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文化硕鼠”

  前几天，浏览学生的新闻日志，有一篇描写校园盗版图书地摊生意火爆的稿子，心里暗暗欣赏这个学生的发现。一个国家的大学校园里，对于违法产品的销售“兼容并包”，学生购买盗版图书趋之若鹜，没有丝毫的助纣为虐意识，心安理得、甚至振振有词为使用盗版书辩护，谁还愿意去花大力气从事文化创造？吃惯了文化方面的嗟来之食，靠扒窃度日的文化事业，岂不是世界上的文化硕鼠？这样的“硕鼠”在国际社会上游走，受到的是“礼遇”如何，可想而知。我们是不是“文化硕鼠”？需要用数据说话。

  11月12日，在“2011中国版权年会”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表示，目前国内很多文化艺术作品创造力不够，90%的作品属于模仿和复制的。（《新京报》11月13日报道）

  如果说模仿是懒人行为的话，复制则是抄袭或者无偿占有的别称。中国被称作“山寨大国”，科技产品主要靠模仿和剽窃生产。这个“桂冠”，看来同样适合文化产业——恕我用“文化硕鼠”这个词语。文化硕鼠的大量存在，是中华民族之耻。是甘当“文化硕鼠”，挖世界文化的墙角，当世界文化的寄生虫，还是自觉抵制“文化硕鼠”，力争革新洗面，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道路。

  客观说，没人愿当“文化硕鼠”。外部环境，加上人的惰性，造成了今天的文化创新耻辱。拒当“文化硕鼠”，离不开两个基本的氛围：一个是法律氛围，一个是文化氛围。

  法律的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法律最终成为普世的制度模式，在于法律以强制性手段约束人性中的不良基因。以版权法的颁布为例，一个国家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必须靠独创立身。版权保护的是个人智慧创造，送来的是创造者的人格尊严和丰厚的物质回报。用个人的智慧和汗水创造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义。智慧产品一经被创造出来，如果其安全得不到保障，变成纯粹的“公共产品”，对其所有者来说，肯定是最沮丧的事情。假如这种状况得不到保护，守株待兔远比吭哧吭哧劳作更划算，试想谁人还愿意去当“文化雷锋”？这个时候，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智慧财产的所有人，严厉打击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盗窃行为，人们才愿意去进行文化创造活动。可见，没有法律氛围，也就没有文化繁荣之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口号甚于实际行动，这是文化硕鼠猖獗的重要原因。以时事评论作品为例，这两年广西文贼嚣张，报警无法立案，你写的东西翌日变成他人的大作，这样下去焉能不严重挫伤新闻评论事业的繁荣？法律氛围浓厚了，盗窃者付出 代价惨重了，文化创造活动才可以大踏步前进。

  在法律氛围不尽人意的时候，驱逐“文化硕鼠”更加需要道德氛围。法律拯救不了道德，但道德可以提升法律。道德首先表现为某种舆论。当舆论赞成一种行为或者现象之时，无形中塑造着相应的道德观念。以文化创造活动为例，如果社会上鄙视模仿，抵制复制（剽窃），违反者迎来的不是赞誉而是吐沫星。那么，舆论将以软法规的形式，让真正的文化创造者受到赞美，让“文化硕鼠”们灰土灰脸，处处没有抬头的机会。这样，“文化硕鼠”们即便受不到法律的惩罚，他们的生存空间也相对艰难。现在的情况好像有点相反，抄袭者面不改色心不跳，真正的创造者在经济方面得不到合理的报酬，文化创新自然不宜。

  给文化松绑，给国人以自由思维的自由，以自由发表的自由，给他们以体面的经济回报，给“文化硕鼠”以严厉的制裁，中国未来的文化创新之路才能看到曙光。否则，今天的表演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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