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耶非也“新华体”

　　在我国主流新闻媒介的发展过程中，曾涌现出诸如“人民体”、“八一体”、“晚报体”、“网络新闻体”等各具特色的新闻文体，但是没有一个能像“新华体”那样，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究竟什么是“新华体”?它有那些特点，如何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新华体”?

　　(一)从众说纷纭的定义为“新华体”定位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收录了“新华体”这一词条，这是目前可见的对“新华体”的最为明确的解释：

　　“新华体，新华通讯社长期报道国内外新闻新闻所形成的一种写作体式……新华体的公认特点是：消息简洁，文字精炼、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

　　这一定义明确指出“新华体”是新华通讯社所创立的一种文体。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将“新华体”定位于“我国新闻界在长期新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的新闻写作体式，一种优良的新闻文风。”因为“所谓的‘新华体’也不是新华社所独有的”。(文有仁《漫议“新华体”》，河南报业网)

　　考察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1937年1月25日，新华社开始以“新华社”的电头向外发布新闻。但是，“新华体”的起源应该追溯至1931年在瑞金诞生的新华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当时的新华社与《红色中华报》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它对外播发新闻的电台是CSR(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因此，从其产生和发展来看，“新华体”是与报纸、电台的文体密不可分的。

　　事实上，在当前大众文化中，“新华体”也早已逾越了新华社“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界限，而成为我国官方传播媒介主流文体的一种象征。如：

　　韩少功在《道的无名与专名》一文中，将“新华体”与“样板戏”和“党八股”并列，认为在过去的时代，非此即“危险的意识形态”。(见www.deathstudio.com)在这里，“新华体”被认为是一种主流的、正统的、革命的“意识形态”。

　　叶延滨在《90年代散文写作随访》一文中说过：“人们……从李瑞英们的新闻联播中的新华体吐字发声了解政论的施政纲领”(见www.chinawriter.org)。这里，“新华体”被视为一种播音风格。

　　阎纲在《散文梦》中认为：“新中国记者的散文创作很难脱尽‘新华体’”。“新华体”在此又成为左右散文创作的一种无形的传统。

　　…… ……

　　究竟怎样为“新华体”定位呢?

　　笔者认为，“新华体”是一种由新华通讯社所创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形成和不断改革发展的，符合国家通讯社传播特点的主流新闻文体。它是我国新闻事业中最为完备，同时也是对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文体。由于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嬗变的，因此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详见下文)

　　一般来说，作为历史概念的“新华体”，其特点即如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所作如下归纳：(1)内容上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重要的最新新闻;(2)事实上是大家信得过的，真实、准确、可靠;(3)政治观点上是正确的，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非常鲜明;(4)文字上精炼生动;(5)时效上是及时的，最快的，不落在报纸电台后面。”(《新闻工作散论》第308-309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现在的“新华体”则适应时代和受众的需要，朝着更加及时、准确、鲜明、简短、生动活泼、深刻全面的方向发展。

　　(二)从见仁见智的评价为“新华体”把脉

　　“建安风骨新华体，开国记者白发人”。新华社老记者赵玉昕所赋的一副联语，蕴含着对“新华体”的高度评价。(见www.tj1.tj.cn)

　　更有人将“新华体”看作新闻佳作的代表予以褒扬：“中国新闻在几十年的新闻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好稿，如一度流行的‘新华体’，以它的简洁、准确、朴实、完整而著称……”(郑保章《在历史长河中寻找新闻的真金子》，见www.dl.xinhua.org)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更多的人对“新华体”持截然相反的看法：

　　朱光烈在《狂妄而自卑的流浪者》一文中,以他的刊物能脱离“新华体”而感到自豪。(见www.dcatv.com.cn)

　　朱幼棣在《新闻：自由的风格》中写道：“几代新闻工作者打磨出来的无坚不摧的‘利器’，可以叫‘新华体’或者其他什么体。它把新闻，特别是消息采访写作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变成了简单劳动，记者变成了工匠。”(见www.cddc.net)

　　陶连鹏在评价一篇军事新闻时认为：这篇消息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它冲破了多年一贯制的‘新华体’套套，采取了一种近似通讯和新闻故事的写法……”(2001年2月14日《解放军报》第7版)

