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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卸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他的新闻传播教育40年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 ...

2026-11-9 21:27| 发布者: 刘海明| 查看: 31| 评论: 0|来自: 必记本

摘要: 胡正荣卸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他的新闻传播教育40年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40年

2026年1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发布通知,免去胡正荣同志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职务。


对于一位1966年5月出生、1986年7月即参加工作的学者来说,这则通知所标记的,远不只是一项行政职务的交接。从1986年夏天那个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留校的年轻人,到2026年深秋卸任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的资深学者,胡正荣在新闻传播学教育场域中整整行走了四十年。而这四十年,恰好与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从恢复重建走向体系自觉的历史进程高度叠合。一个人的职业轨迹,因而具有了超出个体传记的意义:它是一扇窗口,可以窥见一门学科如何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扎根、分蘖、抽穗,又如何在技术浪潮与国家战略的双重驱动下,走向一场关于“自主”的深层追问。


1986年的留校,放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时间轴上,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起点。新闻学教育在中国的制度化重建,通常以1978年为原点,而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大规模引入,则稍晚于此。



1982年9月,胡正荣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时,传播学对绝大多数中国新闻院系而言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后来回忆,自己直到大三才第一次在课堂上听到“传播学”三个字,一位刚留校的年轻教师告诉他们,国外有一门学科叫传播学,视野比新闻学宽阔得多,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都有交叉。正是这个偶然的课堂瞬间,改变了一个本科生的兴趣方向,也埋下了此后四十年学术生涯的伏笔。
1986年9月毕业留校后,胡正荣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传播学还没有获得独立开设课程的“合法性”。当时普遍的观念是“传播理论就是新闻理论,两个差不多,没必要再开这门课”。他没有强行去争一门课的名分,而是转向社会学,从1988年到1993年,一个人承担了全校的社会学课程。这段“迂回”的经历,后来被他反复提及:社会学训练给了他观察传播问题的结构性视角,让他习惯从社会变迁、制度矛盾而非仅仅从文本效果去理解媒介。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早期的知识底色,正是在这种“借道邻近学科”的过程中逐渐丰厚起来的。传播学不是以宣言的方式降临的,它是在一个个年轻教师的备课笔记里、在一门门“名不正言不顺”的课程中,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根系。



从1986年到2006年,胡正荣完成了从助教到教授、从系副主任到教务处处长、再到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的跨越,并在34岁时成为当时中国传播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这二十年,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从“恢复与扩张”走向“规范确立”的阶段。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标志着这门学科在知识分类体系中获得了独立建制。恰在同一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出版。这本教材此后被全国高校广泛用作新闻传播学基础课教材,先后入选“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畅销近三十年。一本教材的生命力,往往比许多宏大的学科规划更能说明问题。它意味着,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课堂上,有一代又一代学生是通过胡正荣的叙述来理解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脉络和研究边界的。



其实,教材的“总论”体例本身就暗示了一种学科自觉:传播学已经不再需要依附于新闻学来证明自己,它开始拥有自己的知识框架、核心问题和教学体系。胡正荣后来把自己的学术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6年至1995年是“传播学召唤和学术起步”,1996年至2003年是“在国际视野推动下学术上路”,2003年以后则是“远未完成的国际化”。这三个阶段,几乎可以原样移用来描述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在这二十年间的精神历程:从被召唤,到走出去,再到带着问题意识回来。



2006年11月,胡正荣出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2016年9月,他接任校长。从副校长到校长的这十年,正值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经历规模扩张之后最需要“结构性调整”的时期。全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高校从1980年代的寥寥数十所,扩展到约700所,专业布点超过一千个,在校本科生超过二十万人。规模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规模扩张所掩盖的培养同质化、学科边界模糊和与行业变革脱节。胡正荣在校长任内推动的改革,核心词正是“结构”。他在2017年秋季工作会议上提出,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改革,以结构优化为手段推进管理与服务改革,以人事聘用与考核制度为突破点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在学科建设上,他主张“优势学科创一流、基础学科入主流、交叉学科领潮流”。这些表述背后,是一个清晰的判断:新闻传播学教育下一阶段的瓶颈,不在“有没有”,而在“对不对”,那就是学科结构对不对、人才结构对不对、知识与行业需求之间的匹配对不对。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媒介融合从行业话题上升为学科议题。胡正荣在多个场合强调,传统广电的媒体融合不能停留在“互联网+某种媒介”的简单嫁接上,而要构建由技术基础、用户中心、产品导向、流程与体制共同构成的新生态系统。教育层面的回应同样如此:新闻传播学如果继续按照报纸、广播、电视的旧有媒介形态来组织教学和科研,就无法培养出全媒体时代需要的人。从“总论”时代的知识整合,到“融合”时代的结构重组,胡正荣的身份从教材的编写者变成了制度的推动者,而他所面对的问题始终是同一个:一门以媒介为对象的学科,如何在媒介本身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保持知识生产的解释力。


2018年1月,胡正荣离开中国传媒大学,出任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2021年11月,他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并于2022年4月起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从行业一线回到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他的学术关切也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位移。在中国传媒大学时期,他的研究重心是媒介制度、媒体融合与广电发展;而在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五年间,“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他反复书写的关键词。


2026年,胡正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发表《构建能够回应现实并深化理论的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同年又与合作者发表《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意义》,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体现原创性与时代性。这一转向并非个人兴趣的随机漂移,而是四十年的学科积累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后的必然命题。当一门学科完成了引进、消化、规模化建设和制度化确立之后,它终究要面对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用来解释中国传播现实的概念、框架和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中国自身的经验生长出来的。胡正荣在2013年的一篇访谈中曾说,“没有普世的学术体系,我想找到一个对中国最具解释力的理论融合体”,并坦言这个寻找“还没有答案”。十多年后,“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对那个未竟追问的制度化承接。一个人从青年时代开始的学术困惑,最终变成了一个学科集体议程的一部分。


回望1986年到2026年,胡正荣的个人编年史与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断代史之间,存在一种近乎巧合的同步:他留校任教的时候,传播学正在中国课堂里寻找第一块立足之地;他成为博士生导师和教材作者的时候,学科正在完成从二级到一级的建制跃升;他执掌中国传媒大学的时候,规模扩张的红利与结构性的矛盾同时显现;他进入国家级研究机构并最终卸任的时候,“自主知识体系”从一句学术愿景变成了学科无法回避的议程。这当然不是说他一个人“代表”了四十年,而是说他的每一次转身,都恰好踩在学科制度变迁的节拍上。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四十年,最值得记取的经验或许正在于此:一门学科的成长,从来不只靠纲领和规划,它靠的是一代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把那些当时看起来“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一件一件做实,即把一门边缘课程讲成核心课程,把一本教材写进几代人的书架,把一个学院的结构改到能够回应行业的变化,把一个学术机构的研究方向锚定在“中国经验”的深处。
胡正荣卸任了,然而四十年所沉积下来的问题并没有随之卸任。新闻传播学教育下一个四十年的起点,恰恰是上一个四十年留下的那些尚未完成的追问。

来源:必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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