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大校长称大学教授收入过低致其忙于创收

新京报6月28日报道 6月23日，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院士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全场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根叔！”

李培根在2000余字的演讲稿中，把4年来的国家大事、学校大事、网络热词等融合在一起。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蜗居”、“被就业”等词语，让学生感到李培根与他们距离很近。

但在采访中李培根表示，目前在中国的一些高校中，教授与学生的距离愈来愈大，老师在课后和学生很少交流，去忙于创收等功利性的事情。他也希望国家能加大教育投入，使老师能把精力从创收上转移到学生身上。

在华中大的这几年，你们会留下一生中特殊的记忆……你一定记得骑车登上“绝望坡”的喘息与快意；你也许记得青年园中令你陶醉的花香和桂香，眼睛湖畔令你流连忘返的圣洁或妖娆；你或许记得“向喜欢的女孩表白被拒时内心的煎熬”，也一定记得那初吻时的如醉如痴。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几年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我记得你们为中国的“常青藤”学校中无华中大一席而灰心丧气；我记得某些同学为“学位门”、为光谷同济医院的选址而愤激；我记得你们刚刚对我的呼喊：“根叔，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啊，我也得时时拷问自己的良心，到底为你们做了什么？

同学们，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即将背上你们的行李，甚至远离。请记住，最好不要再让你们的父母为你们送行。“面对岁月的侵蚀……角色的转换可能会让你们感觉到有些措手不及。”也许你会选择“胶囊公寓”，或者不得不蜗居，成为蚁族之一员。没关系，成功更容易光顾磨难和艰辛，正如只有经过泥泞的道路才会留下脚印。

请记住，未来你们大概不再有批评上级的随意，同事之间大概也不会有如同学之间简单的关系；请记住，别太多地抱怨，成功永远不属于整天抱怨的人，抱怨也无济于事……请记住，“敢于竞争，善于转化”，这是华中大的精神风貌，也许是你们未来成功的真谛；请记住，华中大，你的母校。“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她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

亲爱的同学们，也许你们难以有那么多的记忆。如果问你们关于一个字的记忆，那一定是“被”。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尽管你们不喜欢“被”，根叔还是想强加给你们一个“被”：你们的未来“被”华中大记忆！

“喊我根叔，感觉亲切”

新京报：毕业典礼上，7000多学生喊你“根叔”什么感觉？

李培根：很激动，也很亲切。

新京报：学生们最早什么时候喊你“根叔”？

李培根：两三年前，从网上看到的。

新京报：在现实生活，以前有学生喊你“根叔”吗？

李培根：两年前，我在路上走，一个学生跑到我面前，鞠了一个躬，然后说，根叔你好。然后就离开了。当时我很开心，这说明学生很喜欢你。

新京报：演讲稿中有“打酱油”、“俯卧撑”等很多流行词汇，讲稿是你本人写的吗？

李培根：演讲稿不仅是我想的，还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打进电脑里的。文稿中有一些流行语是我从学校BBS上摘的学生的话。

新京报：讲稿那么“与时俱进”，是因为你爱和学生们相处？

李培根：和他们在一起，自己都变的年轻，就不怕out了。

新京报：你和他们会有代沟吗？

李培根：你说完全没有代沟也不可能，但是我们不存在难以跨越的代沟。

新京报：在讲稿中，你甚至还提到沉迷网游、濒临退学的学生。为什么在毕业致辞中会想要提到他们？

李培根：其实我想说，出现这样的学生，我们学校也有责任。这样的学生越多，说明学校大环境不好。应该引起我们关注，怎么能使这样的学生尽可能的少。

新京报：你觉得这次演讲为什么会受到学生和媒体追捧？

李培根：我想，这可能只是学生喜爱的一种风格而已。其实是件很普通的事，大家不要过分拔高、渲染，我相信还有很多比我更有文化和思想深度的大学校长。被媒体追捧，实在出乎意料之外。其实学生对我经常也有批评。