　　杜锐在评价一篇体育新闻时抨击道：“这条不过百字的短新闻是典型的‘新华体’，按照不少南方媒体的主流说法，这种新闻写法早就应该在解放前被淘汰，所以仅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这条新闻是索然无味的。”(《杜锐评反黑最新进程：倒要看这块‘泥’有多大》，见搜狐体育)

　　王正强：“‘新华体’、‘人民调’虽然准确、完整，新闻要素俱全，但平庸直叙的老程式，只能使听众产生距离感。”(《惜墨如金 写真传神》，见www.chutianbs.com.cn)

　　“用老百姓的大实话写的文章越来越受欢迎，新华体没人爱看”(《汽车媒介消费者需求与品味的调查出结果》，见人民网)

　　在中华传媒学术网(www.mediachina.net)的虚拟社区，一位网友发起“新华体”的讨论，网友Pyh回复道：“如果可能的话，先把说话的角度和心态改改吧。以前总是由上到下地说话，风格是在说些通知、指示之类的，先做到平等交流再说吧。”

　　从以上引用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新华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多年从事报纸要闻版的编辑工作，编过的“新华体”通稿不计其数，总体上感觉它是一种写作规范、风格成熟、易于操作但存有缺陷的文体形式。其优点有：

　　一是以快取胜。每遇突发事件，新华社往往以三言两语的“快讯”形式源源不断地滚动发稿，令报纸的夜班编辑在发片、付印的“死线”之前，总有刷新信息的可能;

　　二是以准确见长。新华社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稿件送审、把关制度，保证了其新闻产品的准确性。采访同一件新闻，参加同一个新闻发布会，报纸记者总是要等新华社的通稿，核对人名、数字后才放心交稿。

　　三是以简洁出众。“新华体”的稿件多是一事一报的“干货”，要言不烦，令编辑选稿时一目了然，可节约大量的组版时间。

　　四是便于删改。由于“新华体”多采用长盛不衰的“倒金字塔”结构，需要删稿时可尽管从后往前删，精华部分往往是在首段导语或前几段的“复合导语”中;做标题也不用满篇去找“要点”，因为“题眼”往往就在导语之中。

　　五是策划到位。新华社的新闻策划较有水平，稿件能够做到“淡季不淡”。在公休日、节假日，一些新闻单位发生“稿荒”时，总能在新华社的通稿中找到所需。

　　六是服务全面。重要的突发事件一般都发“组合稿件”，“中心稿件”(正稿)不蔓不枝，背景稿件信息丰富，“最新反应”归纳全面，相关图表、图片形象生动……加上对内、对外、对地方、对晚报的稿件“规格”齐全，使得“客户”左右逢源。

　　但是，毋庸置疑，“新华体”也有其弊。从报纸和读者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一、标题过于简单，缺少文采，上版前必须重做;二、有的稿件口气生硬、主观，掺杂着记者的议论;三、有的稿件数字堆砌，索然无味;四、一些稿件内容空洞、结构凌乱。五、一些重要稿件的写作和送审的过程过于漫长，不利于同网络新闻进行时效的竞争;六、一些稿件写作仓促，编辑把关不严，错误较多，而《改稿》不及时;七、稿情通报的篇目和字数经常出错，给“客户”的组版工作造成被动。

　　关于“新华体”的弊病，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一篇冠以“新华社天津6月11日电(记者×××)”电头的通稿——《我国水利经济正在兴起》，于1996年6月12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一版见报后，遭到读者“投诉”，被斥为 “一件真实性可疑的失败作品”。在《新闻战线》当年第8期发表的《一条违反新闻写作原则的新闻稿》来信中，读者陈封对该稿提出了具体的批评意见：

　　1.作者引用了许多全国性的统计数字，但没有说明得自中央人民政府哪个负责部门或哪位权威人士。

　　2.这篇新闻讲的是全国性的水利事业成就，用的却是“天津”电头，但是文中没有交代为什么。

　　3.没话找话地穿靴戴帽，早已被认为是新闻‘八股’，成为新闻的大忌。而该文一开始便戴上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顶大帽。

　　4.更令人遗憾地是，新闻的最后一段(约占全文2/5)成为一个无由头的大靴子。

　　应该说，在每天雪片一样飞向各个媒体用户的“新华体”中，这篇稿件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陈封的批评对某些有缺陷的“新华体”产品敲响了警钟。然而，仅凭个案毕竟不足以认识“新华体”的整体特征，让我们进一步从宏观的、历史的视角来探索它的发展轨迹。

