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西方新闻学研究年度报告

通过分析新闻学研究领域的4本SSCI期刊2025年正式刊发的470篇论文，本报告提炼出西方新闻学研究的9个议题，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业，数字新闻叙事的演变，新闻业的认知模式及变化，受众能动性与新闻价值再协商，媒体信任与事实核查，新闻从业者的困境与危机，地方新闻业的角色、实践与挑战，危机事件与新兴新闻实践，结构性因素对新闻业的影响。报告主要呈现这些议题回应的社会情境、对话的理论脉络或应用的研究方法等，重点关注它们相较往年具有启发性乃至突破性意义的创新之处，以进一步讨论这将为中国语境下未来的新闻业研究提供哪些启发。

引言

这是我们开展年度报告工作的第五年。五年来，处于持续动荡、变迁之中的数字新闻业在推动相关研究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促进了数字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Westlund et al.，2025）。在这一进程中，新闻学界并不局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解释，还有对理论建构与知识增量的自觉追求。相关研究锚定更广阔的学科脉络，致力于提供兼具理论严谨性与创新性的学术贡献。因此，捕捉前沿动态、对话核心概念与理论、调适研究方法，并将新闻业的变迁置于更广泛、深远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已成为一大学术取向。这种强调跨学科视野与方法论自觉的路径，不仅呈现了数字新闻研究面对时代挑战的适应性，也勾勒出其通过持续反思与创新以巩固学科合法性与影响力的共同方向。

今年，我们依然将《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学》（Journalism）、《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4本期刊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据科睿唯安官方网站《2025年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2025）显示，这4 本期刊分别位于第7位（Q1，IF 5.4）、第31位（Q1，IF 2.9）、第36位（Q1，IF 2.7）、第70位（Q2，IF 2.0）。通过分析这4本期刊的论文，我们一方面尝试勾勒2025年西方新闻学的研究图景，另一方面则基于历时性的视角关注其中相较往年具有启发性甚至突破性意义的热点与创新点，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新闻业研究的未来进路。

研究团队从SAGE Publications和Taylor & Francis数据库分别收集了4本期刊于2025年正式刊发的全部论文，排除书评、编辑语等非研究型论文，《数字新闻学》共有10期88篇论文，《新闻学研究》共有16期106篇论文，《新闻学》共有12期131篇论文，《新闻实践》共有12期145篇论文，总计470篇论文纳入本报告分析范围。

延续以往的分析传统，我们在参考既有学科分类和研究新闻学期刊论文的方法论基础上（Steensen & Ahva，2015；Steensen et al.，2019），通过研读论文原文、研究专刊以及小组内部讨论，展开了多轮次的主题分析工作，并最终确定了2025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9大研究议题，分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业，数字新闻叙事的演变，新闻业的认知模式及变化，受众能动性与新闻价值再协商，媒体信任与事实核查，新闻从业者的困境与危机，地方新闻业的角色、实践与挑战，危机事件与新兴新闻实践，结构性因素对新闻业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试图对每个议题展开十分全面、系统的铺陈式梳理。一方面，部分议题作为新闻学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在此前报告中已多次讨论，其中多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另一方面，尽管部分议题的频数较高，却难免有低水平重复之嫌，具有启发性乃至突破意义的研究实则屈指可数。为此，我们侧重这些议题中的“新意”——即便是老生常谈的议题，也可能在当下呈现出新的形貌。具体而言，它们分别涉及新的传播技术、认知关系、行业生态、社会情境与结构力量。不过，这种类别区分并非绝对，许多研究呈现出跨类别的特点，但它提供了一个从问题意识和创新源头出发的理解框架。同时，我们也结合这些议题的关注热点、创新点以及理论、方法等，检视、探查它们将为中国语境下未来的新闻研究提供哪些有价值的启发。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业

