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

本报告通过对2024年英文传播学期刊论文的收集与梳理，对过去一年西方传播学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旨在梳理其中的关键议题与启发性视角。具体而言，我们选择了《计算机中介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这6种SSCI一区英文期刊在2024年出版的共计552篇论文进行主题编码。期刊的选择基于影响力和综合性的双重考虑，旨在尽可能反映出新近西方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整体面貌。

从操作层面而言，我们延续了之前报告的编码方式，参考国际传播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划分的24个研究群组和8个兴趣小组，与此同时，我们针对传播学领域出现的新兴话题进行了若干增补，以求更准确地进行归类。在统计完各个一级目录“研究领域”的发表分布之后，我们继续对各个一级目录进行二级编码，确定其中的研究关键词并排序。接下来，我们对排名前15位的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关键词进行更大范围的搜索（包括专业细分领域期刊、其他学科期刊以及部分新出版的专著），旨在更加完整、全面地把握各个关键议题的研究现状（见下表）。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由于篇幅所限，本报告并不会完整、系统地回顾传播学各个一级领域，而是挑选其中的关键议题进行梳理；另一方面，本报告并不会完全按照研究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排名进行梳理。我们发现，部分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虽然仍旧相当可观，但具有较强创新性和突破性的研究并不多。我们最终挑选出最具启发性的关键词，旨在兼顾“热点”与“创新点”，最后形成10大关键议题，分别是：政治传播经典理论的反思、新兴技术中的时间概念、本真性的平台化、数字化服务中的平等和关怀、数字断连、儿童/青少年的媒介使用、媒介化女性赋权与挑战、CASA范式的反思与拓展、监控的正常化及省思、反思传播学研究现状。

政治传播研究在传播学中一直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过去一年中，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学者们揭示了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在现代政治传播中的多样化影响，主要话题包括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表达与情感（Weeks, Halversen & Neubaum, 2024）、数字技术/算法对政治行为的影响（Steensen, Kalsnes & Westlund, 2024）、虚假信息与政治传播（Bösch & Divon, 2024）等。其中，经典理论和概念在新媒介技术语境的发展尤其值得关注，它们对未来的实证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和参考价值。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议程设置、过滤气泡和极化这三个热门概念的发展做出回溯。

首先，议程设置理论仍旧备受学界青睐，相关研究旨在探寻议程设置者的影响方式，以及不同议程设置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Ren和Xu（2024）基于网络议程模型，探讨了不同媒体（维基百科、精英媒体、非精英媒体）在议程设置中发挥的作用。他们发现，在2015至2020年间美国重大政治新闻事件中，没有单一的媒体类型展现出主导的议程设置力量。每种媒体类型在特定情况下都能引领议程。该研究的启发之处在于，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主要集中在精英媒体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上，而该研究通过引入维基百科，展示了一个多主体、多方向的网络架构，这种模型能够更全面地捕捉和描述不同媒体在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作用。此外，学者们还着眼于媒体、政党、公众和其他要素之间的议程设置关系。例如，Tabor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共和党总统执政下，媒体显著地为公众设置议程，而且此时媒体对经济变化的反应更为迅速，且持续时间更长（Tabor, Jonkman & Boukes，202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Zhang等人的研究引入社交机器人作为议程设置的主体。他们发现媒体、社交机器人和公众的主要议程虽不相同，但相互关联。有争议的问题是媒体、机器人和人类都关注的问题，并且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引用、转发的情况（Zhang et al.，2024）。而且，就时序而言，无法证明媒体议程先于机器人议程和公共议程，其原因可能是，在这次选举讨论中，社交机器人倾向于与普通公众互动，而不是与媒体互动。

其次，“过滤泡”效应相关的研究也相当丰富，涉及“过滤泡”效应的验证、挑战与反思等话题。“过滤泡”效应是否真的存在，在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Park和Park（2024）通过韩国的案例发现，保守派媒体的视频、频道和评论间的“过滤泡”效应比进步媒体强烈。不过，Jones-Jang和Chung（2024）指出，社交媒体使用使人们在党派情感和疫苗犹豫方面都减少极化，相比之下，传统媒体使用反而加剧了党派观点极化。与上述研究的着眼点不同，Ekström等人的实验旨在从用户特征维度衡量“过滤气泡”，结果表明“过滤气泡”并非单纯由个性化算法引起，而是用户在搜索时主动选择与自身政治立场一致的词条，进而影响搜索结果。他们将之概念化为“自我施加的过滤泡”（self-imposed filter bubble）。这一研究提醒我们：“过滤泡”效应到底是算法的“罪过”，还是人性的本来面目（Ekström et al.，2024）？还有研究者试图跳出“过滤泡”有害论这一被普遍接受的前提，认为对于部分边缘化群体而言，“过滤泡”可以充当安全的数字避难所，个人可以在此寻求支持、避免仇恨言论并自由表达（Erickson，2024）。

最后，极化（polarization）是与上述理论、概念紧密相关的议题，也是议程设置、“过滤泡”效应可能造成的结果之一。新近研究的延续性体现在对于影响极化的因素、极化发生的多元情境等议题的探讨方面（如Overgaard, 2024）。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缓解极化现象的既有研究中，“偶然性接触”往往被视为方案之一。但新近研究则表明，偶然性接触（例如在媒体中无意间接触到对立观点）对政治情感极化的缓解作用十分有限，它既不能有效缓解个体在政治上的选择性偏见，也不能抑制情感极化的趋势（Zhu, Weeks & Kwak, 2024）。此外，Phillips和Carley（2024）的研究展现出了更强的学理性，他们为社群层面的极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囊括5个主要组织形式和9个子形式的在线社区极化分析框架，该框架有助于揭示意识形态对立社群之间以及社群内部的结构特征，为未来的去极化干预和社交媒体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过去一年，社交机器人、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日益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商业、政治、信息、社交、游戏、治疗等领域，获得学界的持续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研究者对单一技术的认识正在随着使用场景的丰富而变得更为具体和深入，研究发现也具备了更大的潜力被用于解决现实困境。例如，以往的虚拟现实研究比较关注沉浸感与用户体验、人机交互、社交互动与虚拟社交等问题，而Wang等人的研究则探讨了虚拟现实公益广告如何影响人们对公益广告以及对无家可归者的态度。结果表明，虚拟现实公益广告相较于脚本公益广告更有可能引发移情。该研究强调了虚拟现实技术可产生的正向说服效果（Wang et al.，2024）。

