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与《大公报》‖因为刘克林，想去当魏巍，由此踏上新闻路

2025-11-15 23:16| 发布者: 刘海明| 查看: 8| 评论: 0|来自: 楼阁边缘语

摘要: 范敬宜与《大公报》‖因为刘克林，想去当魏巍，由此踏上新闻路

转发按：从流量量看，大家对范先生还是很感兴趣，甚至不少师友同学建议可以出套画传之类的小册子（good idea，谋划中）。正好下周要给某处讲一个有关现代中国新闻传统的话题，也涉及大公报，于是想起这篇，索性一并转发如后。此篇刊于《新闻与写作》2012年第10期（原文排版很好看），时已从清华博后出站了。

范敬宜与《大公报》

刘宪阁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阶段成果之一,批准号09AXW001

范敬宜先生病逝后, 笔者曾作小文《难忘的一面之缘》以略寄哀思。其中提及2010年春天见面时, 范老对《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几点印象。当时并未特别在意。最近又陆续接触了一些有关范老特别是其早期经历的资料, 才发现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和评价, 其实也并非偶然。因为他和《大公报》之间, 原来还有些颇为有趣的故事与渊源。

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不久, 笔者有幸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范敬宜先生。当时范院长问起, 最近在做哪方面的研究。笔者告诉他, 除了正在承担的当代中国新闻史课题外, 自己原来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张季鸾、《大公报》和抗战前后中日关系的, 目前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进展。对此, 范院长很感兴趣。他说, 张季鸾是名报人, 《大公报》也是比较重要的老报纸, 现代中国的这段新闻史及其背后的一些优良传统, 到今天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他鼓励笔者, 要努力做好这方面的研究, 以便更好地为推进当代中国新闻的健康发展服务。

随着对范老相关经历, 特别是其早期经历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范老的这些话, 说得很真诚。因为他很早就开始熟悉这份老报纸, 以及服务于该报的不少新闻人了。甚至他之决定投身新闻界, 也和老大公报人刘克林等之激励与感染分不开。

范敬宜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上海分校, 毕业后又求学于圣约翰大学中文系, 与他后来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好像没什么关系。不过仔细翻阅他写作的文章、发表的演讲和接受的访谈, 就会发现, 范老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自己对新闻工作“有一种天生的情结”。(1)

范敬宜1931年出生于江苏苏州,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 一直生活在这里。苏州沦陷后。其父忧愤交加, 吐血而亡。1938年, 范家迁往上海。此后, 他又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而上海是当时全国报业最发达的城市, 报纸很多。其周边地区如无锡、苏州等报纸销路也不错。他记得, 小时候家里除了订有《申报》、《大公报》、《文汇报》等之外, 还有各种小报。(2)

抗战前上海报业发达,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 还是有些报纸坚持继续出版, 而且还颇不乏一些复刊或新创刊者。如老牌的《申报》为抗拒日方新闻检查, 先是与《大公报》等一起自动停刊;后又转移到汉口、香港出报, 终因困难重重, 1938年10月又迁回上海继续出版。而1936年4月1刊行上海版的《大公报》, 则于1937年12月14日停刊;此前于9月18日由张季鸾等在武汉创办汉口版;其后随着抗战形势的播迁, 陆续又有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等之创设。《文汇报》则创刊于1938年初, 在上海一直刊行到1939年5月底。

据此可知, 范老关于他小时候读报纸的回忆, 大体是可信的。(3)那几年, 只要是家里订阅的报纸, 他就什么都看, 慢慢地也就“对办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回忆, 十来岁时 (按1941年左右) , 他就开始自写自编, 办了一份手抄复写的《静园新闻》, 报道左邻右舍的事情。而其版式, 则“模仿《申报》和《大公报》”。(4)足见范老很早就熟悉《大公报》, 并因此喜欢上了办报纸。

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 范老读的本来是中文系, 但“对新闻系的课更感兴趣”。据回忆, 他当时选修或旁听过黄嘉德的《新闻学概论》、梁士纯的《宣传与公众舆论》、刘克林的《新闻写作》以及方汉奇的《中国新闻史》等课程, 这些对他都“影响很深”。(5)

按黄嘉德193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 后任圣约翰大学教授、文理学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上海解放后, 原新闻系主任武道 (M.E.Votau) 返回美国, 黄氏乃以文学院院长兼新闻系主任。期间先后开设新闻学概论、报业史、新闻采访与通讯、新闻写作、编辑与评论等课程。他通常采用英语原版新闻学论著作教材, 用英语上课;同时也指定一些中文的新闻著作、范文、中文报刊上的有关报道供学生参考。

梁士纯做过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 曾邀请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埃德加·斯诺到燕京任教。著有《实用宣传学》、《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等。1937年5月, 他在天津《大公报》“新闻教育特刊”发表《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一文。该文开宗明义地引用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 强调“正确的消息”对“公正的舆论”之重要。梁并指出, 无论何时, “报界的使命不外乎:第一, 传达正确消息, 第二, 建立公正舆论”;而要实现这二者, 委实不易。(6)

方汉奇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 由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亟须补充新闻史师资, 以及马荫良先生的推荐, 再加上当时研究新闻史的人较少, 黄嘉德找到这个从未上过讲台的年轻人前来兼课。当时方汉奇每周去圣约翰大学讲一次课, 每次大约两个小时。主要讲一些新闻史专题, 比如《申报》专题。从古到今进行系列的讲授。但“不含党报史, 不涉及时政”。(7)