当下，生成式AI已经成为全球新闻业的关键词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呈现井喷态势。2025年《新闻实践》刊发了一期专题来讨论生成式AI时代的新闻业，尤其聚焦生成式AI带来的潜力与挑战。专题内的研究主要指向两个核心内容（Munoriyarwa & de-Lima-Santos，2025）：其一，新闻能动性的重构与新闻权威受到的挑战，事关新闻业的决策权日益向技术系统转移（Amigo & Porlezza，2025）；其二，新闻组织内部、新闻业与科技行业以及因“人工智能鸿沟”而分化的全球各地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重新协商（Thäsler-Kordonouri & Koliska，2025）。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生成式AI与新闻业的一系列讨论，实则隶属于技术（尤其是自动化与AI技术）与新闻业关系的研究脉络，这在此前的年度报告中多有提及（白红义等，2024、2025）。而生成式AI作为人工智能里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子集，其研究既延续、承继了以往技术与新闻业关系的讨论，也生发了新的动向与启发。这与生成式AI本身具有的生成性、涌现性、持续迭代性等独特的属性密切相关。有鉴于此，新闻研究者在探讨生成式AI时，首先应当有意识地辨析其与此前一系列技术之间的差异，以期更准确地定位、甄别生成式AI在新闻业中的角色与作用，而非仅是“旧瓶装新酒”。

对新闻业而言，生成式AI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它较大提升了部分新闻实践的自动化效率，例如能够较为独立、高效地整合海量信息以生成新闻报道（Hong et al.，2025），但亦对新闻伦理标准带来了挑战，以往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观逐渐转向基于人类与机器等多个行动者的“分布式责任模型”（distributed responsibility model）（Paik，2025）。而且，生成式AI对部分新闻条线的影响尤为突出。这些条线由于本身与技术发展关系密切，成为研究的“先锋样本”，如数据新闻与调查新闻（Fridman et al.，2025）、事实核查新闻（Cazzamatta & Sarısakaloğlu，2025）、可视化新闻（Matich et al.，2025）、摄影新闻（Ditlhokwa et al.，2025）等。

与此同时，关于这些影响的积极、消极面向的讨论也不少，有取自从业者的论述，也有基于研究者自身的规范性省思，呈现出从乐观至悲观的连续统。概言之，生成式AI既表现出在提升新闻生产效率、提供个性化内容、改善从业环境等方面的潜力（Guenther et al.，2025）；也存在威胁就业、侵蚀专业规范、助长科技行业巨头权力集中，甚或加剧媒体操纵与数据偏见等问题（Møller et al.，2025；Mahony & Chen，2025）。而且，一些研究者着眼于新闻受众对生成式AI介入新闻业的态度，发现他们对使用AI生成新闻的媒体的信任度可能更低，尤其是涉及政治报道时（Nanz et al.，2025）。为此，研究者也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如编辑监督、媒介素养、算法素养和监管框架等，对降低潜在风险至关重要（Calvo et al.，2025；Couraceiro et al.，2025）。

还需要留意的一点在于，生成式AI对新闻业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应制度、经济和文化背景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形貌。研究者们通过对全球不同地区生成式AI介入新闻业的经验分析，共同展现了一幅争议性图景。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研究者引入“乌班图哲学”（Ubuntu philosophy），强调关系性、社会进步、社会和谐与人类尊严，以作为新闻业负责任地使用AI的指导框架（Gondwe，2025）；在希腊，一些地方新闻媒体受到资金限制、技术复杂性与潜在技能缺陷等影响，对AI的使用仍缺乏充分认知（Kostarella et al.，2025）；在荷兰，“知识孤岛”（knowledge silo）成为阻碍新闻业负责任地采用AI的障碍之一，这反映出组织结构和文化对技术整合的影响（Dodds et al.，2025）；等等。

这些研究均表明，生成式AI对新闻业的影响还取决于制度规范、政治经济环境和地方现实（Munoriyarwa & de-Lima-Santos，2025）。因此，研究者除了辨析生成式AI与此前一系列技术之间的差异之外，还需要密切关注与之相关的组织情境、自动化范围及制度起源等多个要素（Hermida & Simon，2025）。相应地，中国研究者不应草率地将前述研究结论“搬运”至中国新闻业的经验场景中，而应在考察、识别中国新闻业对AI的应用情况时，充分考量相关背景性或结构性因素，并进一步留意解答新闻业的专业工作及其公共性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生成式AI方能实现的问题。

二、数字新闻叙事的演变

过去一年，数字技术对新闻叙事的介入表现得尤为显著。研究者们注意到，这种介入超越了技术更迭或工具理性的范畴，体现为叙事权力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动态转移，以及新闻业在适应平台逻辑时所面临的张力。2025年的研究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演变轨迹：数字新闻的叙事策略正转向多维度的复杂现实介入。这主要表现在视觉见证的政治重构、听觉与情感叙事的连接，以及交互式介入的边界消融三个维度。