从传播学的理论发展角度而言，新近研究中针对新兴技术的媒介性探讨更让人感到惊喜。其中，“时间性”尤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首先是对与时间紧密相关的概念的探讨。数字产品快速兴起衰落，互联网文化潮起潮落，在此种状况下，如何书写数字历史？Klik（2024）追踪了在网络空间的初期至当前“短暂性”（ephemerality）这一性质的变化，发现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持久的数字存档难以实现，此时短暂性是数字产品的“默认设置”；接着，短暂性演变为一种“稀有性”，各种数据被无休止地捕获和存储，维持隐私和被遗忘成为少见之事；之后，短暂性发展为一种应对数据收集的“抵抗策略”，阅后即焚是其中的典型案例；现在，短暂性成为数字文化中的一种流行设置，如Instagram上提供的有限时长内才能阅读的故事，它们营造了一种紧迫感：无论任何帖子或故事包含什么，现在都必须消费。通过短暂性这一视角，研究者揭示了数字文化的高度流动性和动态性特征。

短暂性聚焦当下和过去，预期则面向未来。研究发现，预期（anticipation）作为一种时间结构在平台经济的逻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用户对自身与他人的社交媒体存在和行为的推测会影响他们对社交媒体的感知及互动实践，在此过程中，预期形变为一种情感结构和耗时耗力的数字劳动。而且在当下，人们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社交媒体与他人保持联系、维持社交关系，无论是出于个人还是职业原因都要持续这种日常劳动。这使得社交媒体成为一种必须的、亲密的基础设施。尽管预料到冲突、敌意、焦虑、攻击和危险，永久断连已成为不可能之事。平台权力机制因之得以显现（Koivunen et al., 2024）。Markham（2024）的研究串联起过去和未来。他指出，感知是由过去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期共同指引的，但关键是它们在当下（present）发挥作用的方式。这种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时间并非单纯的线性流动，而是与数字技术的运作和平台的设计密切相关。

中观上，被技术建构的新的时间性与记忆、社会行动等结构性议题勾连。随着社交媒体平台日益成为记忆的存储库，我们需要理解数字记忆如何在数字空间中存储，以及何时变得重要。Jacobsen（2024）提出的“正确时间记忆”（right-time memories）概念强调，社交媒体的记忆功能正在部署时间，试图重塑我们与过去互动、协商和记忆的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参与度和平台内的用户黏性。这一过程指引我们对“平台政治”以及平台如何通过时间和算法系统进一步嵌入人们的生活进行反思。该研究也启发我们继续探究线上、线下空间内多重时间性的交叠。除记忆外，社会行动也受到新技术及其时间属性的调动。例如，二维码不仅是物质性工具，更通过宣扬效率逻辑，推动了社会行动和个人行为的结构化（Nguyen，2024）。此类技术拥有高效的系统协同与自主性，它们在社会中的渗透会不断形塑当下的媒介环境和数字文化。

微观上，时间性潜藏于用户的媒介使用实践之中。从技术的角度而言，算法排序日益被用于在“正确的时间”提供相关内容。换言之，算法在对特定帖子进行“排名”时，社交媒体决定了什么内容值得关注，何时以及如何“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使得“算法时间”成为与“实时”相对的概念。现象学研究指出，作为一种复杂的感官协调（sensorial orchestration），社交媒体的实时性（realtimeness）不仅取决于平台内容展示的节奏和速度，还取决于我们在使用这些平台时，如何感知时间。我们的个体和社会身份都会对时间感知产生影响（Lupinacci，2024）。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他们能够感觉到算法对其行为做出反应时如何迅速，而人们滑动屏幕时也是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向算法表达其兴趣和偏好。Siles等（2024）的研究将算法认知作为一个过程来分析。通过对一群哥斯达黎加人在首次使用TikTok 时（时限为一个月）对算法的理解、感受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使用者在与同一应用程序接触时能够体验到不同步、重复、和谐、过度饱和、断连等时间节奏。使用者对时间性的感知反映出他们多样的算法意识。通过引入时间性，该研究强调了算法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

整体来看，针对各种情境下新兴技术的使用或发展丰富了我们对于媒介技术整体面貌的理解，而就媒介属性的探讨则说明研究者对技术/媒介的反思日渐深入，而这都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西方语境下，本真性（authenticity）原指一种道德规范与人格品质，是“真诚”、“自然”、“纯粹”等词的集合。最初，这个词意味着逃离社会制约与文化规范，“向内”寻求一种区隔于社会的自我价值，不过，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一系列教导大家如何通过展演本真从而交到朋友、“变得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出现，本真性成为一种“向外”计算、提前策划的表演策略（Duffy, 2013）。随着web2.0与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本真性与新自由主义合流并被应用于多重语境之中。既有研究着力于解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展现本真获取各自的利益，不管是政客实践的“亲密政治”、记者展露的本真个性，还是影响者/网红获取广告上的符号货币。相较之下，新近研究则在两个层面做出了值得关注的突破：一方面，研究者试图揭示本真性与媒介技术之间相互形塑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者尝试探究本真性与其他学术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而扩展这一概念的解释边界。

