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

新闻人的光荣与悲伤

 2006-10-25 来源： 中华读书报　 

　　《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上下卷），[美]戴维・哈柏斯塔姆著，尹向泽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8月第一版，68.00元

　　在读过的美国新闻史

类图书中，有四本书给我的印象最深，前三本是：《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普利策传》([美]布里安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美国报海见闻录》(胡舒立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另一本则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新近出版的《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曾以《掌权者：美国新闻王国内幕》之名翻译出版。

　　这几本书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们在介绍新闻媒介发展沿革的同时，深入解读它们所处的时代，展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流变，考察新闻媒体外部环境的变化、新闻媒体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新闻媒体对社会变革所起推动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揭示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的社会价值。《普利策传》中普利策有一句一再被征引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并及时发出警告。”《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可以说为这一句话做了生动的注脚。

　　该书作者戴维・哈伯斯塔姆是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他从1972年至1978年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终于写成《媒介与权势》一书，中文翻译版多达90万字。他的笔下，《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出版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个主流媒体的表现，卢斯家族、佩利家族、格林厄姆家族、钱德勒家族等媒体豪门的成长，默罗、克朗凯特、伍德沃德、伯恩斯坦等名记者的遭遇，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福特、卡特等总统的表演，以及新闻媒介、媒体老板、主编、名记者、总统、政治家和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尤其是战后美国政治生活的生动画卷。

　　从美国“麦卡锡主义”时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中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窥见这个多彩画卷的典型图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中，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产阶级的成长，美国媒体的新闻理想却在萎缩，戴维・哈伯斯塔姆写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良心，变得异常的昂贵”。这时，在外部，麦卡锡主义对新闻机构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老板佩利的主导下，公司内部的天平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新闻价值正在被娱乐价值所扫荡，戏剧谐星取代新闻评论员成为佩利的最爱。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是，电视正在赶超广播，成为媒介力量的新宠。

　　美国新闻业有一个不成文法：讲坛越大，力量越强，利用的时候就必须更小心。因此，几乎从电视开始出现起，哥伦比亚公司就有了一个没有挑明的规定：既然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公司就要加强控制，要限制新闻节目的自由。这就涉及到了新闻部的负责人埃德・默罗。

　　默罗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出色的记者和评论员，第二次大战成就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成就了默罗。有一段时间，默罗凭着在公司的特殊地位和与老板佩利的私人交情，在内部一定程度上躲过了种种对自由的限制。

　　默罗曾在“现在请听”(Hearitnow)广播评论节目中获得巨大成功。他始终对电视怀有戒心，他怀疑电视有过分戏剧化倾向，而且无力表达精细的思想。不过，他深知电视的巨大力量。1951年，默罗制作播出了著名的“现在请看”(See it now)节目，介入到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复杂领域。他也很清楚，必须控制有争议节目的数量。因此他不久后又推出了“人对人”（Person　to Person）访谈节目，他自己也因此成了明星。可以说，他的做法不仅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也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后来他告诉朋友，他之所以能经受住“麦卡锡广播”之后的风暴，部分原因是他凭借“人对人”节目赢得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事后人们都认识到，麦卡锡的行为是过火和粗俗的。但是，当时麦卡锡所表达的恐惧却是真实的。由于麦卡锡对言论自由构成了挑战，默罗认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他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着手酝酿“麦卡锡广播”。

　　不过直到1954年，也就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四年之后，他才开始准备和麦卡锡较量。在这个事情上，他并未得到公司的支持，他只能以自己的名义制作节目，节目广告上不许打公司的标志。而默罗则对利用自己的讲坛――电视感到不安，“电视太强大了，不能用作对抗的工具，他为他的麦卡锡节目的平衡感到担心”。他最后采取了采访麦卡锡的方式，“让麦卡锡毁掉麦卡锡”。节目成功了，“它逮住了麦卡锡，露出了他的真相”。

　　这时，默罗和老板佩利的关系却正在走向尽头。佩利已经是十足的共和党人，拥戴艾森豪威尔总统，他不希望自己的记者惹恼政府。佩利还感觉到，默罗的自主权太大，太独立了。确切地说，默罗的自主权和过去一样，甚至还少了一些，但是他所运用的工具正在变得日益强大。根据尼尔森公司调查，从午后9点到半夜，收看电视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收听广播的人数。1954年，也就是默罗抨击麦卡锡那一年，电视广告总量跃升了50%。

　　“糖果铺越来越大，它不需要，也再不能容忍任何难以驾驭的雇员。”正如作者所说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着手限制“现在请看”节目的数量、控制播出时间、改变节目名字，然后完全取消了节目。随后的几年里，默罗在公司里郁郁不得志，最终选择了离开。

　　默罗的遭遇在美国新闻界并非唯一。1972年，《华盛顿邮报》因为“水门事件”的报道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财富。显然，也只有像它这样有钱有势的公司才具有向美国总统挑战的能力。不过，在这里占支配地位的并不是作为个体的记者。一个记者可能一时间成为明星，但一个月后只不过是普通记者中的一员而已。在“水门事件”中一举成名的两名记者中，伍德沃德虽然留在了报社，主要工作却是写书；伯恩斯坦则不堪忍受所遭遇的折磨离开了。从《媒介与权势》中我们看到许多类似的案例。多数主流媒体均为垄断的私人企业所有，新闻媒介越强大，新闻记者愈显渺小。《媒介与权势》不但写出了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也写出了新闻人的无奈与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