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不该成为大学的撒手锏

  语言暴力倾向，历来为人诟病。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语言暴力往往有其现实基础。譬如“绑架”，暴力性质的人质扣押，催生了“绑架”这个词。和绑架人质相仿的现象并不少见，扣押证件、物品，也属于要挟的手段，这种要挟虽没有暴力的行为，但也具有绑架的特征。这样，“绑架”一词的语义便发生微妙的变化，从狭隘的专指人质的扣押，演变成有形物的直接或间接扣押。在人们的印象中，绑架之类的行为，多出于粗人或品行低劣之辈，像高等学府这样的的育人机构，不会存在这类低级行为。事实究竟怎么样呢？

  朱某原是公安大学教师，他起诉称，2008年4月，他交纳住房款并入住公安大学配售给他的房屋后，公安大学并没有为他办理产权变更手续。辞职后，公安大学扣押档案要求他腾退房屋。法院裁决公安大学应为朱某办理人事档案转移手续，并协助朱某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京华时报》9月19日报道）

  公安大学聘请朱某进校当老师，给其分配住房，最终却以扣押人事档案为要挟，要求朱某交出房子。这样的现象，在全国高校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现在的大学，每年都在招兵买马，对海外人才更是青睐有加，不惜重金引用。引进人才签订协议，服务期限内，教师跳槽，需要支付违约金，需要交出住房。如果单位不放，那离职者的个人档案就成了质押品。大学和离职员工的许多法律纠纷，主要是档案和住房的问题。

  这暴露出一个司空见惯却又经常被人忽略的问题：大学和大学教师之间，究竟是一种何样的关系。按照中国的大学制度，公立大学属于事业单位。教育业和其他行业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服务行业，这个行业的状况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当然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这就要求，大学的人事制度，不能等同于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当下的中国大学，在人事制度方面呈现三元结构的特征：一方面是大学官员套用行政级别进行管理，这是大学官僚气息浓郁的源泉；另一方面，在编在岗教师按照企业管理的模式，实行的是按照付酬，一个老师需要在一个学年上多少学时的课，需要完成多少篇论文，出版多少专著，申请多少科研和教改项目，这样才可以拿到全额的津贴。此外，还有人事代理的员工，这些人员的福利方面相对更低，遇到病残时得到的关照更少。三元结构，让少数人变成了官老爷，可以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享受优质资源。普通的教师，和大学之间属于典型的劳资关系，按劳付酬。至于聘用人员，那基本是根据行情需求决定用工数量。这种人事管理制度，让大学沦落为一个工场，一个官办的工场。大学老师变成了一个雇佣工人，他们的尊严和精神价值被人为忽略了。没有尊严，源自用工单位对雇员的不信任，硬性任务的下派，最终使大学老师只能变成一架机器。这样的大学，完成教学任务、科研任务也许不成问题，但要成为知名大学，几乎是痴人说梦。不为别的，因为缺乏起码的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大学需要人才流动，需要真正的平等，而不是金钱物质的诱惑，更不是档案和住房的变形绑架。公安大学和朱某的官司虽然只是个案，但从中应看出大学制度之弊，设法避免才是。大学老师需要的是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愉快地教学，而不是套着枷锁在工作。这样的道理，为什么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就很难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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