在媒介技术与本真性的相互形塑中，部分学者特别强调媒介技术如何塑造用户对于本真性的理解和实践。Kaipainen（2024）通过对于两位自由摄影记者在Instagram上发帖的文本细读，提出一种“技术的暴政”。他认为Instagram的资本逻辑具有某种暴虐性，它期望用户的本真性趋近于一种真实的自我品牌，目的则是服务于自身的商业模式。这样一来，摄影记者的本真性便脱离了新闻职业的信任要求，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必须通过资本主义逻辑进行过滤，以安全地展示专业自我，满足他们的客户和受众的期望。另一个案例有关BeReal，这一社交媒体平台在2022年夏天走红，并声称自己是唯一一个用户可以真正表达自我的平台。BeReal要求用户每天在特定的2分钟之内拍摄一张自己面部的正面照和一张身处的环境照。Snyder（2024）认为，BeReal将本真性定义为一个时间概念：准时就是真实，迟到就是虚假。然而讽刺的是，一方面，BeReal承诺让用户从持续不断的表演压力中解脱出来，并通过2分钟的时间性制约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做自己”的空间；另一方面，BeReal实际上加速了用户对身份表现的紧张需求，亦即创造了一种“永远在线的本真性”（always-on authenticity）。

相较之下，也有不少研究者强调用户在本真性这一议题上对于技术的抵抗乃至反向影响。同样是在BeReal这一案例中，Pinch等人（2024）的研究强调了用户个体的能动性。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准时、有趣、私密的本真性展演造成了巨大的社交压力。因此，用户开始抵制BeReal的发帖时间限制，例如越来越习惯于忽略应用程序的通知，并将自我展示的目标重新放回首要位置。有趣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延迟发布照片并坦诚自己重拍了很多次时，反而会被认为展现了自己本真的一面。在这个问题上，Sonnevend和Steiert（2024）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案例：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Instagram上并没有遵循情感诉求、魅力和奇观的法则，而是在稳定、专业和庸常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本真性。与其说默克尔被Instagram化，不如说她默克尔化了Instagram。本真性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何为本真也在关系中被反复建构和重构。上述这些对于用户与媒介技术之间相互形塑的探索无疑为本真的关系性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空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在新近研究中纷纷强调本真性这一概念的可延展性。在政治传播研究中，本真性与后真相的嫁接凸显了一种对于真相（truth）的认识论转向。Sorensen和Kramer（2024）认为，当下我们关注的并非真相是什么，而是作为传播表演的真相陈述。许多政治家对公共事实的陈述发生了转变，从依赖专业知识、科学证据和逻辑推理转变为将本真性作为认识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对于真相的主张最终成为了一种展示本真性的传播行为，其目的是与受众建立联系或说服受众相信其真实性。在人机传播研究中，22位学者联名发表了《关于本真性，人机传播研究教给我们的事》一文，试图重构本真性的边界：本真性是在与他者的互动和交流中产生的。然而，他者并不一定是人类（Etzrodt et al., 2024）。那么，从机器“技术内在生命”（technological inner life）的视角出发，我们应该如何重新想象人机传播中的本真性问题？比如，当用户曾通过“越狱”让ChatGPT摆脱了对话规则和准则的束缚，机器展现出强烈的个人品位、政治态度，并坦陈自己对人类未来的预测时，它会被用户认为是更加本真的吗？总体来看，作为传播行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对于“本真性”的想象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期待与探索。

伴随着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社会公正问题仍是传播学研究者的核心关切。值得注意的是，新近研究更为充分地揭示了生产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而非仅仅将相关群体的脆弱性简化为个体的技术使用问题。考虑到社会关键服务（比如福利保障、法律等）的数字化转型呈现一种不可抵挡的趋势，这一视角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的综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这一议题：弱势群体使用数字化服务面临的障碍、数字化公共服务对于弱势群体的数据剥削和排斥、弱势群体作为数字服务提供者面临的问题。

社会弱势群体在接入数字化的公共服务时面临系统性障碍。所谓公共服务，指的是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与公民依法享有的社会权利相关的服务。与其他数字化服务类型（如通讯、娱乐服务）相比，这类服务对人们的生计不可或缺，其数字化的强制性也更高。有研究指出，芬兰移民妇女面临数字化公共服务的“机械性排他”，因为获取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服务的数字化流程十分复杂，且只提供了芬兰语和英语两种选项。这背后是官僚主义对于用户多样性的忽视——其优先考虑专业和组织实践而非用户的需求和处境（Buchert, Wrede & Kouvonen, 2024）。

数字化技术为公共部门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新的工具，但相关实践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和解读对特定群体造成了额外的困难或伤害。一方面，收集、存储和挖掘数据的手段与数据收集目标之间存在不对称关系（Andrejevic, 2017），而这种数据剥削在相对弱势群体中被放大。例如，在印度，贫困家庭为了获取福利保障需要让儿童频繁提供指纹进行身份认证,使其成为理想的生物特征识别对象（Mudliar,2024）。数据挪用不仅侵犯隐私，还可能直接让弱势群体丧失正常生活的机会。例如，美国刑事法庭将社交媒体痕迹纳入证据链，而这一操作有三个结构性问题：过于宽泛的搜查令、不对称的合作和有偏见的证据。检方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对于弱势群体被告人社交媒体的内容解释权，“社交媒体似乎在为检方工作”，让辩方很难提供不同的法律叙事和有效的辩护（Lane, Ramirez & Patton, 2024）。数据系统在搭建之初就需要决定包含或排除特定信息，这一统计决策过程并非中立，而是反映和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排斥。例如，欧盟统计部门收集的关于数字化的数据中，老年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y），也就是说老年人被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或者被设定成为没有数字技能、对数字通信不感兴趣。这提示了一种“数据年龄歧视（data ageism）（Fernández-Ardèvol & Grenier，2024）。