视觉呈现历来是冲突报道的核心议题，在当下，它更多承载起复杂的政治协商与伦理博弈功能。《数字新闻学》第1期专题“视觉战争新闻”的导言中就提到，视觉战争新闻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中介化要求（Allan，2025）。这一观点在针对具体地缘冲突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的报道中，视觉框架的选择高度依赖地缘政治立场，成为一种调用隐蔽修辞的意识形态工具，如西方媒体倾向于通过展示人类苦难来构建同情，而俄乌媒体则通过高频展示政治领袖和军事符号来将战争抽象化、去人化，从而隐蔽地通过“爱国主义”符号确立战争合法性（Young & Omosun，2025）。类似差异也体现在半岛电视台与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中，两者虽然采用了相似的叙事原型，却构建了完全相反的视觉事实，前者通过大量展示加沙废墟与死难儿童来强调巴勒斯坦作为受害者的道德正当性；后者则通过视觉上将哈马斯武器化、恐怖分子化（如展示持枪儿童），同时将以色列平民视觉化为无辜的受害者，从而将以军的强力反击框架化为一种必要的正当性防御举措（Damanhoury & Saleh，2025）。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框架博弈，新兴技术与平台正在挑战视觉新闻的边界，并催生出新的证据形态。Romeo（2025）介绍的一家开源调查机构“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不再依赖对受难身体的直接展示，而是通过空间来分析揭示暴力的结构性特征。这不仅是对部分受众倾向于克制视觉伦理（Greenwood et al.，2025）的一种回应，也为解决创伤性图像传播中的伦理困境（Kamal，2025）提供了新路径。同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视觉叙事呈现出更强的表演性与分散性。Yarchi和Boxman-Shabtai（2025）在对TikTok的研究中发现，普通公民利用平台的视觉模板进行“公民外交”，其互动效果往往优于官方叙事。然而，这种去中心化的视觉生产也带来了新的风险，非新闻专业人士设计的视觉内容与受众对真实性的期待构成了新的冲突。比如研究者在对比美国爱达荷大学四名学生被谋杀案的报道时发现，非新闻专业人士制作的YouTube缩略图往往为了点击率而牺牲视觉保真度。具体而言，与记者坚持使用中立的警方面部照片不同，非专业博主倾向于使用“小报式”的视觉修辞，给嫌疑人照片叠加红色滤镜、添加恶魔角符号，或将其肖像与连环杀手并置（Thomson & Bock，2025）。

听觉叙事与社交媒体文本则试图在碎片化时代重建受众的情感关联。在播客领域，具有亲密性的声音媒介被重新发掘为一种独特的新闻资源。研究者通过会话分析发现，播客为政治人物提供了一个展示个人身份而非机构身份的空间，这种非正式的谈话风格有助于建立更深层的受众连接（Modell，2025）。此外，像On Being这类播客则展示了新闻作为“治愈艺术”的潜力，通过强调积极情感与精神性，对主流新闻业侧重冲突的叙事范式构成了有力补充（Parks，2025）。即便在传统的叙事新闻中，情感也正通过隐蔽的技巧含蓄传达，成为新闻叙事的底层代码（Aare，2025）。然而，当这种情感逻辑进入算法驱动的社交平台时，往往会发生异化。Shin等人（2025）的研究揭示了“愤怒诱饵”（rage bait）的流行，指出引发愤怒情绪的标题比纯信息类标题更能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点击与互动。这种逻辑迫使严肃媒体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如英国通俗媒体为了适应Facebook的算法逻辑，会有意在帖文中增加主观性描述（Savinova & Hoek，2025）。这表明，新闻业或许正面临如何在利用情感建立连接的同时避免被算法逻辑诱饵化的难题。

此外，交互技术的进步使新闻叙事演变为记者、受众与技术系统共同在场的动态过程。针对B站弹幕的研究较为典型，研究者指出即时评论系统创造了一种准同步的互动体验，受众的反馈直接嵌入视频文本中，成为叙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Wu & Fitzgerald，2025）。在新闻游戏领域，研究发现尽管游戏形式常被质疑模糊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但它实际上为受众提供了一个通过互动来协商真相的仪式性空间。面对这种交互性的增强，新闻生产流程也随之调整（Sun，2025）。Røsok-Dahl和Olsen（2025）则提出了“动态把关”的概念，用以描述记者在Snapchat等平台上与算法、受众实时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发布策略的现象。Van der Nat等（2025）的研究也显示，设计者正在通过构建“想象用户”来预设互动路径，这种生产流程的改变标志着新闻生产正从写故事转向设计体验。

