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中国媒体理性该养成了

4月20日，四川雅安强震后，无论电子媒体还是报纸，纷纷推出地震专题，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救灾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的灾难报道经历了从不报道到以政治挂帅渲染民众的斗志义气，逐渐向及时、透明迈进。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灾难的报道彻底告别了被少数媒体垄断的局面，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竞争时代。当年的灾难报道，绝大多数媒体因为缺乏报道经验，和国外媒体的灾难报道相比，特别是与邻国日本媒体相比，存在着明显差距。对生命的漠视，对公众知情权的片面强调，少数记者的采访问题，电视主持人的煽情，曾招致舆论的批评。

　　整体来看，雅安地震后，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水平，较2008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反应的迅速，细节的把握，报道内容的全面程度，公众的评价明显增高。尤其对四川媒体一些现场记者的评价普遍不错。

　　然而，微博上网友在肯定中国媒体灾难报道成绩的同时，也在不断挑刺，比如不顾受访者的感受，“打破砂锅问到底”;和医生争抢受伤者，干扰电力、通信抢险人员的工作，以偏概全，看到一个地方有人办婚宴，断言整个县区灾情不重;追求眼球效应，把镜头对准官员，而非灾民。再者，就是扎堆涌进地震灾区，对抗震救灾造成一定干扰。所有这些，足以表明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还存在着不少亟待提高的地方。这些问题，是中国媒体理性修养不足的写照。

　　灾难报道和普通的新闻报道不同，它更需要爱心。各国的新闻伦理公约，都会要求新闻从业者尊重生命。西方媒体人在报道灾难新闻时尤其注意不能造成二次伤害。雅安地震后，有记者缠住一位刚刚失去女儿的母亲，尽管那位母亲已经泣不成声，不愿意回答问题。总有些记者喜欢消费遇难者家属的泪水，以为只有呈现这样的镜头，报道才真实，更有“人情味”。这样的癖好绝不仅国内地方媒体。在这方面，日本NHK的灾难报道准则给我们不少启示。他们不去抓拍灾区居民因悲痛而昏厥的场面，恐怕与他们不愿去煽情追问促成的“剧场效应”有关。

　　灾难造成的巨大损失，给灾区居民的精神造成的冲击，可能超乎外人的想象。作为媒体，应比受过惊吓的人更加理性，客观描述自己的所见，客观记录他们的感受，而不能自己进入“剧情”，以动情的方式赚取公众的眼泪。灾难报道需要悲情，但过度的悲情就有害了。这一点，已经成为多国新闻媒体灾难报道的伦理共识。

　　理性，要求记者摈弃英雄主义，采访报道不添乱，追求新闻文明，还灾难一个全息的景观足矣，这是灾难报道走向成熟的表现。要做到这一点，显然需要中国媒体具备良好的理性应急能力。

                                                                     ▲(作者是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