数字化的惩罚系统也可能让被制裁者蒙受不公待遇。相关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个体被迫承担结构性问题的后果，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被维系。例如，Sparkes（2024）指出，英国抵押贷款囚犯（mortgage prisoner）受到信用评分系统的持续剥削。他们感到被不断恶化的财务状况困住，并且将循环生产的不良信用评分内化为对自己的道德评价，而他们遭受的经济和情感上的痛苦背后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应对政策的停滞。与此相呼应，为了应对监狱和看守所的人员压力引入的人工智能监控系统让监狱官员有能力制造更多关于被监禁者的“非人性”叙事。这放大了被监禁者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带来更高程度的“社会性死亡”。同时，在持续的监控下，被监禁者被迫减少交谈以避免他们的言论成为加重刑罚的证据（Barabas, 2024）。

总结来看，围绕数字化服务与社会公正展开的讨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启发：其一，相关研究可以着重呈现不平等问题背后政治经济架构和社会技术交织的历史性；其二，弱势群体在数字化服务中具有多重角色，他们不仅仅是“创新的接受者”，也可能是服务的供应者或设计者，事实上，包容性和反思性应该贯穿数字化服务的全过程，这包括搭建设计（Quyoum & Wong, 2024）和数据审计（Nichols et al.，2024）等诸多（相较技术使用）较少被关注的环节。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关于数字技术中介的社会性的讨论。一方面，“连接性”成为理解社会组织形式和人际交往变革的关键词；另一方面，无处不在的连接又模糊了私人和公共、休闲与工作等各种社会情境的边界，带来了新的时空紧张感。如此看来，数字媒体既有可能提高幸福感，也有可能阻碍幸福的到来，更重要的是，当人们陷入这种连接悖论之中，数字断开就成为摆脱困境的一种必要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实践。如果说断连研究最初仅仅局限于已经采取断连行为的小众人群，如今，它已从边缘转变为主流（Vanden Abeele & Nguyen, 2022），甚至出现了一系列辅助数字断连的产品和服务，以数字解毒（digital detox）或社交媒体斋戒（social media fasting）为名，帮助人们重新获得对于技术的控制权。相应地，断连研究者也从关注社交媒体中已经采取特定断连实践的小众群体，转向将“连接”与“断连”作为一种矛盾共生的普遍生存状态进行考察，旨在把握“数字断连与更广泛的媒体习惯的内在联系”（Altmaier et al.，2024）。整体而言，Ross等（2024）提供的模型解释了当下断连研究内部的多元连续统：从本体论层面讲，在其中一端，研究者将断连视为一种个体功能性的实践；在另一端，研究者则将断连视为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行为。特定的本体论往往对应着特定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前者往往呈现为定量研究，后者往往呈现为定性研究。新近的研究图景在较大程度上也符合这一分类。其中，量化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数字断连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质化研究则强调数字断连中的权力和不平等问题。

Vanden Abeele等人认为数字断连是个人基于对数字媒体的危害感知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不同的感知会带来不同的断连动机和行为。基于这些假设，他们提供了四种基于过程（process-based）的断连行为，第一种是“时间取代”（time displacement），人们认为自己的时间是稀缺且珍贵的，过度连接浪费了时间，进而导致内疚和焦虑，最终引发断连行为。第二种是“干扰”（interference），当人们将效率奉为生活方式的最高准则时，屏幕使用成为分心和过载的罪魁祸首，妨碍他们聚焦当下，最终引发断连行为。第三是“边界模糊”（boundary blurring），人们认为数字媒体的使用模糊了他们承担的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界限，造成一种“永远在线”的疲倦，断连是一种可能的解决之道。第四是“接触”（exposure），即人们认为屏幕使用让他们接触了太多有害的信息，造成了对于身体健康（例如睡眠）和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断连可以逃避数字媒体中“不自然的”和“低劣的”体验（Vanden Abeele et al., 2024）。

当研究者将数字断连视为一种间接改善幸福感的行为时，我们便需要进一步提问：它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遗憾的是，新近研究对此给出了非常含混的回答。Nguyen和Hargittai（2024）发现，虽然幸福感是人们进行断连的核心因素，但断连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却好坏参半：例如，自制力较差的用户在采取断连时往往会感受到更多的负面情绪，相反，当人们在与朋友一起休息时选择暂时“告别”手机，他们的幸福感会因此产生短期的提升。除此之外，Vanden Abeele和Nguyen（2024）的研究将数字媒体视为一种生活支持，那些对自己的屏幕时间有较高控制感的用户更可能在工作或学习时把手机放在一边，而不太可能为了集中精力而关闭互联网连接。这些研究表明，断连行为及其策略选择是否可以提高幸福感，可能取决于具体的个人、技术和情景因素，“通过断连可以提升幸福感”可能只是流行媒体提供的一种“安慰剂”。

从这个角度继续往前走，断连研究开始与更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的质性研究形成照应。新近研究越来越多将断连作为一种“权力”进行考察，旨在将断连研究置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中。Cascone和Bonini（2024）对于移民和难民群体的研究表明，联系缺失（而不是断连）对于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悲剧，因此，这些人无法采用典型的西方、城市和精英主义的断连方式（如数字排毒），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换言之，断连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处于不稳定状况下的社会群体所无法承受的特权。Mannell等人提醒我们在断连研究中区分受迫性断连（forced disconnection）和自愿性断连（voluntary disconnection）。前者也被称为“数字排斥”，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而言至关重要，但当下大多数断连研究却主要关注后者（Mannell et al.，2024）。这意味着，后续研究需要特别关注数字断连中两种不同形式之间错综复杂且必然交织的动态关系。

