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本体论工作坊｜第二场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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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月31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媒介本体论”工作坊。主旨发言内容深刻，现整理刊发会议记录，供学界同仁参考。

发言全文

论媒介本体论的三条路径

胡翼青

      现在的传播学其实是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学科。这个在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兴起的学科，以社会控制为目标，遵循着社会心理学范式，任务在于帮助美国统治者解决棘手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因此，它一直将自身标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这就导致在这一学科中讨论的问题通常都不是学术问题，而仅仅是现实问题，比如针对舆情爆发的解决措施。问题就在于，如此逼仄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很难产生真正的理论发现，最终导致学科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去思考自美国经典学派的传播学以来，传播学还能往哪里走，如何去实现学科的理论化。

     今天这个时代，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其实可以被视为人类第三次认知危机的出现。上一次人类认知危机出现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当十字军从东罗马帝国把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馆藏带回欧洲以后，欧洲的知识界就发生了地震，这一地震一直延续到后来地理大发现以及启蒙主义时代。最终的结果是，欧洲的智识在那场认知危机中从中世纪神学的框架中突破出来。第一次认知危机则是出现在柏拉图的时代，那个时代文字和书面文化正在崛起。柏拉图试图通过形而上的、抽象的理念去超越荷马史诗所带来的情动表象，用“一”取代“多”，人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因此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次认知危机最后的结果都是回到人应该如何去思考这个世界。每当人类遭遇一次技术他者的挑战，从而反过头来反思人的时候，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和知识的局限性有可能得以突破。所以在硅基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重要的并不是硅基人而是碳基人。我们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以其作为一个参照系，从而反观我们自身的语言和思维。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有关本体论的问题。自从1964年以来，媒介本体论的问题就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也就是麦克卢汉最重要的贡献——他第一次指出不应该用狭隘的技术、组织或系统的角度去理解媒介，应该将其理解为一种生活环境。米歇尔和汉森将其表述为：在媒介与某种具体媒介物相连之前，媒介首先指明了人类的一种本体论境况。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在媒介物之外反思媒介是什么，它创造了何种本体论的境况。这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媒介的再发现。这既意味着传播学主流范式的失效，也意味着传播学理论化的工作成为可能。

     梳理一下当我们提媒介本体论的时候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大概可以被归纳为以下三条路径：第一是媒介与世界的本源，第二是媒介与人的本质，第三就是要追问媒介本身是什么。

     反问世界本源的话题最早就出现在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此具有独到的见解。在理想国的第七章中，柏拉图向我们展示了苏格拉底口中的洞穴隐喻，这一隐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彼岸世界的理念，即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过是彼岸世界的影像，这一本体论思想统治了欧洲接近两千年的时间。

     两千年后，海德格尔则希望通过提出“存在/存在者”这对范畴去终结柏拉图彼岸世界的形而上学。但实际上，海德格尔的讨论仍然没有完全突破柏拉图的“洞喻”，因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依然模糊不清。比如作为盲人摸象的存在者是如何片段性的展现存在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失败留给媒介本体论一个历史的使命，能否通过它的视角去解决先验与现实的二元对立。而在海德格尔晚期的语言哲学讨论中，他同样反思了自身早年的局限性，从而提出了“语言之外无他物”的观点。从这一角度出发理解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发现理想国不过只是一个文字共和国，所谓的彼岸世界和理念世界不过是文字所表述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话题就转化为基特勒所说的核心问题：我们无法存在于媒介的框架之外，即媒介之外别无他物。这也就是米歇尔和汉森所说的，媒介就是我们的境况，每个人及其观念世界都是悬置在媒介之网上的动物，我们无法在媒介之外突破自身的有限性。于是，媒介说到底就是世界本身。如克莱默尔所说，没有媒介就无法通达它所建构的世界。所以世界的本源就是媒介，即间性。

     第二种媒介本体论所扮演的角色则需要从笛卡尔关于主体的追问说起。笛卡尔的主客二元论和身心二元论解决了人的能动性问题，但过分夸大了人的主体性，导致了一系列现代性的负面后果。媒介本体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尝试突破主客二元的对立。自18世纪以来，对于主客二元论已经进行了众多的批判。比如列维纳斯在其本体论哲学中，以他者作为突破个体有限性的可能。从今天的现状来看，各种他者都汇集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技术性大他者，即数字化与可计算性。技术的递归与偶然就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世界。当Deepseek登上历史的舞台，不管它通过什么方式跟我们进行人机互动，它递归给我们的东西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就构成了我们的境况。因此，我们就是被这样的大他者召唤去超越自身的有限性。

     所以，从1877年技术哲学诞生开始，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就已经成为了人们讨论的核心议题。从德国学者卡普、盖伦到法国学者吉尔、古尔汉、西蒙东，再一直到斯蒂格勒作为集大成者，都在讨论技术介入到人们的行动当中时就构成了我们的本质。人是一个自身没有性能的物种，必须通过技术改造环境的方式来建构自身的类本质，才能够存在下去。正因如此，人的本质当中才会存在关于媒介的追问。斯蒂格尔认为存在两种技术，一种是我们用以改造现实世界的技术，即生产技术；另一种是我们用以形成社会环境的技术，即交流技术。而在生成式智能的时代，这两种技术合二为一。

     从回望人以及回望高度自动化的媒介体系的角度，到底技术在人的类本质方面生成了哪些新的东西，以及这种生成会让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站在后视镜的角度去看人的行为语言和思维方式。这就构成了前面所说的站在人的角度对媒介进行本体论追问的视角。

     第三个视角则来自于对媒介本身的一种揣测。格罗伊斯认为“媒介看不见”，因为如果它发挥了媒介的职能，它就被遮蔽在符号世界中；而如果它不发挥媒介的职能，它就只是一堆技术物组合。无论我们怎么从经验研究的立场进行理解，都无法揭示关于它的只言片语。因此，格罗伊斯的意思就是，媒介无法通过经验或科学认识论加以理解，只能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揣测。而这种本体论的揣测实际上包含各种视角，比如从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或者测不准原理，抑或是麦克卢汉所谓的从背景与外观的二重性维度，都能从隐喻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启发。

     以上三条路径正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要建构的媒介本体论。虽然媒介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面脱胎于技术哲学，两者的边界非常模糊，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我们的用武之地。当年哈曼似乎有点狂妄地指出哲学说到底可能只不过是媒介理论而已，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学科能够把媒介理论建构起来，就将打开一个全新的理论世界。而这当中，一种重新书写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重新奠定传播学理论基础的工作就势在必行。

编辑：梅镕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