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峰给新闻学留下了什么？

2026-3-26 16:03| 发布者: 刘海明| 查看: 14| 评论: 0|来自: 南村新传研究所

摘要: 2026年3月24日，张雪峰因病去世的消息传来，我第一反应是错愕，第二反应是立马溯源，直至官媒消息最终定论，才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2026年3月24日，张雪峰因病去世的消息传来，我第一反应是错愕，第二反应是立马溯源，直至官媒消息最终定论，才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对于一家深耕新闻传播考研的教育机构而言，我们的心情无疑是矛盾的，对于张雪峰老师，我们很难评价。一方面，我们曾对其“报考新闻学就打断腿”的极端言论“恨得牙痒痒”，因其片面的“就业判词”，整个新闻与传播学科一度在公众认知中蒙尘；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会否认，他以一种近乎粗粝的“功利主义”视角，扮演了网络传播时代教育信息“破壁者”的角色，为无数择校/选专业迷茫的家庭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生存地图”，说他比我们更懂传播亦不为过。

图1 张雪峰去世讣告图

他的离去，留下的不仅是一个争议人物的背影，不仅是巨额遗产，也不仅是简单的一个教育符号，对新闻与传播学来说，是一面映照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理想与现实巨大落差的、充满裂痕的镜子——那么这面镜子，照出了什么？

“破壁者”的功与过——张雪峰的“实用主义”冲击波

雪峰老师的出现与走红，绝非偶然。他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其激起的“实用主义”冲击波，深刻搅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信息传播的格局与套路。要理解他对新闻学乃至整个文科教育带来的复杂影响，必须首先正视他作为“破壁者”的双重面孔——一面是打破信息垄断的“盗火者”，另一面则是将教育价值简化为生存算计的“功利代言人”。

一、“破壁”之功：一场草根逆袭的“信息平权”运动

对于成千上万的普通家庭，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及县域的学生和家长而言，“大学里有什么专业？”“这些专业学什么？”“毕业后能干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往往只能通过零碎的口口相传、过时的报考指南或高度简化的网络信息来获取。

张雪峰的颠覆性在于，他绕开了所有宏大叙事，直接切入最核心的生存焦虑：“学这个，能不能找到工作？能赚多少钱？” 他凭借对数千所院校、数百个专业历年录取数据、就业报告、行业趋势的海量梳理和记忆，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数据化择校模型”。在他的直播间和演讲中，复杂的院校层级、专业排名、城市区位、考录难度，被翻译成“性价比”“避坑指南”“推荐指数”等极具操作性的通俗语言。这本质上是一种 “教育信息的降维解码” ，为信息匮乏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具象化的决策支持。

而他的言论之所以能引发海啸般的共鸣，是因为他替沉默的大多数，问出了那个有些“俗气”却无比真实的问题：“我投入四年甚至更久的青春和数十万的家族积蓄，究竟能换来什么？” 这种质问，对于部分沉溺于理论自洽、忽视社会反馈的文科教育，尤其具有刺痛感。这种来自市场端的强大反馈，虽然粗暴，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教育调节机制。

图2 张雪峰考研择校封神图

二、“功利”之过：当“生存理性”异化为“价值虚无”

然而，张雪峰模式的巨大副作用，与其贡献同样显著。他将“实用主义”推向了“功利主义”的极端，完成了一次对教育本质的危险解构。

在张雪峰的叙事框架里，大学专业被彻底物化为一种“金融产品”。学生是“投资者”，学费和时间是“成本”，毕业薪酬是“回报率”，热门行业是“风口”。“好不好就业”成为衡量专业价值的唯一尺度，甚至是压倒一切的“真理”。这种极度简化的逻辑，完全抹杀了高等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批判性思维塑造、文化传承与社会责任感培育方面的根本性价值。它传递了一种危险的信号：一切不能直接、快速兑换成货币价值的知识与素养，都是无用的。

