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智锋：受教 受益 受用——忆中国广电联合会学术委员会的三位主任

今年是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原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以下简称“联合会”）成立四十周年，回望四十年来联合会走过的道路，自然会有太多大家去做中肯的评价。从我个人视角来看，联合会像是我的前辈恩师，给我教诲，给我指点，令我受教，让我受益，给我事业发展带来诸多受用之处，我当由衷祝贺并感念联合会的四十年！

说起“受教”，联合会不论是总会，还是下面多个专委会，四十年来开展的评奖、推优、研讨等活动，我参加了不计其数，每一次都有机会接触到我们广播电视传媒行业的领导和业务骨干，接触到行业发展最前沿的信息，这些都为我的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带来教益。其中，最难忘的是我作为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多届委员，直接在三位前辈主任的领导下工作，从他们那里受到的教益让我铭记终身！

第一位主任是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刘习良同志。刘部长是我们全行业公认的学者型领导，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的高材生，年轻时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做翻译，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几次来中国，前前后后都是刘部长具体对接联络的，蜚声世界的多部西班牙语文学经典的中文版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他长期主持领导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后来又担任广电部副部长，卸任之后更是全身心投入联合会的工作，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就是在他倡议并规划下成立的。我有幸得到刘部长的信任与青睐，三十几岁就受邀成为了学术委员会委员。跟随刘部长参加联合会在全国各地的活动，不论是公开讲话，还是私下交流，他总是那么充满思想、学识与智慧，这些滋养无法一一道出，但却为我打开了无数扇宝贵的窗户。记得他牵头组织编写《中国电视史》，说到对一些重要广播电视政策出台的看法时，如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四级办广播电视”政策出台的评价，既没有一味点赞，也没有一味否定，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立场与方式予以综合评判，从而为所有的广播电视史的书写、把握提供了高屋建瓴又实事求是的精准思路。在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时，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地到场发一通“指示”就匆忙离场，而总是那么耐心、谦逊、认真地听来自一线的从业者真实的感受与真诚的交流，并仔细记录下来，轮到他总结发言，也总会把几乎所有发言者的亮点予以梳理并进一步提炼提升。尤其是他的那种风轻云淡、宠辱不惊的风度与风范，更令人敬佩不已！记得有一次到外地出差，我乘坐的班机到达后，当地媒体部门领导前来迎接，见面就说犯了大错，因办会人员交接失误，竟然让早就到达的刘部长在机场候机厅等了好几个小时，而刘部长听说我很快就到，便说没关系，等我下来一起走就好。听闻这个信息，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别说刘部长这样的领导和前辈了，普通参会者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难免发一通脾气！当我跟着接机人员赶到候机大厅见到刘部长时，他老人家正默默低头在捧读一本新书呢！工作人员给刘部长一再道歉，刘部长没有任何怨怼，只微笑着说，“没关系，知道你们一定很忙，正好插空读读书！”这就是我们联合会学术委员会的首位主任刘习良同志：阅历独特而丰富，思想深邃而精准，待人谦和而真诚！他的人格风范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

