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支配还是媒体构成？——探讨理解“政治媒体化”的新路径（二）

因此，政治媒体化研究的焦点实际上在于媒体逻辑。媒体逻辑体现的是媒体塑造现实的结构和能力。Altheide和Snow（1979：10）笼统地将其解释为媒体的传播形式（form）或格式（format），是构成人们理解现实的重要因素，却常被视为理所当然。Schulz（2004）将媒体的这种能力拆解为技术（跨越时空距离进行传播）、符号学特征（信息处理方式）、经济功能（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三个维度。后来的其他研究者的阐述或有差异，但大体与此类似，如Esser（2013）强调媒体专业化的影响，Hepp（2020）将媒体的专业要求和经济功能理解为一种组织规则等。在经验研究中，这些维度往往被简化为一些更具体的可考察的指标，如媒体报道的指标常被设置为党派性（partisanship）、个人化（personalization）、超然态度（detachment）等（Magin，2015），政治行动者的“自我媒体化”则体现为竞选专业主义等（如Blumler & Esser，2019）。然而，这些制度化的和简化的理解在经验层面常常互相矛盾（如党派性和超然性的矛盾），在理论层面所体现的媒体中心视角和线性逻辑也遭到质疑。

首先，媒体逻辑并不独立于外在条件，因而，即便政治过程受到来自媒体的压力，媒体本身也非充要条件，媒体化是文化、政治和社会诸因素与媒体综合作用的结果（Couldry，2008；Deacon & Stanyer，2014）。由于市场/经济是构成上述媒体逻辑的重要因素，而自19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运动极大地加强了私人公司对通信基础设施的控制，英国学者Murdock（2017）认为，当前的“深度媒体化”应从“深度资本主义”的动态入手分析。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对德国和奥地利精英报纸竞选报道的长程（1949~2009）比较研究发现（Magin，2015；Magin & Geiß，2019），媒体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规律地发展，这与将媒体化视为持续不断的一般过程的想法相矛盾。因此，媒体化作为一个笼统的术语用来描述媒体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变迁并无大碍，但鉴于媒体与其他领域的复杂关系，将它看作单一的逻辑转换则不可行（Couldry，2008）。

其次，媒体和政治制度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也很难明确区分彼此的逻辑。Hallin（2021）认为，政治逻辑和媒体逻辑在历史上一直密切相关，激进的媒体作为政治行动者并不罕见。也有研究者提出，从基本规范的角度而言，媒体逻辑和政治逻辑本身不存在矛盾，真正的问题在于，媒体和政治行动者受到规范和市场两种逻辑的影响程度（Landerer，2013）。这一推测在经验层面得到支持。例如，Blumler和Esser（2019）关于英国2015年大选的研究发现，与通常的政治媒体化观念相反，英国政党的竞选专业性受到精英媒体的欣赏，而不是对抗，而新闻媒体的干涉主义风格和解释性报道并不是扭曲政治，而是为审查政策立场和培育知情公民作出贡献。这表明，政治逻辑和媒体逻辑是相互渗透和重叠的，而通常的政治媒体化的经验指标未必能说明真正的问题。

其三，媒体逻辑概念忽视了行为者的能动性，在当前的社交媒体语境下，这一缺陷显得尤其严重。媒体逻辑假定政治行动者为了与公众取得联系，只能适应媒体格式和规则，但从政治过程的内部视角看，政治家使用媒体不仅是为了影响公众，也有可能是为了影响其他政治精英，或利用媒体来达成某些政治目标（Heffernan，2006；Strömbäck & Van Aelst，2013）。也就是，行动者的使用方式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媒体逻辑的影响。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的发展，使媒体的用户/受众维度得到关注（Witschge，2014）。一些研究者认为，社交媒体促进了情感公众的形成，公民的习惯偏离审议理想（Papacharissi，2015）；社交平台对用户在线活动的数据进行计算重组，用户的平台“显现”（appearances）是数据预处理的结果，社交平台上的社会互动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本体（Couldry & Kallinikos，2018）。尽管如此，政治变革植根于现有的权力结构和制度，数字技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政治学者认为，数字媒体为政治行动者提供了新的工具，带来政治实践的变迁，实际上是重组了政治（Jungherr et al.，2020）。