2025年的相关研究表明，数字新闻叙事正处于从机构呈现向多方介入的转型期。这显示出技术正在影响新闻的公共性基础。未来的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探讨这种转变带来的长期后果：在算法鼓励“愤怒”与“主观”的背景下，如何维持新闻的公共理性？当受众通过弹幕和游戏深度介入叙事时，职业记者的专业边界又该如何重新界定？这些问题仍有待学界结合具体的本土情境做出回应。

三、新闻业的认知模式及变化

近年来，由于数字技术、媒介勃兴与持续发展等不同因素，新闻业的认知模式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这类认知模式指新闻从业者如何界定、获取、验证或传播与新闻业相关的一系列知识（Perreault et al.，2025）。简言之，它定义了新闻业通过何种专业方法来获取事实，并凭借何种理由让公众相信这些事实是可靠的，亦被称作“新闻认识论”（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Mutsvairo，2025）。新闻认知模式不仅作为一项常用的理论资源或概念工具，更作为一项重要的议题备受研究者关注，与之相关的论文数量可观。2025年的《数字新闻学》第3期还设置了“数字新闻生产认识论”专题，以期聚焦新闻认知主张、生产及其权力与技术适应等问题。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关注新闻认知模式的变化，以及它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化形貌。这说明，这类认知模式兼具流动与多元的复杂特征。马特·卡尔森（Carlson，2025）提出概念“认知竞赛”（epistemic contest），通过超越单一的事件或范例，分析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在形塑新闻知识生产规范与实践上的努力，进而涵盖围绕这些新闻认知实践合法性展开的、更广泛的、持续进行的一系列辩论。例如，在不同类型的新闻体裁（Koliska & Roberts，2025）、新闻媒体（Coddington & Molyneux，2025）以及新闻价值或规范（Johnson et al.，2025；Ljungdalh，2025）之间，新闻认知模式可能都有所分别，不宜一概而论，需区分考察。

2025年的研究不限于泛泛讨论新闻认知，而是聚焦于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传统新闻业以专业规范、信源验证等为核心的认知模式有所松动，新的认知模式正在哪些维度、以何种方式被建构？研究的新意体现在对认知模式调适的多维度探索上。例如，提出“情感认识论”（affective epistemology），将新闻从业者的情感投入也视为一种兼具认知和策略理性的具身知识（Kotišová & van der Velden，2025）。同时，重新发现“地方”（place）的认知价值：地方不仅涉及新闻从业者与报道对象之间的物理距离，还涉及他们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克服这种距离以获取知识，并影响从业者的权威性和新闻生产的质量（Santamaría & Henken，2025）。亦有研究者尝试从边缘（periphery）的视角重新想象新闻认知模式，强调非主流新闻实践在形塑这一模式中的重要性，从既往的认知模式转向“基于知识的倡导”（knowledge-based advocacy）模式（Anderson，2025）。不过，这些认知模式既可能与新闻受众的认知模式产生矛盾或冲突（Núñez-Mussa et al.，2025），也可能与实际应用并不相符（Morini，2025）。

接续以上讨论，这些研究还探讨了可能影响新闻认知模式变化或差异化的不同因素，主要包括不同的政治权力或社会文化背景、对数字技术的差异化适应等（Perreault et al.，2025）。一方面，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背景可能会引致新闻认知模式有所不同。例如，有研究者通过比较美国和韩国政治记者的社交媒体使用，发现前者的认知模式与个人品牌化、市场竞争力相结合，而后者的认知模式则侧重于集体协作和信息共享（Moon & Lewis，2025）。

另一方面，持续发展的数字技术或媒介同样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像数据化（datafication），便借由物质基础（materialities）——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和可视化工具，以及互联性（interlinkages）——数据精英（如数据分析师、工程师）与其他新闻从业者（如编辑）之间的协作关系，形成了以数据为中心的新闻认知模式，并可能与传统的模式之间产生摩擦或冲突（Schaetz et al.，2025）。当然，这些模式也可能并不必然因技术影响而发生变化，在部分案例中，它们受到媒体生态、传统认知模式以及媒体经济或文化背景等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Hendrickx & Van den Bulck，2025）。

