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官袍加身为哪般

 社会分工，是历史发展的选择。职业的分工，不宜绝对化。以体育为例，健身运动，本是身体所需。独立出来，以体育为志业者，本也无妨。这样的体育，变成表演竞技，和演戏无异，变身为娱乐活动。只要市场有需求，以表演为生，不失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历史多滑稽，有体育特长者，能博得世人喝彩，善莫大焉。遇到揠苗助长者，奖掖竞技者，焉知祸福？历史上的高俅，因善蹴鞠，获宠于端王赵佶，权高位重，开创运动员官袍加身的先河。现在的历史，可否还在重复高俅的故事？答案是否定的。

 近日，中国羽毛球队前女双队员黄穗放弃国内的副处级职位，突然出现在澳大利亚羽毛球队的事件受到关注。经媒体调查，不少有官员身份的运动员，虽然极少履行公务职责，但仍能保留职位。例如田亮作为陕西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长期缺岗仍能保留编制和待遇。（《中国青年报》4月15日报道）

 黄穗事件，撕开了运动员官袍加身的黑幕。运动员享受事业编制，其滑稽程度，历史罕见。授予运动员以官职，绝非黄穗一人。从邓亚萍到姚明，还有刘翔，几乎都享受类似待遇。官员的职责在于管理社会，职业的运动员，其职责在于竞技表演。两者不搭界的事情，居然“普遍联系”起来，有追问个为什么的必要。

 运动员官袍加身，与社会需要无涉，乃政绩工程者需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政绩进入快餐时代，政绩中的“造福”元素锐减，眼球元素陡增。造福百姓，需要做事者沉下心，专心干事情。在一个官员三年不提拔就发痒的国度里，为官的目的不在于造福百姓，而在于实现为官者个人的“精神价值”——过足官瘾，捞够钱财，享尽富贵。这种变味的“精神价值”，使为官者变得浮躁起来，为政绩不足而焦虑。只要能养眼的东西，都可以被纳入政绩这个箩筐里。体育比赛，本是商业行为，弄个金牌、银牌和铜牌，本是刺激运动员卖力表演，结果奖牌被官家相中，成为政绩的代名词。胜者王，冠军得主钞票有了，官袍也加身。这一切，均与政绩思维的结果，和社会需要没有瓜葛。

 运动员官袍加身，与国家荣誉无涉，乃牵强附会者需要。许是从“东亚病夫”绰号的刺激，摘掉这个帽子，被赋予了爱国的意义。于是，体育运动不再是纯粹个人的私事，体育竞技也不再是商业表演，而具有了政治色彩。既然与政治结缘，其成败自然与国家形象挂钩。谁夺了冠，可能被当作民族英雄来吹捧。英雄本是神话时代的产物，在人间出现英雄，本身就是非常态的事情。不自信的国度，需要英雄来提神。于是，我们的英雄不得不从竞技场来找替身。谁在奥运会上拿个奖牌，就是民族的功臣，不但要重奖，还要给他们披上一件官袍。牵强附会的东西，具有的普遍性，也就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如果不是黄穗主动离职，也许这样的明规则还没有被人注意到呢。

 官袍加身的明星运动员，无治国之才能，食国家之俸禄。用网友的话说：“有其位，有其利，无其事，无其责，无其献。”像这样把官职当奖品，把体育表演当作神仙祀奉的做法，其是非曲直，历史自有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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