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其命维新：QCA如何推动新闻创新“向前一步”

一、舆论监督的老话题如何推进？

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正如芭比·泽利泽（2017）所言，抽象的理想往往与具体的实践相冲突。如何从“呼吁”走向具有解释力的研究？这是我们在研究之初就明确的想法。

去年我们在论文《全媒体传播体系下的舆论监督报道：规范、功能与“解困”》（点击查看原文）中对舆论监督报道进行了规范性研究。而本期在《新闻记者》上发表的《舆论监督报道的治理效能研究——扎根理论和mvQCA的混合分析》可以说是对上一篇研究理论思想的现实验证和机制深化。它要用经验事实回答“舆论监督报道究竟能产生何种效果”，以及“这些效果是如何实现的”这样两个关键问题。

“机制”是社会科学格外看重的研究层次。《过程追踪法》一书的作者比奇和佩德森（2024：25）认为，机制是“原因对结果的动态的、交互的影响”，强调因果力量经由机制的一系列连锁部件进行传递并产生结果。社会学家赵鼎新（2020）认为，机制是“一组在控制条件下能被持续观察到同样也能通过推理获得的、因此是可以被解释的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各类定义略有不同，部分仅将机制理解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过程，部分则认为机制的覆盖范围不应止于此。本文认为，广义上完整的因果机制应由两部分组成：效应与过程。效应回答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影响程度，过程回答的是原因如何影响了结果。以此为分野，可以发现不同研究方法在探究机制时各有所长。如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其长处在于对效应的确证，大多关注的是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而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其长处在于对过程的探索，通过描述、阐释等方式展示过程细节。两类研究方法在探究机制时各有所长，可在研究时混合应用以弥补不足。

回到舆论监督议题，要想实现我们设想的机制解释，效应与过程缺一不可。过程层面是定性研究所擅长的，但当研究对象是舆论监督报道及其衍生事件时，我们该如何回答效应层面的问题？定性比较分析（QCA）便在此时进入我们的视野。

二、QCA能有什么新发现？

QCA是由查尔斯·拉金提出的、基于集合论基础的、面向多案例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集合论不同于概率论，它考察的并不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许琪，2024），而是条件变量组合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充分与必要关系。简单来说，QCA背后的因果观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组态关系。QCA并不关心单个原因条件对于结果的净效应，因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结果大多受到多个条件叠加的影响（Goertz & Mahoney, 2012）。这也是QCA的优势所在。传统定量研究会尽可能排除变量之间的相互干扰，追求单一变量的净效应，而QCA则认为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因果关系的一部分（许琪，2025），不能割裂开来，而是应该以组态的视角“打包”分析。第二是殊途同归，即不同原因条件组合可能会导致同一结果的出现。第三是非对称因果，即导致一个结果出现的原因条件组合，并不等同于导致该结果不出现的条件组合的简单对立面。

以本文为例，我们发现，舆论监督报道这个“因”产生推动个案解决这个“果”时，需要多个条件进行组合，如上热搜、媒体级别等，这便是组态效应；而结果的产生可以通过不同机制实现，如既可以通过“媒体压力”机制也可以通过“媒众压力”机制，这便是殊途同归；最后，殊途同归本身还影响了非对称因果，即便媒体级别并非央媒、报道选题并非媒体主动驱动的，最后还是有可能实现同等治理效能的。

通过QCA分析，我们最终得到了舆论监督报道产生三类不同治理效能的六种机制，这其中不少有意思的发现值得一提。例如，舆论监督报道可以“静悄悄”地发挥作用，地方管理部门应卸下报道导致负面舆情的心理负担；省级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时有着特定优势，其效果未必输于中央媒体；不同级别的媒体在复杂的舆论监督机制中可以凭借各自优势发挥出差异性作用，使行政化和面向热点事件的舆论监督互为补充等。

此外，在论文实际运用QCA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两点体悟：

一是QCA中结果往往容易确定，困难的是原因的寻找。目前，原因条件的提炼一般有5种方法：问题导向法、研究框架法、理论视角法、文献归纳法以及现象总结法。这5种方法并不互斥，可以在研究中同时使用、相互补充（张明，杜运周，2019）。我们关注的问题无法从文献中归纳（这个重要问题的研究本不应该如此少），因此引入了扎根理论方法，尝试从现象本身出发提炼可信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将扎根理论与QCA相结合的混合方法近年来也得到了重视（Mosley & Wong, 2021；孙宁等，2024）。