在此基础上，未来的新闻业研究可以尝试继续探索以上方向，即新闻认知模式的历时性流变、差异化形貌及其背后复杂的因素。除了描述与情境化之外，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省思既有的与新闻认知模式有关的理论框架，而这种理论化需要考虑新闻从业者在数字生态系统中不断变化的位置，以及他们如何在新的、动态的环境中争夺权力和合法性。

四、受众能动性与新闻价值再协商

受众研究在过去几年的讨论度一直比较高（白红义等，2023、2024），不过，此前研究更多关注受众的消费习惯或新闻回避，2025年的研究则更多聚焦受众如何在算法结构、经济压力与政治冲突的多重语境下，主动协商新闻的定义、边界与价值。

在算法日益主导内容分发的背景下，受众如何界定“什么是新闻”以及如何接触新闻，呈现出算法策展与受众自主并存的复杂图景。传统的“把关”理论正遭遇挑战，但技术并未完全剥夺受众的能动性。研究者引入现象学视角指出，新闻的相关性实则是由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基于个人经验与品牌评估生成的实践，这种主观构建在不同平台呈现出差异化的认知图景（Bengtsson，2025）。例如，受众与记者对新闻性的界定存在错位，受众更看重影响力与新颖性，而对记者推崇的社会关联性反应冷淡（Zheng et al.，2025）；尽管娱乐是用户使用的主要动机，但他们依然期望短视频能兼顾传统新闻原则与吸引人的呈现方式，也就是说，受众正在重新定义“优质新闻”的内涵（Cheng et al.，2025b）。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算法推荐影响的讨论正在修正以往对“信息茧房”的悲观论断。诚然，YouTube等平台的推荐机制容易形成难以逆转的“兔子洞”效应，尤其是针对阴谋论内容的强化（Schellingerhout et al.，2025）；但另一方面，基于中国抖音平台的研究也得出了具有反直觉意味的结论，算法驱动的个性化推荐在某种程度上比人类的自主选择更能促进新闻类别的多样性，尤其是硬新闻与软新闻的混合曝光（Li & Shi，2025）。这提示我们，算法对受众视野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在特定情境下可能成为打破人类选择性接触偏见的工具。同时，受众对算法权力的感知也更加敏锐。Resendez等人（2025）发现，尽管许多用户出于对偏见的担忧倾向于关闭个性化推荐，但他们对算法可解释性的需求存在差异。这反映出受众既渴望算法带来的精准服务，又警惕其对自主性的潜在侵蚀。

受众对新闻价值的再协商还体现在付费行为的逻辑调整中。传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当下的复杂动机，经济逻辑与政治、情感价值的联系更加紧密。有研究发现，单纯的信息监控动机难以直接转化为付费意愿，而那些认为新闻对个人生活具有重要性，或出于娱乐、社交动机的受众更愿意付费（Tandoc & Seet，2025）。付费行为的私人化与情感化趋势在社交媒体时代被进一步放大，一项基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吸引眼球的趣味新闻，暖心内容激发的高质量互动更能提升用户的付费意愿（Chen，2025）。此外，付费也演变为一种身份表达与政治参与的形式（Lee et al.，2025）。然而，这种政治化付费也伴随着信任危机，Nelson等人（2025）对美国受众的研究发现，许多人认为记者对利润的追求已优先于公共服务，“金钱即罪恶”的民间理论（folk theories）侵蚀了新闻的信任基础。

此外，作为受众参与的形式之一，公民新闻也在边缘地带与冲突环境中展现出独特的韧性与活力，有力回应了西方中心视角下的衰退论。在马里、巴勒斯坦、克什米尔等冲突地区，公民记者填补了主流媒体缺席的真空。他们利用社交媒体记录战争，提供了替代性的事实证据，更通过这种网络化冲突实践对抗官方叙事（Majeed et al.，2025；de Bruijn et al.，2025）。这种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与本土化特征。而在肯尼亚基贝拉贫民窟，研究者们发现，缺乏正规培训的公民记者反而表现出对客观、公平等传统新闻伦理的坚定承诺，这种承诺源于他们作为社区成员的强烈归属感（Sobel Cohen et al.，2025）。在俄罗斯，像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这样的“闯入者”通过YouTube纪录片影响了调查新闻的边界（Glazunova & Schapals，2025）。同时，受众对虚假信息的识别与抵抗也成为公民新闻的一种反向实践。研究揭示，虚假信息往往通过模仿客观性与引用伪专家来获取合法性，这迫使受众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