“报考新闻学就打断腿”这类言论，并非严谨的学科评估，而是一种极具传播力的情绪化标签和戏剧化叙事。它通过断章取义、夸大其词，将新闻学面临的行业转型挑战，扭曲为整个学科的“原罪”与“绝路”。在传播过程中，复杂的媒体融合转型、多元的职业出路被忽略，只剩下“惨绝人寰”的单一印象。这种话语是一种高效的 “认知战”武器，它利用公众的焦虑情绪，在舆论场上给新闻学贴上了沉重的负面标签，造成了深远的“污名化”效应，让无数真正热爱并适合该领域的学生望而却步，也让公众对媒体的专业价值产生更深怀疑。

更具讽刺的是，张雪峰在打破旧有信息壁垒的同时，也在构建新的思维牢笼。当他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将某些专业判为“天坑”时，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新的单一标准（短期就业薪资），剥夺了学生基于兴趣、天赋和长期人生规划进行多元选择的可能性。对于那些怀有新闻理想、人文情怀的学生，这种铺天盖地的“劝退”声浪，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教育本该是探索自我、发现可能性的旅程，但在极致的功利导向下，它被压缩为一场规避风险、追求确定性的生存博弈。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信息垄断”和“选择窄化”？

“守夜人”的失语——新闻学何以陷入自辩困境？

当张雪峰用“能不能找到工作”这把最朴素的尺子，丈量新闻学的价值时，整个新闻传播学界的回应，却意外地陷入了一场集体性的“失语”与“失焦”。

一、论战中的“话语隔阂”：当学术逻辑遭遇生存焦虑

重庆大学张小强教授指出新闻专业“能文能武”，主流媒体仍有就业空间；厦门大学邹振东教授提醒公众“可以关切他的质疑，但不必轻信他的结论”。这些观点本身正确，也体现了学者的担当。然而，在传播效果上，它们却像精准投放到错误战场的弹药。当公众被“毕业即失业”的具体恐惧笼罩时，“能文能武”的概括性描述显得苍白；当家长纠结于“投入产出比”时，“不必轻信结论”的劝诫缺乏替代性的、同样清晰有力的数据与路径支撑。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新闻传播学作为研究信息传播规律的学科，其从业者却在与公众最重要的传播战役中，未能有效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学者们习惯于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使用一套严谨但高度专业化的术语体系进行对话（如“公共领域”、“媒介化生存”、“话语分析”）。但当面对大众时，未能成功地将学科的核心价值——“在信息泛滥时代，专业的信息筛选、核实、解读与传播能力是社会运行的刚需”——转化为通俗、生动、可感知的故事和案例。相反，张雪峰使用了最原始的传播武器：情绪化的标签、极端化的案例、简单化的因果逻辑。因而，在这场不对称的舆论战中，学术的严谨性，在传播的穿透力面前，暂时败下阵来。

图3 张雪峰谈新闻学事件直播截图

二、研究与实践的“两张皮”：学科“内卷”与公共角色的萎缩

不可否认，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产出浩如烟海，CSSCI、SSCI论文数量攀升。但一个尖锐的提问是：这些研究中，有多少是源于对中国本土火热、复杂的传媒实践与社会信息生态的深切关怀？又有多少能真正反哺实践，指导行业转型，或回应公众的信息困惑？

部分研究呈现出两种偏离：

技术追逐症：热衷于追逐“元宇宙”、“AIGC”、“算法推荐”等前沿技术概念，论文充斥技术术语的堆砌，却缺乏对技术如何深刻重塑社会权力关系、伦理边界与人文价值的批判性深挖，沦为“概念空转”。

理论内循环：沉迷于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引介、验证与微创新，研究问题越来越精巧，方法论越来越复杂，但却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媒体的真困境、公众的真焦虑渐行渐远。这种研究在学术圈内部可能获得认可，却构筑了与广阔社会对话的“学术飞地”。

显然，当张雪峰质疑新闻学就业时，许多新闻院校的培养方案可能还滞后于媒体融合转型的步伐。课程设置中，传统的采写编评训练与新媒体运营、数据新闻、产品设计等市场需求之间可能存在脱节；对学生的职业引导，可能仍过度聚焦于传统媒体机构，而对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公司、政务新媒体、企业品牌传播等多元出口阐释不足。学科未能清晰、自信地向学生和社会描绘出一幅与时俱进的“能力地图”和“职业图谱”，这在客观上也让张雪峰式的片面指责有了可乘之机。