“曾遇批评，让我下台”

新京报：你曾被学生怎样批评？最尖锐的批评是什么？

李培根：各方面的批评。最尖锐的一次，我记得是我们文华学院的学位门事件。（文华学院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二级学院。2007年，该学院1300名毕业生中有超过700人拿到了“华中大”的文凭，而以前这个学院没有那么多学生能拿到主校的文凭。有学生便认为“华中大”在买卖文凭。）

当时网上有一个帖子，尖锐到什么程度，内容是“把这个烂人李培根揪下台，如有问题，把他双规。”

新京报：看到帖子后是什么感觉？

李培根：看到一笑。我感到很好笑，没什么。这么多学生中，有那么几个学生偏激一点，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新京报：你是怎么处理学生对学位门事件的质疑？

李培根：学校召开了一个见面会。当时我回应说，我校严格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行事。其实有些批评是学生不了解全面的情况。真诚面对学生了、解释了，就好了。

新京报：校方领导的意见一致吗？都能和你一样真诚面对学生吗？

李培根：学校的高层是有异议，部分同志希望不要去解释，他们觉得越讲越不清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对学校不好。我的想法是，既然学生有那么大的意见，作为学校来讲，有道理，得面对；没道理，也得面对。

新京报：你不担心出面后会下不了台？

李培根：只要是真诚面对学生，学生为什么会不理解呢？如果这个事情学校的确是有失误，学校应该坦言，学生会接受；如果是学生不了解全面情况，只看到一方面，你真诚面对的话，学生也能够理解。

新京报：你出面后，学生情绪平息了吗？

李培根：基本平息了。

“和学生沟通，还不理想”

新京报：学位门事件后，“华中大”每学期都召开两次见面会。是出于什么考虑，把见面制度化？

李培根：我希望学校要有一个保持学生和学校方方面面正常的沟通渠道。尽管到现在为止，这个渠道不一定建立好了，可能还并不理想。但我们还在朝这方面努力。

新京报：学生有个普遍印象是，似乎每次只有你出面回应，学校其他的职能部门并没有出面。

李培根：那显然是很不好的。

新京报：学生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你表态了，而是这件事情能否得到最终解决。但职能部门如果不面对，是否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李培根：所以我们学生对我也有不满意的，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跟学生讲起来一件事情，听着蛮好的，但在他们看来，好像跟我讲的差距太大了。

新京报：什么差距？能举个例子吗？

李培根：比如我在演讲中说，学校绝不赚学生的一分钱，我也知道学生对食堂并不满意。那我说的是不是假话呢？不是，我说的肯定是心里话。但学生觉得学校没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有部分是食堂做得不好；后勤也有一定的困难，他们也尽了全力。但学生也没有全面了解情况。

新京报：你认为学生和校方之间的理想沟通应该是怎样的？

李培根：“以学生为本”的观念真正深入到管理干部和教师当中，深入到职能部门中去，才是理想的沟通。

新京报：推进这种理想的沟通时，你会有一种无力感吗？

李培根：比如食堂这件事，我也经常跟后勤的人打招呼，他们其实也尽了力，但如果真的要求后勤的每个人都做到心里装着学生，这也是不现实的。

“我给自己打70分”

新京报：毕业典礼上，有那么多学生爱戴你，你从2005年任职至今，给“华中大”带来哪些改变？

李培根：改变肯定有一些，但我不满意。

新京报：在你任职期间，你会给“华中大”打多少分？

李培根：整个学校的情况，应该是及格吧。

新京报：那你会给做校长的自己打多少分？

李培根：70分。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的“华中大”有哪些不足？

李培根：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讲的“以学生为本”。讲是很好讲，但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就这一点来打分的话，我都怀疑能不能打及格。

新京报：你认为“华中大”还没有做到以“学生为本”？

李培根：应该说以学生为本没有真正深入到大面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距离更大了。

新京报：怎么理解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距离更大了”？

李培根：大多数教师在上课之外，跟学生的接触太少。我在国外念书时，教授上课是上课的时间，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接待学生的时间，你可以去办公室跟他讨论。

