方模式自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中国的体制也并非无暇可击。谈论体制，要有具体的语境限制，离开时代背景和现实情况去谈论体制优劣，注定有失偏颇。科学研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科学研究有它的规律，这个规律里既有普遍性的东西，也有特殊性的成分。具体的科研策略，不宜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一个国家的科研体制来说，需要一个主导性质的体制。国家利益的存在，需要有计划性质的科研攻关目标，旨在服务国家战略。同时也不能忘记，国家战略侧重宏观的层面，和民生相关的科研攻关，同样不可忽略。民生科研攻关种类繁多，这需要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这些科研项目看上去分散，块头也不如航天等耀眼，但它们毕竟立足于地上，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以人为本的理念如果没错，服务民生的科学研究和科技攻关就自有其价值。一个国家的科技攻关，在人员、经费和精力方面看似强大，其实还很有限，无法做到事无巨细，因而无法全部推广。这意味着，科研的举国体制，很难作为全国性的体制推广。有网友指出：“举国体制可以造出原子弹，氢单，甚至航母，也有可能造出可以使用的大飞机，但绝对不可能造出能与波音，空客竞争的大飞机。因为前者是不计成本的，后者是与许许多多配套民用 技术有关的。”

  美国和日本也有“举全国之力”攻关的项目，人家并没有强调那是“举国体制”制度优越性的产物，而是具体项目具体对待的产物。我们在这方面强调举国体制，窃以为这是制造概念，并无实质意义。科研坚持市场导向为主、计划导向为辅的道路，似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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