　　(三)从历史的角度看“新华体”的演进

　　“文风是特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的反映。任何一种文风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明显的时代印记。”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在《“抓作风”与“改文风” 》(见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站)一文中，提倡要将文风与时代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辩证的研究方法值得“新华体”研究者借鉴。

　　“新华体” 既然是新华通讯社的产品，那么，它必然与新华通讯社的变迁及时代背景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因此，当有人提到“新华体”时，首先应该明确一点：他说的是那个时期的“新华体”?

　　由于战时的需要，在纷飞的炮火中成立的新华社，其最初的产品——电讯，只能“是传达社会动态的紧急工具，在新闻中是最精干的形式，它以最简洁的文字和最高度的速率来报道最重要的新闻。”“每一语言文字都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代表人民的最高利益。”(《电讯要简练》、《办好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分别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编《中国报刊工作文集》第152、186页)

　　1963年，新华社制定的《新闻十条》归纳了新闻的5种作用：第一条就是“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穆青《新闻工作散论》第288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可见，“新华体”从诞生之日，就打上了鲜明的党性、战斗性的印记。红中社初创时期所发布的《红军战报》、《中央红军连占乐宜南宁四城》、《英雄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志从容就义》、《刘伯承部千军万马横渡黄河》、《开国大典》、《残匪离渝前屠杀“政治犯” 五百余人惨遭毒手》，以及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所写的消息——《我军解放郑州》、《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等报道，就鲜明地体现出以上特点。

　　再者，新华社除了发布国内新闻外，还负责抄收国外通讯社的电讯稿以编辑内参，因此，早期的“新华体”也难免会借鉴西方通讯社文稿的写法。

　　这一时期的“新华体”，像毛泽东所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那样大气磅礴的作品毕竟是少数，“一般新闻写作上的最大毛病是枯燥和平铺直叙，其原因在写作实践的功夫不够，以及平素缺乏研究，以致没有感情，没有波浪，也没有变化。”(新华总社在给各地总分社及分社的指示信，见1946年1月1日《解放日报》) 新华总社曾对此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在新闻宣传的作风上，……学习人家那种简洁明快的笔调，画龙点睛的手法，凡事抓住要领的技能，以及事事说明出处的态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编《中国报刊工作文集》第154页)这一要求针对当时“新华体”的软肋，明确了“新华体”最初的改革方向。

　　此后，在文体和文风改革的潮流中，涌现出许多堪称“范文”的一系列佳作。如《毛主席的队伍进入拉萨》、《上海最后两辆人力车送交博物馆》、《“梁山伯”结婚了》、《上海的严寒》、《西藏“妖女”的变迁》、《大庆精神大庆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飞蝗蔽日”的时代一去不返》、《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救活鸳鸯换回外汇》、《从邮局看变化》、《“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夜宿车马店》等一系列稿件，它们或者语言生动形象，或者主题借背景生辉，或者故事真实感人，或者新旧对比鲜明……与此前平铺直叙的传统“新华体”有着天壤之别。

　　1983年初，新华社提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此后，在改进新闻写作和改革文风上，“强调多写有现场感、新鲜感、亲切感的新闻，提倡散文式、目击式和视觉性新闻，改变以往呆板的形式”。(方汉奇、陈业邵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第268页)此后的“新华体”被注入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同时被赋予了新鲜引人的新形式， 一批洋溢着激情、文采和生活气息的通稿涌现出来，成为新“新华体”佳作的代表。如：《河西走廊行》、《“小平您好” ——北大学生的心愿》、《陕北有煤海》、《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1991年岁末的莫斯科》、《与共和国主席一起联欢》、《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永恒的瞬间——中葡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纪实》等。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新华体”，是一种处于不断改革、嬗变过程中的“动态文体”，它是与新华社作为“消息总汇”这一特殊新闻媒介的性质密不可分的。它融合了东方与西方、战争与和平新闻稿件的不同特点，从而生成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意义、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讯社文体。

　　(四)从“散文化”看“新华体”的改革方向

　　研究“新华体”的改革，有两个人不能绕开，即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名记者郭玲春。前者是“散文化新闻”的积极倡导者，后者则是这一理论的积极实践者。

