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慕峰港股IPO撞上受试者死亡事件，高管对记者回应“滚开”？

“滚开，烦不烦啊”：一个药企董事对记者说的七个字，炸翻了全网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陈安庆

9月4日，一条新闻冲上热搜。

深圳易慕峰生物的一名受试者，在参加CAR-T细胞临床试验后死亡。

家属质疑知情同意书没提示“颅内出血”“脑疝”等致命风险。

而引爆舆论的导火索，是时代周报记者于9月2日就该事件致电该公司董事李佳昕核实时，对方回复了七个字：

“滚开，烦不烦啊。”

七个字，一夜之间引爆舆论。

一家正在冲刺港股IPO的生物科技公司，一次本该严肃对待的受试者死亡事件，就这样被自己的高管亲手推上了热搜。

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滚开，烦不烦啊”的董事李佳昕现年39岁，其拥有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理学博士学位，2025年11月起担任易慕峰生物董事，负责为集团的业务、战略及业务发展提供指导。

李佳昕为什么失控

李佳昕不是易慕峰的员工，是投资人。

她的身份是复健资本总经理，代表复星系坐镇易慕峰董事会。

复健资本联合深圳国资发起的50亿鹏复基金，最大单笔押注就是易慕峰——2.39亿，拿15.16%股权，她是这笔投资的操盘手。

易慕峰正第二次冲刺港股IPO。

李佳昕和复星系的2.39亿赌注，退出通道就绑在这次上市上。

如果核心产品IMC002因受试者死亡被认定为“严重不良事件”，港交所必然问询，上市节奏被打断，复星的2.39亿就可能套牢。

所以时代周报记者打电话问“临床试验死亡是怎么回事”时，接电话的不是公关部，不是CEO，而是李佳昕。

董事长孙敏敏不接，公关不回应，话筒落到了一个被钱绑得最紧的人手里。

她说“滚开”，骂的不是记者，是“你为什么来碰我的命”。她不是情绪失控，她是被逼到了不能输的牌桌上。

董事长躲了，公关哑了，唯一接起电话的，是那个输了就要赔2.39亿的人。

这通电话的真正问题，不是有人骂了记者，是这家公司面对危机时，只有投资人可以接电话。

易慕峰生物CEO孙敏敏。图片来源：中国商报

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孙敏敏，两个月前刚签署了一份《坚守科研伦理行业自律书》，第一条就写着“确保受试者充分知情、自愿参与，并对其安全置于首位”。

伦理签了，态度炸了。

一、滚开，烦不烦啊。为什么诛心？

“滚开”是拒绝，“烦不烦”是嫌弃。

连起来翻译就是：你问我这件事让我很烦，你别问了。

记者代表的是公众知情权，问的是一个人的死。

董事回答的是“你让我很烦”。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公众的直觉反应是：他们心虚了，他们慌了，他们根本不想被问。

而这恰恰是家属一直在说的——药企一直在推诿。董事这七个字，等于帮家属做了证。

危机公关有一条铁律：出事之后，态度比事实先被审判。

事实可以查，态度一秒就被定了。易慕峰的态度审判，已经输了。

新京报评论就此发表评论，批评李佳昕面对媒体追问时口出恶言，指出“让记者滚开，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

媒体圈如何看此事？

媒体圈的反应出奇一致——这不是骂人，是一次“危机公关的裸奔”。

新京报评论发文《让记者“滚开”，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直指“一句‘滚开’堵了记者的嘴，也让公众感到窝心”。评论点破一个关键悖论：药企招募受试者时和颜悦色，一出事就把记者当“利益对立方”。

时代周报评论说“粗暴的言语可以驱赶记者，却掩盖不了受试者死亡的真相”。记者采访是公众知情权的延伸，“不是无端寻衅”。

媒体人的真实反应：一家IPO药企的核心管线出了人命，接电话的竟然是一个被2.39亿投资绑定的投资人——董事长不接、公关不回应，唯一接电话的开口就是“滚开”。

在媒体圈看来，这叫“危机管理体系的第一道防线本身就是空位”。

媒体圈的共识是：“滚开”两个字，比“死一个人”的杀伤力大得多。 复杂的人命案需要2000字解读，权力傲慢只需要7个字就能让全网看穿。

二、为什么炸毛

李佳昕说“滚开”，不是情绪失控，是利益被捅到后的本能反弹。

时代周报记者问的不是八卦，是受试者死亡事件。

这件事恰好卡在易慕峰第二次冲刺港股IPO的关键窗口期——8月18日刚递表，9月2日记者就来了。

如果死亡事件被认定为“严重不良事件”，港交所必然问询，IPO审核周期将大幅拉长，甚至影响上市定价。

一个两年半亏损近3亿、核心产品只有IMC002的公司，IPO就是它的命脉。

记者问的每一个字，都在戳这条命脉。

所以“滚开”不是骂记者，是骂“你为什么来碰我的命”。

三、时间线：主治医生推荐、家属签字、人没了

2025年3月：占某确诊胃食管结合部腺癌，在上海长海医院接受全胃切除术及6次化疗，化疗后身体状况良好。

2026年初：主治医生推荐他加入易慕峰的临床试验。家属签署《受试者主知情同意书》。

输注当日：占某输注试验药物后数小时，突发双侧硬膜下血肿、脑疝，被迫接受开颅手术。

2026年4月26日：占某在上海长海医院ICU去世，昏迷一个多月后死亡。

2026年8月18日：易慕峰第二次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此前2月首次递表已失效。