总体上，由于媒体中心视角和忽视用户实践，政治媒体化研究大都是“处理媒体化的政治，而不是研究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实际变化”（Van Aelst et al.，2014：214）。这样的简化分析也无法体现研究者所主张的媒体化作为社会元过程的宏大视野（Krotz，2009）。两位波兰学者（Brodzińska-Mirowska & Wojtkowski，2017：145）曾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探讨“政治媒体化”概念。他们认为，在宏观层次，政治媒体化体现的是媒体化、市场化和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元过程的相互作用；在中观层面，则是各种社会制度（如政府、市场、组织等）的逻辑和权力的流动；在微观层面，是这些制度的代理人（agency）的各种各样的媒体实践（through，with and in media）。两位研究者承认要整合这样的三个层次对政治媒体化现象做整体性分析十分困难，但是，完全抛弃整体性视角，也必然造成对政治媒体化现象的理解偏差，不仅难以在微观经验层面获得支持，片面的理解也使这一概念失去对现象的描述能力。

政治媒体化受到关注，始于欧洲国家政党竞选实践的迅速变迁，媒体系统被认为趋于美国化而加剧了“民主的危机”。接下来，本文根据既有研究成果，从中观层面来重新审视政治媒体化现象。通过梳理欧洲自1970年代以来的政党政治变迁过程，以及大众媒体在其中的角色，意在超越媒体中心视角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关注（这既容易夸大媒体政治报道的影响，也容易导致对媒体报道的贬低，认为其仅仅是受市场驱动的炒作或内容奇观化），展示在政党政治的基础条件发生改变后，媒体参与构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这不是媒体逻辑入侵政治逻辑，而是一种新的政治运作方式。

政党政治变迁与媒体构成

在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变迁上，被广为引用的一个观点是Blumler和Kavanagh（1999）提出的政治传播三阶段说：第一阶段是二战后的前二十年，政党主导传播系统，媒体的政治信息是实质性的；第二阶段里，电视成为主要媒介，受众范围扩大，选民的政党忠诚开始松动，政治观点的长期影响开始让位于时事新闻等短期影响因素；在大约起始于1990年代的第三阶段里，传播手段激增，新闻周期加快，政治宣传专业化，政治家和记者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对抗。在这个以媒体为中心的叙事中，媒体在政治过程中从向心的力量演变为离心的力量，从而导致了政治传播的退化。但实际上，西方社会和民主政治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生重大变迁，媒体既不是这一过程的主导性力量，其对政治变迁的涵义也不是趋于离心和对抗这么单一。

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国家经历广泛的社会骚乱和抗议运动，特别是出身中上阶层的学生参与运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稳定的规则体系从精英内部受到破坏。Wagner（1994：134）认为，这些政治行动自身的规模并不显著，其意义在于颠覆了有组织的民主惯例，选举制度作为常规政治参与形式的权威性受到侵蚀。亨廷顿认为这场运动虽然重新确立了平等、参与这两个重要的民主规范价值，但动摇了公众对政治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信心和信赖程度，政党的群众基础出现衰退（克罗齐等，1975/1989）。大众媒体被认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75年美日欧“三边委员会”报告中（克罗齐等，1975/1989：32，88），研究者认为，传统制度崩溃带来“民主的危机”，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成为社会压力的“共振板”，“使解决现代复杂系统的基本困境变得极为困难”，而美国的全国性报纸和电视网“起到暗中破坏政府权威的效果”。