　　早在1963年，穆青就表示赞同“用散文笔法写新闻”。他认为，“从广义上说，新闻即是散文的一种。”1982年，他有感于“不少新闻报道像公文，像总结报告”，便进一步提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应规格化，不应当为新闻报道设置清规戒律。”“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只有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突破，也许才能真正对八股式的新闻作点改革。”(穆青《新闻工作散论》第163页、366页、365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穆青对“新华体”的改革设想是革命性的，他的改革计划不仅涉及文体形式的革新，而且锋芒直指“新华体”的内在逻辑结构：“我们可以不一定写导语;也可以不一定要有新闻根据;可以夹叙夹议，既有形象的细节描写，又允许有简短的议论和记者的感受;在选择角度的时候，既可以从领导角度来写，可也以从群众角度来写。突破了那些不合理的束缚以后，那一套令人生厌的新闻语言也可以随之改变了。”(同上，第163页)

　　在新华社的历史上，穆青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对“新华体”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领导。他提出的“新闻报道要注意文采”、“语言文字、表现形式也是新颖的，也是美的”(P365)等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写作的一系列通讯和特写，也一再为大学的新闻教科书奉为经典。但是，他将新闻等同于散文，认为新闻可以无导语、无新闻根据，却可以有议论和感受的观点，无疑是对“新闻”本质的曲解。正如梁衡所指出的：“提倡新闻散文化，就是新闻文学化。这可能会在新闻写作上引起两点偏差：一是内容失实，二是形式的夸大导致新闻功能的削弱”。(梁衡著《新闻原理的思考》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如果说穆青是站在理论的高度上，为疗救“新华体”而开出一剂“散文化”的药方，那么，郭玲春则是从实践的维度来注解这一理论的。她曾在1982年第9期的《新闻业务》撰写《从自缚的茧中挣脱出来》一文，自我表白道：“某些模式化的报道(倘其中没有更多的新闻)是过于沉闷，而让人厌倦了。试着略略地改换以下它的‘姿态’，即便是一条导语的更新，某个句式的变化，也会有些显眼。”于是，她靠着读中文系时开始累积的“文学储存”和辛勤的工作，以她常采写的“会议新闻”为试点，以革新导语的写法为突破口，践诺了“散文化”的新闻理念。她那飞扬着文采与激情的“散文化”新闻，一经面世便好评如潮——《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一文获得1982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她本人也获得首届范长江奖的提名奖。

　　但是，她对“新华体”的革新经验并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她的创新文体也未能成为“新华体”的主流模式。这是因为她对新闻本质的认识存有偏差，从而直接导致了其作品的某些缺陷。

　　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新闻理应与评论截然分开。郭玲春却认为，“散文的抒情”、“杂文的深邃”，“都可以‘移花接木’，随‘我’走到新闻中来”，因此，在她的报道中，“常常不加掩饰地表露自己的倾向。有时按捺不住，会直白地呼叫、张扬我的观点”，“希望自身的感受与读者一道分享”。(《郭玲春新闻作品选》第227页、232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这样的认识，加上她对新闻文体理解的其它局限，使她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以下误区：

　　1.导语模式化。她写的导语，多采用类似英文的“独立主格结构”起兴，而将重要的新闻事实后置。请看其5篇稿件的导语开头部分：

　　a.“辉煌的灯火托出邓小平题写的‘中国艺术节’5个大字”，四周是人群与花束汇合的百花丛。赵紫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b.“鲜花、翠柏丛中，安放着中国共产党员金山同志的遗像。千余名群众……”

　　c.“汇集建国以来有代表性的杂文作品，出一部《当代杂文选萃》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

　　d.“人们对我国五四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迄今还没有荟萃成集，无不认为是一大憾事。……50名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

　　e.“一个已故去的艺术大师崔嵬，一个刚跃上文坛的新人王朔，这本不属于同一时代又不相干连的名字，偶然中被排列在一起。研讨它们电影作品的两个学术会议………”

　　乍看之下，这样的开头着实令人觉得耳目一新;但是，一旦它成为写作的某种套套，岂不是从一种模式又陷入了另一种模式?