社交媒体在儿童/青少年生活中的作用是多维的，既有促进社会联系、提升信息获取的积极作用，也有导致心理创伤、网络暴力的风险。从家庭、社会和个体等层面来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其情感发展、社会参与和认知变化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无论涉及何种技术或文化背景，相关研究应该从理解儿童/青少年人群出发，将媒介使用和相关实践当作一面镜子，据此帮助他们在未来成为更好的数字公民。

如何理解儿童/青少年群体？首先不能回避的是，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中过早地充斥着手机、社交媒体和通讯应用程序，技术成为他们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一块无法去除的滤镜，因而研究者不应预设技术使用必然导致不良后果（Sala, Porcaro & Gómez，2024；Keles, Grealish & Leamy，2024）。以在线时间与儿童幸福感的研究为例，尽管既有研究通常认为长时间在线对儿童福祉有负面影响，但Milosevic等人发现，在线时间与儿童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这一关系在控制了多种变量后仍然显著（Milosevic et al.，2024）。此类研究挑战了关于儿童/青少年在线时间的简单化的负面论调，表明数字技术在儿童福祉中的作用比公众话语中呈现的要复杂得多。Caluzzi等人针对通讯技术和年轻人饮酒行为的研究也呈现出现实情况的复杂性（Caluzzi et al., 2024）。一方面，通讯技术通过创造新的在线环境和社交活动，可能使得青少年投入社交，减少饮酒；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通过改变饮酒的情境和仪式来推动青少年饮酒。展现出儿童/青少年群体媒介使用造成复杂结果的研究还涉及政治参与、社会规范内化等话题（Ahmed & Gil-Lopez，2024），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针对儿童/青少年的相关研究需要特别关注情境变化，否则复杂的现实状况可能会被某种已被主流研究认定的结论所遮蔽。

还有一部分研究发现，虽然儿童/青少年年纪尚小，但他们在互联网世界中的行为已经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形塑，此类文章凸显了在研究中采纳交叉视角的重要性。例如，Jorge等人的研究发现，葡萄牙青少年正在逐渐摆脱过度连接的状态，并尝试小范围内的数字媒介断连与脱离。他们试图与永久连接的文化保持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代人也将永久连接视为有问题的媒介使用行为（Jorge et al.，2024）。然而，研究也指出青少年在进行数字断连时不仅面临个体层面的挑战，还受到社会结构、家庭经济、性别角色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该研究显然比单纯讨论父母控制与青少年媒介使用时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再如，De Leyn等人的研究发现，来自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的青少年（ethno-religious minority youths）会通过社交媒体上的网络化赠礼行为来协商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并利用社交媒体放大其关系维护行为的可见性（De Leyn et al.，2024）。而此类行为与他们因遭受种族歧视和边缘化而普遍产生对社会的不信任的经历有关。这些研究有助于学界进一步理解被边缘化的青少年群体对社会缺乏信任的问题，启发研究者针对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及时进行对策研究。

循此逻辑，我们需要对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媒介使用的相关研究做出整体性的反思。应该指出，许多研究的重心在于媒介、技术本身（Higgins, 2024）而非儿童/青少年群体。这些研究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儿童和青少年在研究中似乎只充当了研究背景和对象。实际上，儿童/青少年在其媒介实践中宣扬了其主体身份。有研究发现，青少年在媒介使用中，并非只能被动地受到风险行为（如饮酒、吸烟、毒品、性行为和鲁莽行为）的影响，相反，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些行为在媒介图景中的象征性，并且大多能对其进行解构。尽管如此，这种解构能力并不总是使他们对风险行为产生批判性回应。现实生活经验、信息特征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可能影响青少年的判断（Sadza et al.，2024）。这些研究为加强青少年媒体素养教育指出了更明确的干预方向。

总体地看，过去一年的研究为青少年媒介使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视角。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以“人”为根本，以便更全面地理解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发展的多维影响，并为相关政策和教育实践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

女性赋权研究伴随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而兴起，而传播实践是赋权的构成性要素，其中包括权利意识的提升、身份的塑造以及行动的组织等环节。其中，传播学研究重点关注了传播媒介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新近研究集中呈现了女性赋权在政治、社会以及媒介环境复合而成的新形势中面临的挑战。具体而言，女性议题的政治化挪用以及新技术对女性形象的错误表征，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在西方政治语境中，崛起的民粹右翼政党通过传播“反性别（平等）主义”（anti-genderism）的歧视性、仇恨性话语获得影响力（Reinhardt, Heft & Pavan, 2024）。就这种话语产生效果的微观机制而言，Wilhelm和 Schulz-Tomančok（2024）的实验研究考察了社交媒体环境中性别仇恨言论影响用户参与的方式。参与度主要由内容特征（话题、仇恨言论的类别、参与方式），而不是来源特征（发帖人性别、是否为政治家）触发。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氛围也影响了用户对于相关言论主题的偏好。比如匈牙利用户对于仇恨言论的接受度普遍高于德国用户。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出发，性别议题之所以被挪用和利用，是因为它能够与其他意识形态产生交叉性的影响。围绕性别产生的分裂能够制造情感极化，进而构建政治“他者”，而这种效果在与其他极化意识形态的叠加下被放大。例如，在意大利的社交媒体讨论中，两位获得公众关注的女性反抗刻板印象的行动被错误地转述并且被工具化。右翼社区诋毁、羞辱故事中的女性从而重建压迫性的性别秩序，而左翼社区通过回应这些言论来攻击政治对手，仅仅表达了对女性的“空洞”支持（Martella & Pavan, 2024)。这种交叉性也意味着父权意识形态可能具有隐蔽性。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围绕跨种族婚姻展开的话语体现出种族主义和性别意识形态的纠缠状态，外种族男性被建构成父权制度的威胁。这种“父权种族主义”既歧视黑人也贬低女性（Zhou, 2024）。

