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立法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界限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之所以难断，一是无法可依，二是亲情的困扰。有些家务事，可以通过立法来厘清，如财产方面的纠纷；有些将不能以立法来解决，如孝顺问题。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要“破戒”了。该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常回家看看)。（《新京报》7月1日报道）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洪福。这样的理想，立法者想以法律形式予以保障，这样的出发点很好。问题在于，法律不能包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孝道为例，法律可以规定尽孝的最低标准，可以惩罚那些性质恶劣的行为。至于平常的孝道之事，因为无法指定统一的标准，也不宜以立法形式强行规定。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为子女者应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这样的规定，可能让许多人无意中变成了“违法者”。假若大量“违法者”客观存在，司法机关不能严格执法，尴尬的不是孝道就是法律。所以，这个法律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没有谁想背井离乡，离乡就有孝道难题。现代社会，人员流动成为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在外工作者对老人赡养方式的改变。距离产生美，尽孝的最大问题不在于远距离者之间，恐怕还在于与亲人近距离相邻者那边。见面不等于尽孝，而孝道的程度，可以由当事方自我感觉、邻居相关评价。如果法律干预日常性的孝道事务，显然不具备可操作性。没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只能具有象征意义。

　　将打电话问候和看望次数作为尽孝的强制性规定，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虐待老人，拒不赡养老人，法律能够也必须予以干预。至于日常生活的尽孝事务，那是道德层面的事务，因为不同的老人对子女的理解度不同，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同，只要当事双方能够接受，法律不宜插足此类事务。道德追求精神的满足，道德标准没有强制性，它更多靠舆论（局部的舆论力量同样不可低估）来规范人的行为。如果立法者明白道德也有“法庭”，只不过道德法庭在民间，随时可以惩罚那些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就不至于越俎代庖，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画蛇添足一些字句了。

　　立法要保证质量，立法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知道哪些行为适合于用法律来规范，哪些行为适合于用道德来规范。只有科学区别了行为规范的适宜对象，才不至于闹立法的笑话。公众对常打电话问候和常回家看看老人的法律规定不满，并非中国的孝道出了问题，而在于立法者多管了“闲事”。这样的修订调侃如果事先真正征求过民意，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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