　　2.叙述琐碎化。她坦言在新闻发布会上“全身警戒”，“捕捉着每一句发言，乃至每一声感叹”，她“观察着大的背景，也不放过一个细琐的情节。”(同上，第225-226页)因此，许多本来只应该写成简讯甚至“一句话新闻”的新闻信息，在她手里变成了一篇绘声绘色的琐碎特写。这方面的例子有《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当代杂文选萃”》、《企业家石山麟办起一家艺术团》、《〈在希望的田野上〉获“晨钟奖”》、《质量粗糙，新片〈荒原杀手〉停止后期制作》等。

　　3.背景随意化。新闻背景不但可以衬托新闻事实、深化新闻主题，而且可以巧妙表达作者的倾向和传播有关知识。因此，背景是新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非可以随意取舍的。在郭玲春的报道中，背景的运用却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如《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仪式在京举行》一文，作为“建国以来文学界最盛大的评奖活动”，本应详细地介绍首届茅盾文学奖设立、产生的背景，而文中却一笔带过;《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在京开幕》一稿，也没有对这引人注目的“第一届”提供任何背景介绍;而《琼岛呼唤作家、艺术家》一文中，所提供的无关宏旨的大段“特区”背景，以及《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当代杂文选萃”》中有关“杂文”的背景，因为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完全可以弃之不用。

　　4.风格无序化。在她的许多作品中，往往精心设计一个新颖的散文化开头，中间加上自然的过渡，最后安上一个生硬的结尾，如：“出席大会的有×××”、“×××”出席了开幕式”、“大会共举行5天”、“×××主持了今天的会议，×××等在会上发言”、“主持者×××宣布散会” 令人颇感有“续貂”和“蛇足”之嫌，风格十分不谐。她将这种矛盾的现象归因于自我设限：“我久已不愿也不甘为‘新华体’所束缚，却又不能不在它的‘习惯势力’下就范。”

　　尽管郭玲春对“新华体”的改革是不甚完美的，但是她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她的探索是里程碑式的，至少为“新华体”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新思路。一本薄薄的《郭玲春新闻作品选》，记录了她挑战传统的漫漫心路历程，折射出她对自己清醒、理智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

　　“而真正击中我虚弱使我警醒的，则是越来越显得扎实、雄劲的新闻改革步伐。青年记者群大胆地闯入了若干曾经封闭的‘禁地’。客观的、深度的报道，在版面上自领风骚，我真的自惭形秽了，也感到压力”。(第226页)

　　翻开厚厚的一卷《新华社70年新闻作品选》，《关于物价的通信》、《“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水 水 水》、《菜价追踪》、《长江上游仍在砍树》等一批凝重、深刻的报道跃然纸上，它们对“新华体”进行着又一轮的革故鼎新。

　　随着网络时代媒体竞争的白热化，以及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和审美习惯的多元化，新闻的可读性和易读性日益凸显。如何进一步改革“新华体”，在“固本”的基础上使之更加“适销对路”，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穆青在1980年曾打过一个比喻：“假如新华社是一个工厂，新闻是产品，那么这样的产品件件都应该是新产品。在我们这里不允许生产旧的、重复的产品。”(穆青《新闻工作散论》第340-341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那么，对于“新华体”这个“旧的产品”，该如何打造才能使之历久弥新呢?

　　新华社资深记者吴锦才认为，“新华体”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而“其创新和变革必须坚持的原则，一是新闻主体本身对时效性的要求;二是新闻用户对通讯社供稿提出的通用性的要求。”(吴锦才《简约之中求创新》，见《中国记者》1998年第12期)

　　笔者认为，在改进“新华体”的过程中，“培元”应与“固本”并举，即既保留“新华体”的合理内核，又汲取“散文化”的积极成分，同时采用符合时代、客户以及受众需求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并重视完善、优质的服务和策划，可望使老字号的“新华体”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新华社建设7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宣部长丁关根曾提出，新华社要“解决文章过长、信息量少、缺乏文采的问题”;新华社社长田聪明也以《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为题，撰文强调“抓文风、改文风”的重要性。可以预见，讲究新闻艺术，探索新的报道形式，采用新的报道方法，增强生动性和感染力，将成为“新华体”改革的一个总的方向。

　　20世纪50年代，新华社曾两次开展“练笔运动”，对“新华体”以至全国的新闻文风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新的时代，新的文体，呼唤着新的“练笔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