2026年9月2日：时代周报记者致电易慕峰董事李佳昕，对方回复：“滚开，烦不烦啊。”

2026年9月3日-4日：《澎湃新闻》、《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澎湃新闻记者再次致电李佳昕，表明身份后对方直接挂断，短信也未回复。

南方都市报向公司发去采访函，截至报道时未获回应。

一个细节值得反复看：占某化疗后身体状况良好，是在“主治医生推荐下”才加入试验的。

推荐了，家属签了，药打了，人死了。

然后所有人都在说“跟药物没关系”。

四、知情同意书：你签了字，但你真的知情吗？

家属程女士提供的《知情同意书》中，“可能的风险与不适”一栏列出了“CAR-T相关出凝血疾病”，但没有写明“颅内出血”“脑疝”。

易慕峰的回应是：“CAR-T相关出凝血疾病”这一概括性表述已涵盖出凝血障碍可能引发的各类后果。

长海医院伦理委员会在记者追问时，反问“你只是个记者是吗？”然后说“我们不知道”，挂断。

三个角色——药企说“无关”，医院说“无关”，伦理委员会说“不知道”。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别查了。

说“CAR-T相关出凝血疾病”和说“你可能会脑出血死掉”，中间隔着一层专业术语的屏障。 

这层屏障被资本用来遮蔽风险，被权力用来切割责任，被制度默认为“合规”。

知情同意书不再是在告诉患者真相，而是在替企业免责。

专家表示，受试者可能死亡的风险应当在知情同意书中明确告知，用专业术语包裹风险不符合“充分知情”的伦理要求。

五、他们都在急什么

药企在冲刺港股IPO。

2024年亏7130万，2025年亏1.15亿，2026年上半年亏1.09亿。核心产品IMC002是唯一的希望，2026年上半年光它就烧了6311万。

这次死亡事件如果被认定为“严重不良事件”，港交所必然问询。

董事当然急了——急到用“滚开”回应记者。

医院也有自己的账。试验是他们做的，如果药物被认定与死亡有因果关系，伦理审查、监管问责、舆论追打都会来。

伦理委员会在电话里说“不知道”，不是真不知道，是“知道了也没法说”。

说了就等于参与调查，参与调查就要承担责任。

有论文的地方就有名字，有风险的地方就没有名字。

六、为什么全网围观

围观者的心理动机分三层：

本能的反感——一个药企董事对记者说“滚开”，公众的第一反应是：死者家属你们也这样对待吗？权力对弱者的傲慢，是最容易引发共愤的画面。

代入恐惧——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在主治医生推荐下签了知情同意书，结果死了。然后所有人都在说“无关”。

舆论追问的底层逻辑是：如果我是那个患者，我会不会也被这样对待？

制度的不信任——药企说无关，医院说无关，伦理委员会说不知道。三个角色口径一致，指向同一个方向：别查了。当制度内的所有角色都在回避，舆论就成了唯一的监督者。

骂记者为什么比出事本身更炸

一个受试者死了，报道发了，舆论没炸。

董事骂了一句“滚开”，热搜直接冲上去。

死人的事太复杂。临床试验、出凝血疾病、化疗副作用——哪个字都不好懂，记者写清楚要2000字，读者看完还是不明白谁对谁错。

骂人就三个字，谁都听得懂。

围观的门槛，被这句话瞬间拉到了零。

更关键的是，吃瓜群众对“资本傲慢”有极低的容忍阈值。

当一个董事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滚开”，观众代入的不是受试者，是“被权力甩过脸色的自己”。

这个画面比任何专业分析都更具穿透力——它把复杂的医学伦理问题简化成了一场“权力姿态的裸奔”。

对抗舆论监督的心理惯性在这里暴露无遗。 

董事长不接、公关不回应、唯一接电话的投资人开口骂人。这不是情绪失控，是一家公司面对危机时“逃避-沉默-爆发”的应激反应。

他们习惯了“捂”，捂不住了就“滚”。

这套反应链在社交媒体时代只会制造更大的反弹——因为每一次捂嘴都在向公众证明“你确实有事要捂”。

在企业声誉管理和危机应对方面

为什么他们还是生瓜蛋子？ 

因为他们的危机预案里没有“接电话”这三个字。

一家准备IPO的药企，核心管线出了人命，董事会里竟然没人被授权对媒体开口。剩下的那个，开口就是“滚开”。

当一家公司把对外发声的责任层层推诿，最终落到一个被资本逼到墙角的人头上时，它的危机管理体系已经先于产品管线，出现了致命空位——不是在公关层面，而是在战略层面。

1. 态度审判优先于事实审判
舆论场的第一反应不是分析你说得对不对，是感受你态度对不对。

态度一秒被定性，事实一个月才查清。

你态度崩了，事实翻过来也救不了你。

2. 权力姿态的裸奔
公众愤怒的不是事件本身，是事件中暴露的权力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