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铸魂，开拓创新——著名传媒学者欧阳宏生教授的学术探索之路

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版图上，有一位学者，以执着坚持为底色，以创新开拓为笔锋，地处西部，在理论资源、学术平台、科研经费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沉潜深耕，用四十余载光阴，完成了从新闻采编者到传媒学界领军人才的跨越，实现了从理论引进到体系建构、再到原创新说的四次飞跃。他就是我国新闻跨学科研究的先行者、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的重要开拓者、电视批评学的建构者、认知传播学科的开创者，四川大学二级教授欧阳宏生。

从青年时代灯下苦读的孤影，到中年领衔国家重大课题的担当；从搭建中国电视理论体系，到开创电视批评学，再到建构认知传播学，欧阳宏生的人生，是一部在求索中创新、在坚守中成就的奋斗长卷。他以一部部厚重著作、一项项开拓性成果，为我国传媒学术作出了突出理论贡献，用行动诠释了一位学者的使命、风骨与担当。

一、逆境苦读：在命运风雨中埋下学术种子

欧阳宏生的求学与成长，起步于物质匮乏、资料难寻的年代。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解放前夕的大学毕业生，早年生活的清贫与不确定，使他自幼便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动荡时期，课堂屡遭中断，书籍和资料尤为稀缺，许多人在现实重压下不得不搁置或放弃求学志向。可欧阳宏生自小酷爱写作，把对知识的渴望深埋心里。环境越是艰苦，他越是笃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思想可以照亮人生”，并以此支撑自己在困顿中坚持阅读与写作。

在缺乏优越条件下，欧阳宏生几乎将所有可支配的时间都投入了读书，白天参加劳动，夜晚在微灯下自学。1970年前后四年间，他劳作之余自学完了父亲留下的民国国文大学课本。一本好书反复翻阅，一页笔记反复誊抄，在有限的文字中不断“啃”出新的理解。在别人看来枯燥乏味的文字，在他眼中却是通往广阔世界的窗口。正是这段在逆境中咬牙坚持的岁月，淬炼出他超乎常人的毅力与定力，也埋下了日后治学问道的种子。此后，他作为工农兵学员完成了师范学习并担任中学语文教师，继而进入新闻媒体工作，获得赴新闻学院学习的机会，开始系统接受专业训练。课堂上，他如饥似渴吸收知识；课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图书馆与案头写作，在有限的书籍中挖掘无限的思想，这也为他从一个文学青年转化为一个传媒理论研究者打下了基础。这时的欧阳宏生便展现出过人的理论天赋与写作才华。业余研究中，他不满足于课本上的现成结论，常以追问“为什么”的方式推进思考。新闻的本质是什么？“新闻无学”之说成立吗？传播的规律何在？传媒如何影响社会？这些问题，在当时学术资料极度稀缺的学术语境中无人回应，却由此推动他走向自主探索，并成为日后理论创新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初，欧阳宏生从一线记者做起，跑基层、写稿件、做策划，在新闻实践前沿完成了最初的专业训练。白天，他深入田间地头与工厂车间，用脚步丈量现实；夜晚，他回到书桌前，把实践中的困惑上升为理论思考。正是这种从实践中来、到理论中去的独特经历，让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始终扎根现实、立足本土，不做空疏玄谈，不做西方理论的简单搬运工。不同于那些仅满足于业务完成的同侪，他在基层媒体时期就把“做记者”与“做学问”并行推进。在工作之余持续阅读与摘记，系统研读新闻学、文学、美学、哲学、社会学等著作，以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支持理论辨析与概念建构。这段长期的积累不仅夯实了其学术根基，也促使其逐渐形成明晰的学术判断——传媒的发展需要自主的理论支撑，新闻学作为学科必须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这颗理论自觉的种子就此萌发，在岁月滋养下，终成参天大树。