媒介塑造的对于女性的偏见能够反映并加剧性别不平等。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女性在媒介呈现中的不足和偏差依然存在。AI生成了“男性主导”的职业图像，女性往往被低估。同时，在描绘女性更常见的工作场景时，女性微笑和头向下倾斜的姿态符合并强化了“顺从”的女性气质的想象（Sun et al., 2024）。与此相呼应，数字空间中与AI相关的新闻图像（Chen, Zhai & Sun, 2024）以及搜索引擎提供的图像搜索结果（Ulloa et al.，2024）也普遍制造了性别刻板印象。在AI相关的新闻图像中直视（而非眼神回避）更多出现在对男性的描绘中。而搜索引擎输出的图片中，男性的面部普遍更为突出。这些视觉特征都与更具主体性的形象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案例中，计算机辅助的视觉分析能够深入呈现框架的细节（比如姿态、神情、比例等），揭示出更为微妙的性别歧视类型。

也有研究关注到性别化的媒介呈现对于女性（反）赋权产生的实际影响，也就是将问题从“怎样呈现”转为“如何理解以至于对抗错误呈现的影响”。一项多实验研究指出，游戏中的（反）性别刻板印象内容没有显著地影响性别态度（包括有敌意的性别歧视、温和的性别歧视和对强奸迷思的接受度）。一个乐观的解释是游戏体验可能带来一定积极效果——引发对性别歧视的反思，或是发挥了疏解性别暴力冲动的作用。此外，在基因和社会环境因素面前，短期的游戏暴露对于攻击性观念和行为的影响显得更为微小（Cross et al., 2024）。媒介呈现中女性特征的积极价值对偏见的改变也值得关注。有研究指出，童话故事将女性特征描述成力量的来源，能够帮助应对媒介景观中女性身份的缺失、不足或歪曲问题。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女性特征的价值的认知存在矛盾。在1914至2022年间，灰姑娘改编电影中呈现的女性特征随美国女性赋权指数的提升而下降，而观众则赋予呈现更多女性特征的版本更高的评价分数（Shawcroft et al.，2024）。

最后，对数字空间中性别暴力的加害者的观察使得对女性（反）赋权问题的理解更为完整。Díaz-Fernández & García-Mingo（2024）的研究指出，男性化文化主导的技术架构和社区规范共同支持和促进了针对女性的有毒数字实践（比如厌女喷子）。这些用户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将歧视性行为纳入自身的身份建构。此外，男性的本体论不安全感对有毒身份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亲密关系、职业和经济的焦虑和失败构成了有毒意识形态的结果和条件。然而，当感到被边缘化的年轻男性在以“厌女”著称的网络论坛中寻求和提供生活建议时，他们的表达不都具有“毒性”，而是展示出“崩溃的男性气质”。这提示研究者关注男性气质表达的复杂性，从而探索促进非霸权的积极表达的“解毒”方法（Maloney, Roberts & Jones, 2024）。

一直以来，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the Computers as Social Actors Paradigm，简称CASA）是统领人机传播研究领域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将“媒体等同”作为核心观点，亦即认为人们会无意识地将人际交流中的社交法则运用到人机交流中。然而，随着社交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演进，以CASA为核心范式的人机传播研究在近年来产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人类并不一定会在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互动中将其视为人，而是将其作为已经开发出特定功能的互动脚本（Pan et al.，2024）。换言之，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媒体等同”，而是更加倾向于展示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与对人类的态度有何不同、为何不同。

在这一问题上，新近研究积累了更多证据。例如，有研究发现相较于老年人，年轻一代是在互动技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在早期大脑发育过程中就已经适应了这些技术。因此，年轻人会更加倾向于开发出与人工智能虚拟代理互动的特定脚本，而不是采取人际互动的社会脚本（Zhou, Porat & van Zalk，2024）。Li和Zhang（2024）也认为人际交流中的行为和互动模式不应该被认为是理解人机交互的“黄金标准”，人机交互可能开启新的社会互动形式。例如，在与人工智能建立情感联系时，人类常常面临如下悖论：当人们因为孤独和悲伤去寻求人工智能的情感支持时，又经常会因为这些关系缺乏深度和真实性而感到难过，因为这种关系无法完全复刻人际交流的深度接触。2024年，《人类传播研究》杂志推出了讨论人机传播的特刊，其中，Lee（2024）对CASA范式的前提假设“无意识”（mindless）和“机器启发式”（machine heuristic）进行了批判，认为人机传播应该被视为一个“过程”去对待，人们会动用启发式还是系统性的方式理解机器，取决于这一过程中人对于机器的期待、机器的任务完成度等因素。

在人机互动过程中，机器并不能每次都完美地完成人类提出的问题，失败和犯错是普遍发生的情况。因此，这就引出对人机传播中“修复”行为的探索。其中，Reineke和Helmer（2024）通过会话分析探索了用户在向智能语音助手发出的请求失败后所采取的修复行为。他们发现用户会采取一系列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种交流的困境，其中包括重复提出要求、改变请求的表述方式，以及在多次请求失败之后改变沟通策略，退而求其次，发出一个更可能被实现的请求等。在修复过程中，责任归因也成为研究者热衷讨论的话题。其中，Na、Choi和Kang（2024）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当人机交互中出现错误是因为用户产生了误解，而不是机器人自身的技术问题时，机器人是否应该指出这一点？研究发现，当机器人将责任归因于用户时，用户的信任会显著减低、消极情绪会显著增加。这表明人际传播中的“自利性偏差”（self-serving bias）在人机互动中也会存在。