新京报：国内的大学教授课后都忙于什么？

李培根：忙于一些功利的事情。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教职工。如果教师的收入完全只依靠工资的话，教师早就都跑掉了。

新京报：但为什么社会普遍认为大学教授的整体收入不低？

李培根：虽然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还得体，但是那要通过类似于创收的活动来取得。仅工资收入并不高，大学一级教师（即院士级别）的工资收入——院士，每个月是2800元。这就使得老师需要更多地去考虑怎样增加津贴和奖金，肯定会减少关注学生的程度。

新京报：“华中大”是否尝试让教师多关注现学生，如设置课后“学生接待日”？

李培根：有尝试，但就“华中大”整体而言，还没做到。

新京报：为什么改变那么难？

李培根：这个是现实。作为校长，不能说：你们在学校里头只能拿这么点工资，不能干别的。这是做不到的。目前如果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系统，需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使得老师不把精力放在创收上。而这不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可以解决的。

“我讲真话，但不是异类”

新京报：那么多学生喜欢你，是否意味着你是一名成功的校长？

李培根：千万不能这么讲。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成功的校长。自己更多的是要看到问题的一面，不能陶醉在成绩里。

新京报：从你的演讲稿来看，你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人。

李培根：应该是。我本质上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人。

新京报：也听说，有时候你在外边说话，“华中大”宣传部工作人员会提心吊胆，为什么？

李培根：我能理解他们，他们搞宣传的人会比较谨慎。

新京报：他们怕你乱说话？

李培根：我只是不喜欢讲假话。我不敢说我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来了，但我讲的都是真话。

新京报：你认为讲真话的校长算是异类吗？

李培根：我相信很多校长都讲真话。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学校长了。

新京报：作为一个教育管理者，很多时候无法实现理想，你还会喜欢这个职业吗？

李培根：喜欢。不喜欢的事，别人无法强迫。

新京报：什么地方吸引你？

李培根：大学教授影响的只是很小的一个点，那就是做好自己的学问。而校长，毕竟有可能去影响更大的范围。

“高校小一点更好”

新京报：你曾说，影响一个大学的声誉的最重要因素是这个大学的校友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为什么这么说？

李培根：你心目中最好的大学，是因为记住了它发表了多少文章，获得多少奖吗？不是的。北大、清华好，是因为很多有杰出表现的是北大清华人。所以，对学校而言，最重要的是学生们在校期间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使得他们今后有更好的表现。

新京报：“华中大”是一所理工科学校，你所说的“更好的教育”是否包括精神层面的东西？

李培根：当然包括。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讲，不光是学习科技知识，还要修人文素养，要有超越于专业之外的社会、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思考及领悟能力。

新京报：而高校扩招是否会影响到你所说的“更好的教育”？

李培根：从宏观上来讲，前些年国家的扩招，我可以理解。一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大；二是经济水平发展，老百姓受教育的需求也增加。扩招是适应了这两方面的需求，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扩招可能会引发一些教学质量下降的问题。

新京报：你的教育理念是反对高校扩招？

李培根：完全否定扩招，也是错的，是不公平的。但我并不希望大学这么大。我的愿望是，希望这个学校能够小一点。

新京报：为什么希望它小？

李培根：太大的话，教师跟学生的距离就远了。学生越多，教师照应起来肯定就难一点。比如上一个实验班，是50人来上，还是20人来上，差别就大了。

新京报：听起来像精英教育，你希望在“华中大”提倡一种精英教育？

李培根：现在说“华中大”是精英教育，这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我们的学校，是介于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之间。

李培根：当然希望，但我估计即使建成，也还要有几十年。那时我肯定已不在位了。

人物简介

李培根1948年生，湖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副校长。2005年3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6月2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李培根的演讲《记忆》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并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