二、跨界拓荒：在学科空白处开辟研究新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彼时，国内传媒研究多停留在工作经验总结、业务技巧介绍层面，理论体系薄弱，研究视野狭窄，学科范式尚未形成。广播电视更是被简单视作“宣传工具”“技术载体”，缺乏学理深度与系统研究。西方理论虽开始引入，但多为零散翻译，难以与中国现实问题有效对接。正式在这一片学术荒原上，欧阳宏生毅然踏上了拓荒之路，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别人不愿碰的“硬问题”和别人不愿走的“冷门路”。他敏锐意识到仅凭新闻学单一视角，已无法解释日益复杂的传媒现象。要实现理论突破，必须打破学科壁垒，走跨学科融合之路。当时国内学界还普遍固守单一学科范式时，欧阳宏生率先将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系统科学、哲学等理论与方法引入新闻研究，尝试建立能够解释中国传媒实践的分析框架。这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的学术冒险。缺少既有范式可循，缺少成熟方法可用，许多概念、路径和论证结构都需要重新摸索和自我矫正。

为了构建跨学科分析框架，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到阅读与写作中。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气逼人，一盏台灯、一叠稿纸、一支笔，陪伴他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为了查证一个观点、核对一段史料、完善一个逻辑，他可以反复跑图书馆、翻阅旧报刊、向同行求证。有一段细节，最能体现他当年治学之艰辛：

当年没有电子检索，没有数据库，文献资料全靠手抄。为了完成一篇高质量论文，星期天他常常在资料室、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把关键论述、重要数据、经典论断一字一句抄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他的读书笔记摞起来近一人高，字迹工整、标注细密，每一页都凝聚着心血。很多时候，为了找到一本稀缺参考书，他托人辗转多地，借来后通宵达旦阅读摘抄，再按时归还。

正是在这样资源匮乏、方法未备的条件下，欧阳宏生仍持续推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媒体工作的十余年间，在做好采编及管理工作的同时，发表了《论新闻的真实美》《新闻采写中的思维特点及创造性》《系统科学与广播编辑》等40多篇论文，出版了《新闻写作学概论》等3部专著。这些成果，既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也非对业务经验的流水式堆砌，而是立足新闻实践中的真实困惑，回应采编中现实痛点，建构出具有本土阐释力的新闻话语。这一探索不仅打破了当时传媒研究的沉闷局面，更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媒体时，欧阳宏生先后担任过记者、编辑、新闻部副主任、总编室主任、局（台）领导。角色的层层递进为其日后传媒研究得以超越单纯的文本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点。从新闻记者到新闻学界新锐，欧阳宏生以坚韧与勤奋，在传媒研究的空白地带，踏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拓荒之路。

三、扛鼎之作：在事业发展需要时扛起理论重任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期。荧屏日益丰富，受众不断扩大，产业快速崛起。然而，与之对应的理论体系却严重滞后，缺乏一部系统完整、立足国情且具有学理高度的中国特色电视理论著作。实践走在前面，理论落在后面；行业热火朝天，学术根基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欧阳宏生受邀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主持并参与主持了一系列国家及部级重点电视研究课题。其中，他参与主持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立项与推进，并被任命为课题具体负责人与总撰稿。这既是极高的荣誉，更是沉重的压力。

课题启动之初，不仅研究基础薄弱——既无完整框架，也无充足资料，更无可借鉴的成熟范本，加之面临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多重困境。有人劝他：“这活儿太苦，出力不讨好，何必硬扛。”可欧阳宏生却说：“国家需要、事业发展、学科需要，既然接了这一课题，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为了完成这部里程碑式著作，他开启了近乎“拼命”的治学模式。他带领课题组完成了“从无到有”的框架搭建，同时，为避免理论悬浮，他坚持以调研支撑论证，带领团队深入多家电视机构，将一手资料转化为概念命题，把鲜活实践升华为理论体系。从大纲拟定到章节撰写，从观点提炼到文字推敲，从逻辑梳理到学术规范，他全程把关、逐字打磨。为了一个概念表述精准，他反复斟酌十几遍；为了一个论断严谨，他查阅数十篇文献；为了让体系逻辑自洽，他把整章内容推倒重写。课题组成员回忆：“欧阳老师对学术近乎苛刻，一个标点、一个注释、一个页码，都不允许出错。”那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休息日。家人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笑着说：“这本书，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学科理论的事。早一天完成，电视事业就早一天有理论支撑。”同事劝他休息，可他稍作缓解，又回到书桌前。他说：“思路一断，再续就难了，我不能停。”