二是仅计算出组态分析结果，只能算解决了机制中的效应问题，该方法还需要结合对经验材料的定性分析，对组态结果加以阐释。如在论文中，我们阐述了“媒众压力”机制的具体传导过程，即政府的响应式治理与舆情监测制度如何回应了舆论诉求。限于篇幅，阐述还是较为粗线条的。如果想对个中过程展开更仔细的分析，未来可考虑结合近年来在管理学、政治学中流行的过程追踪法来实现（陈菲，杨季宁，2025；游宇，陈超，2023）。

三、让新闻创新研究再“向前一步”

回过头看，QCA之所以能解决机制中的效应问题，是因为使用该方法分析案例时，能够在样本之间进行比较、发现差异，即为何有的案例走向了某类结果、而有的案例则不然。不过，对于一个新兴领域（比如新闻创新研究）而言，跨案例比较是困难的，因为缺乏对于足够多案例的“深描”。但所幸历经十余年，新闻创新研究从曾经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到如今已是亭亭如盖，积累了大批案例导向的优秀经验论文。如其中部分成果于今年结集为《中国经验：新闻创新研究导引》一书出版（王辰瑶，刘鹏，2025）。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该领域具备了进行跨案例比较的基础。在适配方法的助力下，新闻创新研究完全有潜力“向前一步”，迈入理论化程度更高的层次。比如，全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主体变得空前多元，在引入了新行动者后如何进一步阐述舆论监督功能的实现机制？我们还将努力在后续研究中思考这一问题。

总之，通过本研究，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QCA的价值，可使用其分析新闻组织、新闻事件或新闻报道。一方面，QCA能够处理中等规模（约10-40个）的案例数量，这是常规的少案例比较抑或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及的。另一方面，合理运用QCA能兼顾机制研究中的效应和过程问题，较好地平衡研究结论的普适和分析层次的深度。

当然，正如其他研究方法一样，QCA也不完美，如校准过程的主观性、分析结果的稳健性、逻辑余项的复杂性等等。但可贵的是，各领域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更新迭代QCA。例如，QCA的最初版本并不能考察时间性，多是横截面分析，但如今该方法已经发展出TQCA、多时段QCA等迭代版本（杜运周等，2021；Williams & Gemperle, 2017）。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感性上说，QCA这一自我更新的研究方法，和新闻创新这一不断突破的研究领域，均共享着“其命维新”的气质与追求。

感谢《新闻记者》刊发我们的论文及本篇手记。此外，在舆论监督一文的文献整理与方法使用上，我们得到了复旦大学白红义教授，中山大学李艳红教授、博士生姚尧，清华大学博士生肖鹏等第四届新闻创新工作坊与会学者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拉金（2017）。《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杜运周，李永发译）。机械工作出版社。

陈菲，杨季宁（2025）。什么决定了内战后的和平建设成效——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过程追踪的路径挖掘与检验。《世界经济与政治》，（06），83-120。

德里克·比奇，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2024）。《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汪卫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杜运周，李佳馨，刘秋辰，赵舒婷，陈凯薇（2021）。复杂动态视角下的组态理论与QCA方法：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管理世界》，（03），180-197。

孙宁，杜运周，陈凯薇（2024）。混合方法研究的原理与设计：以QCA与多案例研究的混合为例。《南开管理评论》，1-16。

王辰瑶，刘鹏（2025）。《中国经验：新闻创新研究导引》。文汇出版社。

许琪（2024）。探索择偶偏好中的因果复杂性——使用QCA对调查实验数据的再分析。《社会学研究》，（03），136-157+229。

许琪（2025）。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的相对优势、操作技巧和应用前景。《社会研究方法评论》，（01），209-220。

游宇，陈超（2023）。案例导向研究的比较技艺：哲学基础与分析路径。《开放时代》，（05），121-133。

张明，杜运周（2019）。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管理学报》，（09），1312-1323。

赵鼎新（2020）。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社会学研究》，（02），1-24+242。

Goertz, G., & Mahoney, J. (2012). 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 Tale of Two Cultur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sley, J. E., & Wong, J. (2021). Decision-making 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s: Pathways to input and throughput legitimac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31(2), 328-345.

Williams, T., & Gemperle, S. M. (2017). Sequence will tell! Integrating temporality into set-theoretic multi-method research combining comparative process tracing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0(2), 121-135.

Zelizer, B. (2017). Putting journalism ideals back in the service of practice. Searching in https://www.asc.upenn.edu/news-events/news/zelizer-delivers-plenary-keynote-al-jazeera-and-media-freedom-crisis-outlines-new-center-media-risk.

来源：新闻记者（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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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