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政绩”造就了“就业名堂”

　　江西某高校规定不交“就业三方协议书”的不允许参加第一轮论文答辩。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699万，大学毕业生创历年之最。因此，2013年也被网民称为“就业最难年”。（《中国青年报》5月27日）

　　每年的毕业季，高校都要啃一回“就业”这块硬骨头。天天看着毕业班的辅导员督促学生交就业协议，学生不满，辅导员也抱怨，老师也牢骚，因为指导的学生一个完不成，要扣50元。虽然从没用不许答辩做要挟，每每看到类似的新闻，网友的评论，困惑总是挥之不去。把就业与毕业钩挂，让协议造假变成一个新的“产业链”，不少毕业生对形形色色的“就业名堂”如数家珍，这样的“年度剧”何时是个尽头，怕是连算命先生心里也没个底。

　　曾经和一位高校领导聊起过就业率注水的事情。在此之前，一直以为是学校自己要求的。不承想，大学对就业率指标的要求，竟然也是奉命行事。上面在电视上喊着不许就业率造假，内部开会时要求各个学校必须完成多少比例的就业率，达不到就以削减招生指标作为惩罚。如此明暗两副面孔，牌坊立了，各类“就业名堂”被发明创造出来。最终只有毕业生才知道自己的就业是真还是假。真的保持沉默，假的到来年在网上揭丑。光再曝，“道”不变做法就不会变。于是，就业难，年年喊，但年年取得“大捷”。“克服”困难，取得骄人“成绩”，“政绩”自然也是连环的，你有我有他也有。当然，没有造假业的鼎力支持，“就业名堂”没了，“连环政绩”也就成了泡影。这样的“多米骨牌效应”，只是不知当今世界几国有？

　　真实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个人是这样，机构也不例外。按照模仿律，模仿无处不在。不过，模仿是下对上、乡村对城市、没文化对有文化的进行模仿。一个社会，弄虚作假成了普遍现象，谴责作假者个人没有错，同时也该反思为什么会造假，造假的成本问题。如果造假是完全自愿，表明是造假者个人的人品问题；如果造假具有外部原因，就有必要追问造假的原因是什么。同时，更要关注官方如何惩治造假行为。所有这些，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社会不能容忍造假。离开这个假设，甚至于从上到下对造假采取默许乃至于奖励的策略，造假自然就成了“政绩”的催化剂，成为“政绩”的得力助手。这样，形形色色的造假名堂就会冒出来了。

　　政府部门的政绩取向，会连环式向下蔓延，最终变成全社会的思维习惯。就连幼儿园的孩子，也会特别在乎一个小红花，因为“小红花”是他们的“功绩”。“就业名堂”，不过是政府要“正能量”、教育管理部门要“政绩”、大学要利益、学生要毕业证，四方利益在一致的情况下，联袂演出的一场“大合唱”而已。至于对国民心理的扭曲、人格的异化、权利的践踏，在政绩思维面前，统统见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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