历经三载寒暑、数易其稿，凝聚着欧阳宏生及团队心血与智慧的《中国电视论纲》正式出版。这部著作以系统化方式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体系，集中回应了中国电视的性质宗旨、功能定位、规律与发展等关键问题，填补了当时国内电视理论的重大空白，被学界和业界誉为中国电视理论发展的奠基之作。欧阳宏生教授和团队用一部扛鼎之作，在最需要理论支撑的时候，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进入新媒体时代，欧阳宏生教授又将研究推进至广播电视学科的整体更新，牵头主持了代表国家主流意识的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的重构和建设的工作，先后出版《当代广播电视学》和《中国广播电视学》，这些著作紧跟时代脉搏，代表了前沿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的最新成果。

四、批评立学：在文化浪潮中坚守学术良知

进入21世纪，中国电视进入产业化、市场化高速发展阶段。节目形态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过度娱乐化、同质化、低俗化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在这结构性转型中，电视批评的公共价值被重新发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电视批评呈现出两种失衡状态：一类是人情式表扬、广告式吹捧；另一类是情绪化吐槽、零散化点评。整体上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稳定的理论框架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而真正有学理、有风骨、有担当的理性批评，少之又少。欧阳宏生再次敏锐捕捉到时代命题——建立中国特色电视批评学。这又是一次开拓性学术攻坚。他以《电视批评论》《中国电视批评史》《电视批评学》等系列著作将电视批评从零散评论提升到学科层面的系统建构。

他认为，电视批评不是简单“说好话”，也不是一味“骂与批”，而是科学、理性、建设性的学术判断，既要肯定优秀作品的价值引领，也要批判不良倾向的价值迷失，既要守护艺术审美，也要捍卫社会责任。在电视娱乐化浪潮最汹涌的时期，他始终保持清醒，多次在学术会议上强调：电视传媒不能只讲市场不讲导向，只讲流量不讲价值，只讲娱乐不讲责任。他主张电视批评，不媚俗、不跟风、不妥协，以理性声音守护传媒良知，以理论力量引导行业方向。

《电视批评学》先后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成为全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核心教科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传媒学子。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从边缘到主流，欧阳宏生以一己之力，推动电视批评成为一门独立、规范、科学的现代学科。在他的推动下，电视批评不再是个人随笔，而是有理论、有方法、有标准、有队伍的专业领域。他以学术担当，在文化喧嚣中守住了一片理性净土，为中国电视健康发展，树立起理论标尺。

五、开拓创新：在智能时代建构认知传播学

岁月流转，欧阳宏生步入花甲之年。彼时的他，早已功成名就、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本可就此收束学术生涯，安享荣誉与晚年。然而他骨子里那股开拓不止、求索不息的精神，从未熄灭。他认为：“学术生命，不在年龄，而在创新。只要需要、学科需要，我就愿意继续往前走。”

互联网、移动新媒体与人工智能快速崛起重塑了传播格局，传统传播学面临巨大挑战。信息如何被人脑接收？意义如何被心智建构？传播如何影响认知与行为？这些深层问题，传统理论难以完全解释。当不少学者停留在熟悉领域时，欧阳宏生却毅然选择再次出发，他把目光投向“认知科学+传播学”的交叉前沿。2014年4月，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30多所高校认知传播学者倡议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全球修辞学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认知传播学会，欧阳宏生教授被推举为学会会长。对他而言，这一次不是引译、不是借鉴、不是补充，而是原创建构一门新学科——认知传播学。这是他学术生涯中又一次，也是最具颠覆性的一次理论飞跃。

年过六旬的欧阳宏生几乎以“重新入门”的方式回到了学习起点。他系统研读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前沿，把跨学科知识转化为传播研究可用的概念与方法。他带领研究团队从传播本体、认知机制、意义生成、信息加工、心智模式、系统结构等层面逐步推进，提出认知传播学“以人为中心”的核心取向，考察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被“人”感知、注意、记忆、理解、判断，并产生反馈，从而揭示传播与心智互动的内在规律。2020年，欧阳教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认知传播学基础理论著作《认知传播学》，系统梳理概念谱系与核心范畴，搭建研究对象、理论命题与方法路径，力图回答“信息如何被心智加工、意义如何生成、传播如何影响人与社会”等基础问题，标志着认知传播研究从零散探索走向体系化建构。认知传播学突破了传统传播学“媒介-效果”研究范式，把研究推向“脑-心智-意义”层面，为理解数智时代传播现象，测量传播效果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范式。