留下的“遗产”——不是答案，而是必须直面的启示录

如果要问雪峰老师给新闻学留下了什么？我们只能说：张雪峰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新闻学的出路。但他曾经砸下的石头，却鲜明地指明了新闻与传播学改革发力的基本方向。

1、从“防御”到“建构”——夺回自身的价值定义权与叙事能力

过去，面对“新闻无学”、“就业困难”等质疑，新闻传播学科的反应常常是防御性的：或是列举成功校友，或是强调理想情怀，或是指责质疑者的功利。张雪峰事件证明，这种基于“他者”逻辑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

对于学者和教师而言，他们不能再满足于在学术期刊和课堂内“自说自话”，必须学会用公众、家长和学生能听懂、能感知的语言，去讲述新闻传播学在数字时代的不可替代的“新故事”。如在一个信息过载、谣言肆虐、情绪先于事实、算法深刻塑造认知的当下，专业的信息鉴别力、叙事建构力、舆情分析力、伦理判断力与跨文化传播力，是如何成为个人、组织乃至国家的核心战略资产。

此外，不能对“就业难”的指责视而不见或简单驳斥。相反，应主动、系统地进行“就业供给侧”的信息披露与能力展示。如绘制立体化的“职业星系图”，塑造超越“进媒体当记者”的单一想象叙事，全景式展示新闻传播学子活跃的广阔天地——互联网大厂的产品、运营、市场岗位；政府与企业的品牌、公关、宣传岗位；新兴的内容创业、智库分析、数据新闻领域；国际组织与跨文化传播机构等。

图4 网络就业专业排行图（不一定准）

2、在张力中寻求“负责任的务实”——走向理想与现实的更高阶统一

张雪峰制造的“功利”与“理想”的对立，是一个虚假的二元陷阱。新闻学的未来，不在于二者择一，而在于寻求一种 “负责任的务实” 的更高阶统一。这要求我们同时拒绝两种天真的幻想：一是拒绝脱离社会现实的、孤芳自赏的“情怀主义”；二是拒绝抛弃价值根基的、随波逐流的“职业主义”。

务实，是对学生职业发展负责：它意味着坦诚地告诉学生行业的现状、挑战与机遇，并尽一切努力为他们装备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武器。它意味着就业指导应成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临毕业前的附加服务。

负责任，是对学科使命与社会福祉负责：它意味着在教授任何技能时，都必须嵌入伦理的拷问与价值的反思。在教授数据新闻时，必须讨论算法偏见；在教授内容营销时，必须探讨传播的边界与社会责任。它意味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出更高效的“传播技工”，而是培养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做出明智、有德、有勇气的判断的“负责任的传播者”。

04
缅怀雪峰老师——写在最后

张雪峰留下的，是一份双重遗产。他既是一面放大社会教育焦虑的“凸面镜”，也是一面照出新闻学自身不足的“显微镜”。他的争议性，正源于他精准地踩中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如今，彼此的争端逐渐平息，我们或许能更清醒地看到，这场论争归根结底是 “教育理念差异”的集中爆发。邹振东教授所言极是：“张雪峰的答案不必轻信，但张雪峰的发问值得警醒”。

最好的缅怀，不是简单的褒贬，而是完成他未竟的“破壁”——打破学科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专业教育与大众认知之间的那堵墙。新闻教育的未来，不在于在“功利”与“理想”间二选一，而在于寻求 “负责任的务实” 。同样，这也是南村自创立以来不断坚守的信念，我们始终相信，新闻传播学需要的始终是“具备批判性思维，理解现实复杂性、具备生存能力，同时仍不忘仰望星空、心怀福祉的传播者”。

斯人已逝，这面镜子也已经碎了，但透过裂痕，我们看到了必须前行的路。新闻学能否在服务社会中重新确认价值，成为这个时代真正不可或缺的“守夜人”，答案不在过去，不在雪峰老师，而在我们每一个教育者、研究者与实践者的选择与行动之中。

最后，雪峰老师千古！惟愿逝者安息！

来源：南村新传研究所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Clug_a93un0CDoFm5_7Og

编辑：赵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