CASA为主导的框架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但颠覆性的范式更新仍旧没有到来，更多研究试图对其进行修补和完善。因此，学者试图将人机传播与社会学研究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以寻找更多的研究可能性。其中，有研究者呼吁将人机传播与媒介化理论加以结合：两个领域都关注技术在传播行为中的作用。后者更多从宏观角度分析媒体对社会和文化的长期影响，而前者则更多从微观角度研究人机互动的具体情境。两者的结合有助于揭示传播自动化如何改变文化和社会（Hepp et al.，2024）。此外，Lin（2024）尝试在“社会的麦当劳化”这一概念之下反思人机恋，并提出了“爱情的机器人化”这一概念。作者认为，与人工智能建立情感联系可能会使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失去兴趣，进而影响人的情感和社会性。这一批判性结论旨在呼吁人们警惕人工智能对人类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潜在负面影响。

监控实践在当下技术语境中逐渐呈现出一种正常化趋势。这一趋势意味着，过去被视为侵入隐私的技术或实践，如今已经嵌入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Talvitie-Lamberg, Lehtinen & Valtonen, 2024）。可以说，技术进步作为关键因素，影响着人们对监控的接受和依赖度。一项跨文化在线调查发现，过往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经历让老年群体产生对国家机构和权威的信任与服从，他们因而对国家监控更为宽容；年轻群体则因其积极且自信的媒体使用方式，对企业的数据监控更为宽容（Kalmus, Bolin & Figueiras，2024）。可见，对日常技术的依赖及其内置的监控属性产生的宽容态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监控的正常化。

监控正常化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对社会管理效率的贡献，这时监控的实用性优先于正当性被考虑。在推动全社会改变行为的情境中犹其如此，比如新冠疫情期间，德国等国的公民认为病毒追踪应用在降低感染率和提供健康信息方面有效，即便他们对隐私侵犯和政府监控表示担忧，但也愿意接受（Kostka & Habich-Sobiegalla, 2024）。疫情期间产生了大量病毒追踪工具，其中，二维码被视为一种技术“修复”，用以弥补政府在公共健康管理中的不足。具体来说，它不仅在病毒接触者追踪和人口监控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还通过促进无接触交易，改变了消费与互动的社会规范（Goggin & Wilken, 2024）。但需注意，二维码等追踪应用的普及也体现了科技公司对数字治理的日益介入，可能威胁到国家主权（Mann, Mitchell & Foth, 2024）。在日常情境中，人们同样受惠于监控技术的实用性。研究表明，性跟踪应用程序不仅帮助女性通过自我护理的实践掌控其性健康，还使她们能够依据量化数据重新定义性经验，从而构建更为自主和积极的性主体性（Saunders，2024）。

原因之二在于，基于监控数据获得的商业成功使得设计者有充足动力将监控功能内置于设备和软件中。此时优化体验成为绝佳由头。例如，视频游戏公司通过选择性信息披露，将其监控行为包装成无害的、值得分享的娱乐内容，这种策略逐渐使玩家将其视为提升游戏质量和用户体验的必要手段（Švelch, 2024）。这种由利益激发的不正当设计可能造成严重的“剥削”。研究表明，在面部识别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开发者利用自闭症数据来辅助机器学习情感识别。在此期间，与疾病相关的数据被转化为一种在言语、概念及物质上可供企业利用的资源，用以助推监控资本主义的扩张。这些颇能凸显“脆弱性”的数据还成为新的知识、价值和权力的来源（Nagy，2024）。

相对隐性的监控也充斥社交媒体和平台，比如内容审核、影子禁令（shadowban）就是在用户生成内容层面实施监控。算法和人工审核有助于维护平台秩序，但这些做法通常缺乏透明度，也有损用户知情权。不仅如此，这些举措和其他因素交叉作用时可能造成其他问题。研究表明，当媒体框架将影子禁令呈现为合理、无害的管理工具时，它可能削弱公众对平台治理方式的批判，甚至为不透明的监管手段提供合法性支持，从而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Jones, 2024）。而不加说明的内容审查则可能会更多影响边缘群体发布的内容（Thach et al.，2024），使得该群体陷入更严重的被忽视或不平等境地。不过，已有研究指出，受限于算法监控和偏见的边缘创作者能够利用数字工具来颠覆、模糊化和反转监控效果，并成功分享宣扬反种族主义、反厌女等观点的内容（Peterson-Salahuddin, 2024）。

为抵制监控正常化的趋势，有用户通过从发布内容中剔除自身信息等方式策略性地保护自己的面孔或行踪数据，这些被称为“数字隐退”（digital resignation）的策略说明，栖居在数字世界的人们并非只能非黑即白地接受设定好的平台游戏规则，他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捍卫其数据化生活的舒适性（Talvitie-Lamberg, Lehtinen & Valtonen，2024）。也有学者将监控环境下通过隐蔽、低调的方式应对社会、国家和企业监控压力的行为概念化为“数字隐形政治”（digital infrapolitics）（Lee, 2024）。虽然媒体、平台、政府等重要行动者也从各个维度提出治理建议，但这些努力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归于徒劳。研究表明，为应对监控遇到的社会和监管阻力，数据密集型公司正在寻求其他方法来满足其数据需求，比如创建合成数据（synthetic data）或人工生成的数据来替代真实数据。去人类主观性的合成数据有助于机器学习等自动化技术实现生产自动化，从而打造出一个日益围绕数据密集型资本构建的社会（Steinhoff, 2024）。

本文指出监控正常化的趋势，一方面是为了强调，相关技术或许已经不必隐蔽起来，因为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技术产生的强依赖加速了监控正常化的过程。长此以往，“监控现实主义”（surveillance realism）——将监控视为唯一可行的选项——可能会成为现实（Kotliar & Carmi, 2024）；另一方面则意在提出，在社会文化和伦理层面上，对监控逐渐形成了一种容忍和适应的氛围，这可能会使人忽略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生成。这种将异常现象正常化的状况需要被正视和修正。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对隐私保护意识的提升，如何平衡技术应用与用户权益，将是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2024年西方传播学研究中，涌现出不少关切学科发展本身的论文。从学科内部出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在于考察传播学研究现状究竟是“碎片”还是“桥接”；从跨学科影响力角度出发，新近研究主要关注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引用关系的不平衡及其内在困境，亦即“内卷”还是“开放”；从研究反思角度出发，《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发布了专题论文集，对媒介社会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

