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记中的阮次山先生

二十多年前我在中青报做评论编辑的时候，同事李方曾说“少华不喜臧否人物”——意思是说我比较厚道，不议人非。但其实我说话还是比较直率的，尤其是在报社比较宽松的环境里。后来从报社调到大学任教，还带着说话比较直率的习惯。幸好那时新闻学院也还是比较宽松的。

昨天在2002年的日记中看到自已两则涉及到当年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评论员阮次山的评价。我在2006年还写过一篇博文，也是批评阮次山所做的一期评论节目。

当年的凤凰卫视在内地的影响很大，由阮次山、曹景行、杨锦麟、何亮亮、邱震海等几位年龄成熟的出镜评论员，“共同开创了在电视节目中设置常驻评论员的业界先河”。他们以丰富的经验，敏锐的判断力评点国际风云，给内地观众耳目一新之感。也是我们新闻学师生仰之弥高的明星。（文后附一篇文章评价曹景行）

阮次山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本校延请为客座教授，并专程莅临，为师生讲座。

现在回看我当年那些话，确比比较“楞”。如果是现在，我大概是不会这样说话的。何况是当面。

如今，阮次山、曹景行两位先已凋零。当年风采，仍在眼前浮现。

考试。

阮次山来校讲演。我本来对这位著名评论员的判断力是十分钦佩的。但是他的演讲太拉杂了，关键是没有原则、理想和伟大人格，而只是一些纵横家的实利主义。学校这次很隆重地聘他为客座教授，四百人的礼堂挤满了人，无非为其名气。我听了听，他还真不算大师。

今天新闻学院安排教师与阮次山先生座谈。我提了一个问题：阮次山与早年在亚洲十分有影响的旅美评论家梁厚甫先生如何比较。他们有相似的背景，都是以传统文化的蕴藉评论当代国际政治，特别是中美关系问题。

但是，似乎梁先生而从容一些，更人文化一些（因此也显得更温暖一些）；而阮先生则更像一个古代的纵横家，只言利害，不言价值（我也批评了他在昨天演讲中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马基雅维里气息），更技术化一些，判断的空间也更局促一些。

这就由一个问题转到了另一个问题。

阮次山从容作答：他说他知道梁厚甫。梁先生是传统文人。而阮自己则是一个学过国际法的专业人士。他说不应该学马基雅维里，但他想把他在西方了解的国际政治观念传达给国内的青年朋友。

中午吃饭时，院长郭庆光对我说：你可以就此写一篇文章。

我对学校尊贵的客人有点冒犯，也没有受到非议。

昨晚看凤凰卫视阮次山的《新闻今日谈》，感到有一些不对。一早起来写了一篇博文《凤凰不要轻言革命》。

　　在昨晚凤凰卫视的“新闻今日谈”节目中，资深评论员阮次山论及“台湾‘倒扁静坐’不可能成功”，多次谈到了“革命”、“流血”，这使我有一些吃惊。

　　阮次山是有经验、有判断力的评论员，他判断“台湾倒扁静坐不可能成功”，我认为是不错的；他把“革命”、“流血”当作倒扁成功的前提，我认为也差不多可以成立。这些都是事实判断。但是，他在价值判断上认为台湾目前由施明德发起的百万人静坐活动应该发展成一场革命，并且批评马英九等国民党人“害怕流血”的“政治洁癖”，我认为就是错误的了。

一段时间以来，我对于台湾目前的政治形势的了解，主要是来自凤凰台。凤凰对于施明德发起的百万人倒扁活动有非常集中的报道与评论，并且有乐观其成的明显倾向。但是，凤凰的那么多评论（许多评论者是台湾的泛蓝人士），都没有说清楚：这场活动是在民主政治的程序范围之外的。如果依赖通过这样的群众运动或者说“革命”，就可以推翻一个政府或把“总统”赶下台的话，那么这样的运动就会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与凤凰的其他评论不同，昨晚阮次山作了最冷静的判断，但是，他却触及了最极端的诉求、最极端的概念――革命和流血。

　　为了陈水扁的下台，真的值得流血吗？我认为，在谈到革命流血的时候，负有“言责”的评论家一定要慎重，因为它是别人要负出的代价。在我看来，陈水扁下台，在司法和政治程序的范围内，是可以期待的。如果这些都不能让阿扁下台，那么假以时日，两年，陈水扁也会自然到点下台。为了两年，需要革命和流血吗？

再说国民党的态度。它的态度是党不介入，但不禁止党员个人参与施明德的倒扁行动。这让人看起来是有点坐山观虎斗的滑头。而阮次山则据此批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没有政治头脑。

而在我看来，如果施明德作为个人可以领导群众运动或革命的话，国民党作为一个在野党则是不可以，也没有资格参与革命的。因为那无疑把自己由一个政治程序之内通过竞选上台的在野党变成了一个政治程序之外的革命党――这个界线，不是政治策略，而是政治原则。

国民党“不动声色”，可能是坐收渔人之利的，也可能如阮次山说的那样，是丧失大好机会。但这都是从策略上着眼，而不是从原则上着眼。国民党说“不要流血”，不是敷衍话，而是原则话。说这话和持守这样的立场是没有错的。而如果期望流别人的血而达到政权更迭，自己当政――只为了提前两年的话，则是没有原则。

　　阮次山批评马英九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在2000年和2004年两次国民党选举失败，党员群情激情的情况下，没有利用这样的激情，并把这样的激情推动成革命，达到“乌克兰效应”；反而作为台北市市长，出来劝人们冷静。

阮先生说：革命是不能冷静的，一冷静就完了。这也是正确的经验之谈。但是，在我看来，马英九根本不想成为革命领袖，他受的教育以及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一个通过正常的民主政治程序执政的人。这不是有没有头脑的事，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最后说到革命。革命是没有错的。革命推动历史。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都推动了历史。我对历史上的革命，有积极的价值判断。而且以从小受的教育，对革命也有情感的倾向。

但是，人民是否永远拥有随时革命的权利，即使永远拥有，是否任何情况下的使用革命权都是合理的？只有很少人做出肯定的回答。这很少的人中，就有杰弗逊和毛泽东。他们都是政治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但是，革命是有沉重代价的，这种革命的代价是由人民来承担的。轻言革命的人，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就台湾的施明德倒扁活动来说，它的性质是不是革命？我觉得很难说是革命，也不一定要发展成革命。至少到目前为止，它只是人民的“公开表达”活动。而人民的表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我对其认可的合理性边界。

如果这种人民的表达，能够使阿扁下台最好。但如果把这种表达推动到革命的地步，如果流血，那么施明德作为发起者，当然要为人民负责。他现在就要对这百万人负责。他要问一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要革命啊？我如果要革命的话，你们还支持吗？

革命所及，影响的当然不止于百万参与者。

来源：少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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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