六、杏坛春风：以人格魅力滋养后学

欧阳宏生不仅是理论开拓者，更是深受学生敬重的优秀教师。2001年初，欧阳教授作为人才引进调入四川大学，次年担任博士生导师。任教期间，他长期承担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不同层次的教学与指导工作。讲台之上，他学识渊博、深入浅出；讲台之下，他待人谦和、关爱学生。

他对学生要求极严，强调治学先治心，为学先为人。论文选题、框架设计、资料搜集、逻辑论证、文字表达，他都一一指导、逐字修改。学生初稿写得粗糙，他不急不躁，耐心批注，大到观点立论，小到标点符号，都细致标注。很多博士生回忆，跟随欧阳老师求学，是一段“痛并快乐着”的历程。痛在学术标准极高，容不得半点敷衍；快乐在每一次修改、每一次点拨，都有实实在在的成长。他常对学生说：“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批评，经得起考验。”他对学生的培养要求往往高于学校的培养标准。每年报考他博士生的人数大多数时间都在四、五十人，连续考三四年才考上的也不在少数。他不仅教学生做学问，更教学生做人。他生活简朴、为人低调、不慕名利、不尚空谈，以人格魅力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学生遇到困难，他主动关心；学生思想迷茫，他耐心引导；学生学术进步，他由衷欣慰。

从教二十余年来，欧阳宏生培养了80多名博士、博士后，40多名硕士、20多名访问学者和博士生班学员，他们遍布全国高校、媒体、科研机构，成为中国传媒事业的中坚力量。他用一生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把学问做在纸上，把育人落在心上。

七、学术丰碑：逆境铸魂，一生求索

回望欧阳宏生的学术人生，从勤奋苦读到学界泰斗，从基层记者到传媒管理者，从应用研究到理论开拓者，从学科空白到体系建构，他的每一步，都是坚定自信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他的每一项成果，都带着开拓印记。四十余载学术，他先后主持了2项国家重点、1项部级重大、16项国家一般和部省级课题；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著作24部，个人著述700万字；有17项成果获国家级或省政府奖励；获评全国首届“十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第二届视听传播研究终身成就奖”“首届视听传播教育大先生”等一系列荣誉。曾任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品牌创新委员会委员、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国认知传播学会会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校民族影视研究会理事长、四川省广播电视学会长等学术职务。较长时期担任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视艺术金鹰奖、国际金熊猫纪录片奖、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等国家国际大奖评委，担任《中国广播电视学刋》《新闻与传播》（人大复印资料）《当代电视》《中国广播》等学术期刊编委。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是无数次推倒重来，是无数回在困境中坚守。

欧阳宏生教授的学术道路清晰呈现出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新闻跨学科研究，将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人文社科成果用于新闻研究，拓展了新闻学研究路径，这在80年代，是难能可贵的；第二重是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建构，他以学科化、规范化的方式重塑广播电视研究并推动电视批评走向独立学科，为中国广播电视与电视批评奠定坚实基础；第三重是原创开派，他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原创建构认知传播学，开创具有国际视野的认知传播学派。每一次境界跃迁，都在坚定信心中开拓；每一次理论跨越，都在空白处奠基每一次，都以原创立标高。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欧阳宏生以一生求索，见证了中国传媒学术从弱小走向强大、从依附走向自主、从边缘走向主流的历史进程。逆风执炬，光必致远；以学拓界，道不远人。

欧阳宏生教授的人生，充满自立自强执着坚定、在求索中开拓创新的奋斗精神。他以坚韧对抗艰难，以原创打破空白，以担当回应时代，用一生践行“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信条。他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传媒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治学精神，照亮了一代学人的前行之路；他的人格风骨，彰显了一个学者的家国情怀与学术自信。

在全媒体时代浪潮奔涌向前的今天，欧阳宏生教授的学术之路，依然在启示我们：真正的学术，源于坚守，成于坚韧，立于创新；真正的学者，在困境中不屈，在时代中担当，在历史中留痕。逆风而行，向阳而生；以学为炬，以梦为马。欧阳宏生教授用四十余载风雨兼程，不断开辟理论通途，在坚守中铸就学术成就。必将激励更多后来者，在求知路上勇毅前行，在创新途中开拓不止，为中国传媒学术的繁荣与发展，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本文作者：杨雅舒  四川观察编辑；万馨  兰州财经大学文学博士）

来源：四川网络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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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金语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