第二位主任是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张振华同志。张台长是我们北京广播学院1959年首届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学子，我后来在文艺编辑系当老师、做系领导，多次有机会跟这位前辈杰出校友、学长打交道。张台长与刘部长一样的博学、睿智与才思敏捷，一样的走遍世界、阅历传奇，或许是有一层校友、学长的渊源吧，跟张台长的沟通交流更加放松而随意。从刘部长到张台长，他们领导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一脉相承，都是既能以领导者的眼光把握全局，又能以专家学者的眼光提出真知灼见。在张台长领导下展开工作既从容，又高效，舒畅至极！刘部长带领大家编写《中国电视史》，张台长带领大家编写《中国广播电视新论》。具体商议分工时，张台长把极其重要的“节目论”交由当时还年轻的我来牵头。起初我也是顾虑重重，那么多业界大家拥有那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与那么深厚的学养积淀，让我这么个青年学人挑头做这么重量级的工作行不行啊？张台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没有一般性地安排分工，而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世界广播电视的大格局中，给中国广播电视做了特别定位，鼓励我大胆放手去构思写作。在他的循循善诱的启发下，我把“节目论”做成了“本土、引进、对外”三大系统。没有张台长的信任、启发与鼓励，我想很难在短时间内写出这么高难度的著述！张台长对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发展都有着广泛的涉猎与研判，尤其对中国广播电视的国际传播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前景更是有着独到而深刻的思考与阐释，好多人物、故事与背景都成为我教学与研究的重要素材。张台长对我这样的晚辈后学从来没有盛气凌人的训诫，总是那样如涓涓细流般的温暖亲和，令人如沐春风。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不像一般老人那样保守，却是比年轻人还要敏感、敏锐，时常向我们这些年轻后生“不耻下问”。他的个人专著《道与法》完稿后，竟然专门请我给他的专著作序，我们知道常规情形一般会请前辈大佬给自己著作作序，张台长这个邀约不是弄反了吗？小辈给前辈著作作序，这怎能不令我诚惶诚恐呢！但张台长没有因此就收回成命，而是诚恳地表达他对我的信任与鼓励！这样的格局、胸襟与境界怎能不令人崇仰呢！

第三位主任是时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总编辑的黄勇同志。黄老师是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时的老领导，他出身贫寒，年轻时当过兵，也在基层媒体工作过，到广播学院学习后留校，主持过宣传部、党办、《学报》等工作，不到四十岁就升任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和副院长，后来调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机关党委、办公厅等处工作。本世纪初期，他担任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全行业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智库型平台。黄老师身上兼具领导者、学者、军人等混合气质，严肃近乎严厉，认真近乎较真，执着近乎执拗。记得黄老师就任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之前，征求我对新一届学术委员的意见。当时我心里想，学术委员都是来自业界和学界的领导或名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差不离就行了，何必像写正式报告那样去“抠”呢！但黄老师可不这么认为，他一如既往认真对待此事，从思想水平、业务能力、行业影响等多方面一一分析，广泛征求意见再反复推敲，才形成方案。筹备学术委员会会议，大到领导邀请，小到座签摆放，乃至餐券、接送等细节，无一不来回核对安排。他在发展研究中心精心打磨、成功推出了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报告，这激发了他借助联合会平台继续打造新的蓝皮书的规划与设想。后来他虽因病时常住院，但这些规划与设想却不会轻言放弃，依然全身心投入发力。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因为他的这种过于较真、执拗的工作风格难免发些“牢骚”，但大家又几乎异口同声称赞这是一个大好人，他严厉的面孔下是一颗火热的、滚烫的心！他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对党和祖国的感恩与报恩之情，那种对事业坚定赤诚的热爱，那种对同事朋友古道热肠般的关怀，令人感慨、令人感动！

三位主任都是我极其敬重的前辈领导，刘部长已仙逝八年，至今我手机还留着他的微信。记得他去世前一周，还在跟我探讨当今文艺思潮动向，我本想趁放假带着弟子专程拜访。他有多少精彩故事还没来得及给我们讲就离去了，遗憾无比！三年前，黄老师在跟我通了长电话之后不到十天，就突然离开了我们！多少还没来得及推进的工作就此戛然而止，想来令人唏嘘！张台长今年八十有七，尽管年事已高，但依然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是百岁高寿之人，他有这样的基因，必定健康长寿！

以此小文回忆并致敬令我受教、受益、受用的三位主任！也以此纪念中国广电联合会成立四十周年，祝愿联合会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引领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开拓前行！

作者简介：

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广电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创始人之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等。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30余项，著有《电视传播艺术学》《影视文化论稿》等专著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多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科研奖项。

来源：中国广电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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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金语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