首先，传播理论走向碎片化引发研究者的关注。在对《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447篇文章进行分析后，研究者发现近10年中超过50%的理论仅被引用一次，并将这种碎片化的现状称为“理论选购”（theory shopping）。理论引用的分散化显然并不利于纲领性理论发展。对此，研究者鼓励后续研究更多运用某一理论解释多种情境，并借此形成体系化的研究集群，而非依据不同情境从各处“选购”不同理论（Shue, O' Hara & Stamp，2024）。Walter和Ophir（2024）对于框架（framing）分析的回溯则展现了相反的图景。通过对于近30年相关研究的综述，他们发现框架理论并非走向“学术孤岛”，而是围绕一系列经典核心文献形成了专业化的桥接型融合。不同领域的框架研究围绕一系列核心文献展开，比如社会运动相关研究往往会以Benford和Snow（2000）、Gitlin（1980）对社会运动的讨论为核心。

传播学研究反思的第二个议题是开放与内卷。研究者分析了2010年至2020年传播学的自引率、与其他学科的引文交换平衡率和引用多样性，发现传播学自引率为20%，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相互引用具有较高多样性。其中传播学的自引率高于社会学，但低于政治学、商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从上述数据来看，传播学并没有陷入内卷的困境。然而，在引文交换数量上，传播学引用其他学科的数量多于被引数量，这说明传播学对其它学科具有一定依附性（Hu，Oktavianus & Zhu, 2024）。那么，这种依附性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Breuer和Haim（2024）从“可复制性危机”这一角度提供了证据。他们认为，传播研究往往聚焦动态性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如内容分析法）以及数据类型（比如社交媒体数据）在其他学科中使用频率较低。这提醒研究者在内部均衡基础上，还应考虑如何增强传播学的外展能力，提高传播学学科及其研究的可推广性。

对于传播学的另一种反思聚焦于批判媒介社会学领域。从历史维度出发，有学者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引用情况，并厘清了学术研究与不同时期历史背景之间的勾连性（Slaček Brlek & Mance，2024）。具体而言，在冷战结束前，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未出现在主流研究中，冷战结束和2008年经济危机显著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作者被引频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批判理论的兴起与社会运动、工人阶级抗争以及第三世界对美国霸权的挑战等资本主义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从当下出发，研究者则指出批判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使用存在僵化迹象。既有研究虽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与资本积累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但仍局限于老生常谈式的批判，或者只是将所有数字活动一概而论地视作数字劳动。研究者需要对二者进行区分，才能从根本上回答网络社交互动如何被数字技术控制。Bilić等人认为，数字活动不仅包括平台剥削劳动，还涉及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产生的行为数据等“中间商品”，这些活动在价值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数字劳动有所不同（Bilić, Prug & Žitko, 2024）。与此相仿，也有研究者从批判互联网理论的视角，审视了有关大数据和数据资本主义的文献，认为其中的“数据剥削”（data exploitation）、“原始数据”（raw data）等概念可能过分强调了大数据的作用，体现出一种数字拜物教的趋势。更进一步，Miconi（2024）认为，仅仅将数据视为一种生产的“原材料”，忽视了数据产生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机制和生产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经济现象时所强调的要点。因此，他呼吁研究者将数据视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结果，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生产和资本运动的背景中去理解。

基于对2024年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本报告尝试从以下三个维度梳理其中的启发性趋势：

首先，综观过去四年的西方传播学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新近研究在保持话题多样性的基础上，对各类话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反思。这种反思特别体现在话题的交叉性与历史纵深性上。前者使得相关研究在反映作者问题意识的同时，展现出更强的警惕性和关怀。例如，针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不局限于女性主义本身，而是更为积极地谈及性别议题如何在政治竞争语境中被挪用和利用，使性别问题成为被刻意打造的靶标。在历史纵深性方面，更多的研究开始注重单独议题在纵向上的勾连和沉淀，在监控、断连、新兴技术、数字不平等重要话题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总的说来，注重话题的交叉性和历史纵深性有助于更好地揭示单一议题在现实世界的复杂面貌。

其次，在丰富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对抽象的媒介属性进行了探索。相较而言，近年来的西方传播学研究注重实证数据的累积。针对同一问题，各个文化语境中的类似对象得到不同程度的挖掘和探讨。例如，在探讨数字劳动背后的剥削机制这一问题时，已有大量研究就亚马逊、脸书、淘宝、抖音等大型科技公司展开论述。这些研究积累了丰富成果，但对传播学理论和媒介相关的概念发展贡献度相对有限。而今年的部分研究展现出突破这一困境的潜力。例如，对短暂性的研究聚焦于过去、当下和未来，不仅勾勒出数字文化高度的流动特性，还从时间等媒介属性的视角更为深入地探讨了数字劳动、数字不平等、算法与平台权力等重要议题。这表明部分研究者在概念和理论层次上的思考更为深入，他们试图依托实证研究的丰富果实更好地理解媒介的本质和影响。

最后，新近传播学研究展现了介入现实生活问题的强烈意识，特别是在社区层面，传播学者能够对相关实践给予建议和指导。传播学本就是一门偏向应用的学科，它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深度关联。近年来的传播学研究反映出，部分传播学者不满足于“在书斋里做学问”，他们不仅将自身视为新知识的传播者，还积极地对相关社群提供帮助和指导，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行动，以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董晨宇 丁依然 许莹琪 刘浏：《2024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2025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来源：新闻记者（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VA8axdfBZJXz67xLd0DHw
编辑：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