如果说这几个人和《大公报》没什么太深的关系, 那么刘克林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大公报人。1946年在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 他先是服务于重庆《大公报》, 后调香港《大公报》工作。1949年后, 历任上海、北京《大公报》总编室、评论部、国际部等采编部门的主任。抗美援朝期间, 在朝鲜战场上采写了大量战地通讯。

据与刘克林共事多年的唐振常回忆, 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 上海《大公报》有四人应聘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兼课, 即刘克林、孔昭恺、潘际坰和唐自己。(8)另据当时在圣约翰新闻系读书的徐家柱回忆, 《大公报》的戴文葆也去上过课。他说从1950年开始, 为了让学生“不脱离新闻界的实际情况和从业人士的真实感知”, 新闻系较多地聘请《大公报》的专家前来授课。其中, “孔昭恺编稿时的深邃思考, 刘克林的精辟论述和充沛热情, 唐振常和潘季炯的活跃思维, 以及戴文葆积累的丰富国际资料”, 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

只是与范老的回忆稍有不同, 唐振常记得, 刘克林教的课程应该叫《社论写作》, 而不是《新闻写作》, 且“最受学生欢迎”。在唐的印象中, 上海这段时期, 刘在编辑工作上“发挥得最见成绩, 最有创造性”:

他才思敏捷, 点阅稿件一过, 即得要领, 画龙点睛之题立现纸上, 很少有捻须苦思之时。且时得佳句, 掷地有声。尤其对于宣传鼓动性的题目, 最为擅长。在这类题目下加一斜行的惊叹号 (!) 为克林之创举, 他称之为“棒槌”。一个题目写就, 往往斜划一惊叹号, 不无自得地说道:“加个‘棒槌’吧。”此风一开, 各报继之而效者多有。

此外, 刘又以演讲才能著称。正是这样一位善于演讲, 会写评论, 论述精辟而又热情充沛, 被称为“大公报四大才子”之一的刘克林, 给范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下面这件事:

(1951年4月11日) 下午, 我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旁听新闻写作课。讲课的教授是被称为《大公报》“四大才子”之一的刘克林先生。那年他才28岁, 已担任《大公报》的国际部主任。他头脑敏锐, 才气过人, 经常为上海的大学生作关于朝鲜战场形势报告。他鞭辟入里的分析能力和卓越的口才, 一时不知倾倒了多少青年学子。那天, 他走进课堂, 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人民日报》, 严肃地对同学们说:“今天, 我要先给你们读一篇激动人心的好文章——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本来就热情似火的刘克林先生, 朗读这篇文章时更是慷慨激昂, 声泪俱下, 特别是读到最精彩的结尾时, 全体同学都为之肃然动容。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课。

也是从这一天起, 我就萌生了“当魏巍”的念头。(10)

范老后来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这次课程, 并谓刘当时“讲得所有的同学少年个个热血沸腾”。

也是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 范老还听过另一场令他难忘的新闻讲座。这也是一个老大公报人做的, 即后来转入《文汇报》的鼎鼎大名的徐铸成, 讲新闻工作者如何积累知识、积累资料。范老后来回忆说:如果说徐铸成教给我的是新闻记者的某种基本功, 那么刘克林给予我的是新闻记者的革命品格, 从而鼓舞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11)

正因为有了幼时阅读《大公报》以及模仿其版式办报的体验, 再加上后来又受到刘克林、徐铸成等老大公报人的教诲、激励与熏染, 1951年大学毕业时, 范老“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就放弃了留在上海当助教的机会, 作出了到“白山黑水去当魏巍”的决定, 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不归之路”。(12)

在后来的新闻道路上, 范老也一再和《大公报》以及大公报人相逢与结缘。比如他曾任总编辑的《经济日报》, 其前身就是北京《大公报》, 并在此基础上由《财贸战线》、《中国财贸报》演进而来。从办报的具体手法、人事的调整配置 (其典型者如范长江、高集等) 到负责任、贵真实的新闻精神等, 莫不如此;甚至可以说都有所承袭、创新和发展。(13)

此外, 范老一直强调的新闻人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善于在八仙桌下打拳之本领等新闻理念, 也和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的张季鸾先生当年之设想颇多暗合。于此, 亦足见在探索中国自身新闻规律、熔铸中国本土新闻传统的伟大链条上, 范敬宜和张季鸾这两代报人之连贯与一致。(14)

实在没想到, 范老和《大公报》竟然这么有缘;因此也难怪他有那样的评价和认识。本来还打算等将来关于张季鸾、《大公报》之博士论文有机会修订出版时, 能请范老也为拙作惠赐一序。现在已是人天永隔, 很难实现了。但他留下的对张季鸾、《大公报》乃至当代中国新闻传统的认识和评价, 却足以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注释

①王永亮等编:《传媒思想:高层权威解读传媒 (第2版)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61页。

②④⑤范敬宜:《心怀全局笔写苍生》, 第261页。③惟关于阅读《大公报》的具体情况仍待细考。

梁士纯:《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 天津《大公报》1937年5月6日, 第12版。

⑦刘泱育:《方汉奇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 《新闻与写作》2009第8期。

⑧唐振常:《一代报才刘克林》, 收在《俗轻集》,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8年, 第200页。⑨徐家柱:《新闻系的最后五年》, 收在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312页。

⑩12敬宜:《五十年后才相会》, 新民晚报2003年10月2日。

11范敬宜:《序言》, 收在李彬主编《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2页。

13刘宪阁:《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中的〈大公报〉传统》, 《青年记者》2012年第7期。

14刘宪阁:《两代报人, 一样精神:范敬宜与张季鸾》, 《青年记者》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