但是，1960年代开始的社会运动，以及后来的经济危机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与新知识技术带来的社会组织变革（贝尔，1973/1997）、社会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文化变革（英格尔哈特，1990/2013）一起，导致“有组织的现代性的消亡”（Wagner，1994）。政治逐渐变得非制度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许多新社会运动提供动员基础。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信息技术、基因工程等重大技术发展使1970年代成为“技术分水岭”，新技术范式为1980年代的放松管制运动和社会经济再结构过程提供基础（卡斯特，2000/2001）。在技术、经济、文化、政治多重因素交织的背景下，表面的相关性可能由一些更为复杂的背景因素所驱动。就政党政治演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而言，至少有两点需要谨慎考量：（1）大众政党的衰落与演化，其自身的逻辑和脉络是怎样的；（2）大众媒体在政党政治演化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和承担怎样的角色。

政党的作用在于连接社会和国家，是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参与政治和将其意见态度（群体偏好）转化为政府行动（公共政策）的工具。政党与利益团体，以及其他以服务为导向的志愿组织之间有共通之处，区别在于，政党通过“选举参与”来定义，即政党招募和提名政治候选人，选举是其获取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模式，从而在民主代表中发挥更为制度化的作用（Bolleyer，2024）。依据成员对政党活动的贡献情况，Widfeldt（1995：135）曾将西方政党分为两个理想型：参与性联系（participatory linkage）政党和代表性联系（representative linkage）政党。前者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组织起来，政党活动不限于竞选，还投入大量精力招募成员和将政党的观念政策传达给公众。后者不依赖正式成员，活动主要是竞选和当选后履行公职，政党代表人民，而不是与普通公民建立紧密联系和激发公民参与。大众政党接近于“参与性联系”，而历史上精英主义的干部（cadre）政党则接近于“代表性联系”。

从欧洲的政党政治来说，大众政党随着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普选权和大众民主的出现而兴起。二战后的前二十年是西欧大众政党的“黄金时代”（Mair，2013），政党主导政治，选民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投票主要出于政党认同和承诺。但是，大约从1960年代中期，学者开始注意到大众政党转型的迹象（Kirchheimer，1966）。在1960至1980年代之间，11个西欧国家中有9个经历了大众政党成员人数的下降（Janda & Colman，1998），政党与市民社会的联系开始削弱。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表明公民正在从传统的政治舞台上退出，选民投票比例变少，并且更少受政党忠诚的影响（Mair，2013）。

关于大众政党成员规模和忠诚度下降的原因，Dalton和Wattenberg（2000）曾罗列研究者提出的多种因素，包括：公民教育水平提高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扩大政治的边界；流动的社会削弱了公众与政党之间的长期联系；政党在候选人选拔方式上的制度改革增加了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的可能性；大众媒体成为竞选信息的主要来源，弱化了政党的角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随着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Esping-Andersen，1990），大众政党所争取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渐渐成为国家基于普遍原则所提供的福利和服务时，大众政党的凝聚力开始下降。在英国，随着社会富裕程度提高，代内和代际阶级流动性增强，基于阶级政治的投票选择自1970年开始急剧下降（Arora-Jonsson et al.，2024）。Katz和Mair（2018：23）认为，大众政党模式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阶级或宗教问题存在严重的“社会分裂”（social cleavages），而这个条件在当代西欧不复存在，大众政党实际上已经消亡。

面对工人阶级成员的流失，大众政党不得不提出更广泛的诉求以获得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逐渐转型为Kirchheimer（1966：195）所说的“全民政党”（catch-all party），在保留对工人阶级诉求之关切的同时，也设法吸引更大数量的其他类型选民，从而尽可能赢得竞选。政党从捍卫特定群体社会地位和塑造未来愿景的组织而演变为“短期的、间隔性的政治选择的工具”。自196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政党的资助不断增加，Katz和Mair（1995）认为，国家资助有利于既有政党维持其地位，主流政党并没有衰落，而是成为与先前不同的政党，即与国家共生的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在卡特尔政党体系中，不同政党相互合作，纲领相似，执政党和在野党区别模糊，政党本身成为一种职业，围绕政策有效性而非代表大众的能力而展开有限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