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某些专家的“伪大度”

在生活中，小气的人缺朋友，因为吝啬者顾了自己忘记了别人。小气不受欢迎，并不等于所有的大度都受欢迎呢？事实并不是这样。有的“大度”披着慷慨的外衣，实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且看最新的案例。

2012年11月12日，上海市法学界有关人士举办了“虐童案相关法律问题研讨会”，30余名专家对该问题各抒己见。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曾撰文指出，不应过度受舆论与民意的影响，在刑法中增设所谓的“虐童罪”。“现在真的已经到了防止‘刑事立法狂躁症’的时候了。”（《潇湘晨报》11月14日报道）

温岭虐童案主角被“软着陆”，舆论普遍感到失望，当然也有人兴奋。失望者因虐童罪行无法受到惩罚而心寒；高兴者因虐童最不上刑而庆幸。失望的主要是民众；庆幸的成分稍稍复杂一点，虐童当事人及其家属自不待言，某些法学工作者，还有极个别替虐童教师辩护的媒体人士，他们自然觉得这是“正义”的结果。

对待虐童行为的惩处态度，由利益观所决定。其他人的态度如何，可以理解。少数法学学者反对设立虐童罪，就颇为可疑了。法的本质是什么？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公正。对此，无神论和有神论观点一致。有神论认为，法必须公正，它体现着神的意志；无神论同样赞成发应公众，因为法是集体意志的象征。法如何才能公正，朴素的观点讲究对等，你犯下什么样的罪行，就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谓的以牙还牙，就是代表。现代法律主张惩罚的文明，但并未改变公正的本质。某些法学学者只看到了字面的公正，没有看到公平背后存在差异。以虐待为例，成年人的心智成熟，受到虐待后懂得主张个人权利，未成年人则未必能同样主张自己的权益。否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属于画蛇添足的东西了。我们的这个法律，因为立法者考虑不周，没有将虐童行为上升到刑罚的程度，造成了虐童现象比比皆是，法律爱莫能助的尴尬局面。温岭虐童事件，是个很好的契机，以此敦促刑罚或者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刑罚处分的条文。遗憾的是，个别专家打出“刑事立法狂躁症”的旗号，实质上为许多暴力犯罪行为提供保护伞。

虐童不入刑，盗版不入刑，刑法轻装上阵，刑事罪名减少，法学教育省事了，法官省事了，犯罪现象会不会自觉消失，想必没人敢打包票。法律不以惩罚为目的，惩罚只是法律的必要手段。如果连个专门的罪名都没有，名不正则言不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再明察秋毫亦无用。温岭虐童案主角被释放，如果司法机关不能找到更合适的罪名，估计就只能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惩罚了。对此，法学界应该本着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的利益出发，不能过于吝啬某个罪名，好像多个罪名就要滥杀多少无辜似的。起码，虐童罪这个罪名，不是国人的发明，新西兰、德国等国家为遏制虐童行为专门设立了特定罪名。法国、荷兰、日本以及香港地区并未设立具体罪名，而是将造成严重后果的虐童行为纳入到其他犯罪的规制范围里。我们的某些法学专家，为什么就公然反对这个罪名的成立呢？只能说，把个人的利害关系当作全体国民的利害关系了。你不是孩子，你家没有孩子，你家的孩子没有受到虐待，你亲朋家的孩子没有受到虐待，就以为虐童罪多此一举，谁“鼓噪”设定这个罪名，谁就患上了“刑事立法狂躁症”。也许，真有这么个病症，但至少，对于虐童的入刑问题，不该是狂躁的产物。我们在儿童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假如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我们还会如此“大度”，唱着《水手》中“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至少我们还有梦”一笑而过吗？

虐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利益，应该正视而不是“伪大度”，或者为搏出位故意和民意唱反调。但凡“伪大度”者和刻意唱反调者，都应警惕。对于虐童罪罪名问题，网络舆论值得听取：“法律不是专家的一派胡言！大家和社会需要决定！”“一切法律是准从不违背民意的基础上建立的，如果脱离人民大众，一意孤行的前进只会造成后来弥补的一片哗然，人是根据环境在不知不觉的进化，那法律更应该随事物的出现行为审时度势的变化，这样的法才会跟上社会前进的脚步，而不是迂腐的停止。”

新闻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12-11-14/0319255741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